本刊记者 杨良敏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也是发掘和释放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举措，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11月6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2016年会”在北京亦城财富中心举行，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新动能”展开讨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作开幕致辞暨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张来明、隆国强、王一鸣，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等出席论坛。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2015-2016年度重要研究成果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6”。来自各级各类智库、中央和地方政府、国内外知名企业等各界代表约400人参加论坛。论坛各环节分别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隆国强，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以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合生、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白文主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但目标远未完成，需要持续推进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疲弱，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面临速度换挡、动力转换、结构优化的局面，同时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和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对此，中央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通过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改善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做主旨演讲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战略实施一年来已取得初步成效。截至9月末，钢铁、煤炭行业业已退出的产能达到全年目标的8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0.8%，商品房待售面积较2015年末减少2241万平方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0.24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水利管理、农林牧渔业投资同比增长分别高于全部投资35.2、12.3和11.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6个百分点。
他同时提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还远未完成，“三去一降一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尚未形成，尤其是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金融领域和房地产领域出现了资产泡沫现象，非实体经济聚集了过多的发展资源，严重削弱了增长新动力赖以形成的基础。
李伟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促进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关键是要把壮大、做优、提升实体经济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坚实基础。而发展实体经济，一要继续扩大制造业总规模，壮大实体经济，二要加快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做优实体经济，三要适应新技术革命蓄势待发的大趋势，提升实体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做主题演讲时表示，当前经济企稳迹象更加显著，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幅度在收窄，呈现企稳态势，需求状况、企业经营环境和效益状况以及预期都在改善，积极因素增多，经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无疑首先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增长新动能有所增强的反映。
同时，他认为经济企稳的基础仍不牢固。一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不够强大，还没有能够对增长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增长新动能有所增强，但整体来看，新动能还不够强大，新旧动能接续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
二是化解矛盾和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领域、部分地区、部分企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过高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所取得的成果尚需要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甚至新的矛盾，需要防范和化解。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一些重要改革尚有待突破。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要素供给和鼓励创新发展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改革来提供制度支持。
对此，张军扩说，下一步宏观政策的基本方向，就是要保持政策定力，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把解决结构问题与解决需求问题相结合，把解决中长期问题与解决短期问题相结合，在继续做好需求管理的同时，着力推进各项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发展动力，从而既防止增速短期的过度下滑，也为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进行创新，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改革目标的正确路径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发生积极变化，这与供给侧改革持续发力，有效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分不开。这种良好势头需要保持并扩大，让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持续释放，必须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进行创新。
就深化改革来说，张军扩认为要着力处理好四方面关系。一是在改革的内容上，要处理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既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也要大力推进能够充分释放需求潜力的改革，这两方面改革都是释放中高速增长潜力所必须的。
二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都不是能够通过行政办法简单认定的，而是一个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政府工作的重点，主要应当放在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管好就业，管好系统性风险，其他的事情则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是在改革推进方式上，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现阶段强调顶层设计是必要的，同时也要鼓励基层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否则可能使一些改革陷于争论而裹足不前。同时，要容忍改革者犯错误，容忍改革失败，为地方基层大胆试验创造良好环境。
四是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要处理好激励和约束的关系。过去30多年来，对各级干部很强的激励机制在促进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但在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破与立、“堵后门”与“开前门”、约束和激励的关系，以鼓励真正干事创业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推向深入。
就着力进行创新来说，李伟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壮大、做优、提升实体经济，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方位创新，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置于核心位置。他说，推动创新，关键是要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第一，要建立规范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企业创新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一要建立有力的市场监管制度。二要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三要打破不合理的垄断格局。
第二，要改革创新体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赢得产业核心竞争优势，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突破制约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的瓶颈，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第三，完善财税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得各级政府把促进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因地制宜地建设具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
第四，建立鼓励创造性劳动的制度，使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
李伟表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两者共同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培育增长新动力，既需要从供给侧发力，也要在需求侧为实体经济成长创造市场机会。当前，为实体经济发展开辟市场需求，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发力。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增大国内消费升级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二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增强中西部地区对国内产品的吸纳能力。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步伐，不仅会为资本产品、也会为消费产品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三要积极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育和成长创造市场机会的途径和方法。面对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强大优势，我们必须借鉴国际经验，为这类产业培育市场需求、拓宽发展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持续六年多时间，现在正处在筑底过程中。如何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打开经济增长的新空间，这是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面临的重大课题。
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有效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推动经济运行发生多方面积极变化的同时，经济企稳短期内还难以摆脱对投资的依赖。从需求层面看，投资依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从过去几年来看，投资效率在逐步下降。继续依靠投资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在逐步收窄。如何摆脱这种局面，最关键的就要提高投资效率，创新是提高投资效率的根本途径。供给侧改革，从短期看，主要是以存量调整为主，即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把存量沉淀的生产要素解放出来；从中长期来看，则要注重培育新的增量，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水平，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创新。
从国际经验看，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摆脱困境，虽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帮助美国经济走出“滞胀”泥潭的还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信息技术产品的摩尔定律，推动技术突飞猛进和广泛的产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失业与通货膨胀相互替代的菲利普斯曲线，推动增长率和生产率双增、通胀率和失业率双降。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尽管科技革命还没有形成，主要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但是新技术正在加快孕育。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目前，创新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五个领域最为活跃。这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引发新一波创新浪潮，带来深刻技术变革，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带来生产率的极大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亦对信息技术变革带来影响十分重视。他说，信息经济、信息产业所带动的核心产业、关联产业和所形成的行业生态环境、周边及上下游辐射效应，共同促使整个信息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能。2014年，我国信息经济占GDP比重首次超过GDP的1/4。2015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8万亿元。信息经济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强大保证。
怀进鹏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力量是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从存储、感知、计算、相互融合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将会对整个生产、生活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数字化信息技术本身也进一步和制造业、生物技术、能源、材料技术结合，诞生了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车联网等新材料、新技术。信息技术仍然处于发展的爆发期，是引领变革的主导力量，也是需求导向的动力，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需要突出和加强的方面。
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发展，要防止认识上的三大误区：一是把供给和需求对立或者割裂开来；二是把供给侧改革和西方的供求学派混为一谈；三是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扩大供给或者淘汰过剩供给，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短期来讲，可能是“三去一降一补”，长期来讲最重要的是创新驱动和全面深化改革。
辜胜阻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主要依靠发挥三大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包括市场主体（企业家）、创新主体（科研创新人才）和改革的主体（官员）。这三大主体是三个“关键的少数”，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性，供给侧改革落地就很难。要改变企业家因为成本太高不能为、科技人员缺激励不想为和干部不作为、不会为的局面。
同时，要用好“三大引擎”，保持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一是“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深度融合，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的转变。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中国版的供给经济学或供给侧改革的伟大实践。三是“一带一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优化经济结构。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退，要在短期内尽快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二是供给侧改革需要培育新动力，为此要尽快构建体制机制的新引擎。三是新动力的形成需要改革做引擎，而改革引擎的形成则需要解放思想为依托。若无法形成共识，改革进程便会搁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像当年改革开放一样，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来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他同时强调，供给侧改革需要调动社会市场主体积极性，政府要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改革核心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继续减少、取消一批行政审批权事项，降低企业制度交易成本。二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宽垄断行业准入门槛，减少买方或卖方垄断，减少买者和卖者的成本。三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为社会减税、减费，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使社会积极性最大化。四是提高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穷人救助力度，为中低收入人群消除后顾之忧，为扩大社会消费注入新动力。五是重构科技创新新体制，为万众创新、产业升级再建新引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从中国游客到日本抢购马桶盖事例说起，认为这一现象表明，世界工业化走到了一个关头，中国工业化也走到一个关头。30多年来，在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制造在面上的优势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但在点上不足，大部分产业没有占领世界技术的制高点。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国家，我们还有很多往上走的空间，这关乎经济能否保持高增长。他说，下一轮高速增长，需要靠创新来推动，而这个创新，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在点上攀登产业技术高峰，在面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这依赖于重大的技术变革。而这个高增长，对于一个成熟经济体来说，平均2%的增长率就是一个理想状态。他特别强调，破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困局时，产业文化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最关键要素，相比资源、技术要素来说，学不来、买不来，也很难培育，必须高度重视。
在科技日报社常务副社长房汉廷看来，被忽略的、足以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浪潮已经来临。当信息处理、信息传输和信息采集技术三浪合流之后，人类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创造性毁灭：信息不对称不再存在，传统金融业、贸易会被精准匹配的新业态取代；企业与公司这种经济组织模式将被事件或项目取代，人与人的长板合作模式得以普遍实现；物联网产生的客观信用体系将极大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使市场计划可以充分实现，其爆发性成长正在显现。如果中国能在物联网这一浪潮中取得先机，就可以充分享受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浪潮的丰硕成果，自然也可以引领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只不过新的高速增长，再不是要素驱动的增长，而是实实在在的创新驱动增长。
财政部研究室巡视员汪义达指出，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相互关联的，也是互动推进的。其核心是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积极有序地推动。他就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放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效益和效率。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要强化政策落实、落地的效果。
第二，促进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和配置优化升级。一是要加快推进要素价格体制改革。二是提升人力资本，协同保护好企业和劳动者这一利益共同体，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对土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利用效率。
第三，鼓励创新驱动发展。要以企业为主体，将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抓好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实，实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度融合，真正营造出市场主体愿意创新、能够创新、实现创新的良好生态系统，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活力。
国务院国资委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彭建国强调，供给侧改革的手段主要是靠创新，涉及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他认为，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创新的文化。创新的观念有三点，一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二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三是“没有永恒，只有万变”。创新的思维有三个，一是“白日做梦”的非常规思维；二是“想入非非”的发展性思维；三是“一步登天”的跳跃思维。同时，还要在社会形成创新氛围，尊重人才，承认知识的价格；尊重个性，承认特色的价值；尊重探险，承认失败的价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以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当前备受关注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改革本身。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任务和要实现的目标混淆，任务只负责解决前进道路上的一些问题，并非要达到的彼岸，而彼岸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转型。经济转型，本质上就是新旧动力的转换。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新旧动力之间原本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也许我们可以更多地强调创新，但是实际上创新也离不开其他生产要素的配合。赵昌文指出，当前对于中国的创新，特别是企业创新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对此，要把握三个重点：第一，当前我国生产性-非生产性活动收益报酬结构失衡，需建立创新导向型的社会报酬结构。第二，保持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即小企业能够成长为大企业以及大企业维持现有地位的能力，这是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为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这需要营造一种良好的创新生态。第三，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或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表示，通过调研了解到，面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企业投资方向看不清、不敢投。怎么办？马骏介绍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发现后提出：对知识资本进行投资是大势所趋，发达国家多数企业的知识资产比重已经超过了物质资产。知识资产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人力资产，指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可运用于企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二是组织资产，指组织成员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下现场工作而形成的，能够为组织创造价值的知识形式，它根植于企业的价值观体系、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组织制度和企业文化之中；三是技术资产，包括企业内部各种数据库、技术文档、版权、专利、特许权等；四是顾客资产，指企业与顾客（客户、公共管理部门）间的关系，包括品牌、客户信息，等等。走出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评价企业实力不能仅仅局限于矿产、厂房、大楼，而是应体现在专家资源、技术能力、管理水平、粉丝数量等方面。因而，当前企业要从曾经对物质资本的追求转向对知识资本的重视。
智库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理应在全面深化改革、发掘经济新动能过程中贡献智慧，勇于担当
作为国研智库论坛年会的重头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年度研究成果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选择在论坛上公开、集中“亮相”，成为外界了解国研中心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国研智库论坛2016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第三次代表国研中心发布年度部分重要研究成果及其出版情况。
张军扩说，从2010年开始，为了扩大中心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用和影响力，每年都选择一部分高质量的、可以向社会公开的研究报告，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的形式，由中心直属的中国发展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截至今年，这套丛书已经连续出版了七年，累计出书101种、104本（其中有3种分为上、下册出版）。七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特别是中央各界领导同志和政策咨询研究机构，智库业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丛书给予充分肯定，有的图书还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学术荣誉。
张军扩说，今年出版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6”是中心的第七套年度丛书。按照研究课题的内容领域划分，这套丛书主要反映了去年以来中心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大方面，是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这套丛书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上、下），一部是《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
第二大方面，是经济政策层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宏观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等。这方面一共包括五本著作，其中，关于宏观政策方面的著作有三本，一本是由余斌、魏加宁等撰写的《新形势下完善宏观调控理论与机制研究》;一本是由魏加宁、杨坤和吕东青合著的《通货紧缩风险研究》；
还有一本是吴振宇撰写的《中国经济再平衡——迈向成熟的结构转型》。区域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侯永志、张永生、刘培林等撰写的《区域协同发展：机遇与政策研究》一书。产业政策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赵昌文等撰写的《新时期中国产业政策研究》。
第三大方面，是关于推进部分重点领域改革的研究成果。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四本，一本是马骏、张文魁、张永伟、袁东明等撰写的《国企改革路线图探析》；一本是张承惠、陈道富等撰写的《我国金融监管架构重构研究》；一本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课题组承担的《社会政策重点领域改革研究》；还有一本是龙海波、王雄军合著的《行政审批改革红利与与绩效评价：2013-2015》。
第四大方面，是关于“三农”问题及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分别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撰写的《找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支点》、周群力撰写的《我国农业规模经济的变化与政策含义》，柳岩撰写的《农民合作社扶持政策与制度研究》以及由高世楫、程会强等撰写的《城镇化进程中的几个难点问题及案例研究》。
张军扩表示，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以外，今年的丛书还涉及创新发展、市场流通、环境保护、产业转移、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包括：任兴洲、王微、王青等撰写的《“互联网+流通”：创新实践、成效与政策》，陈健鹏编著的《污染物排放与环境质量变化历史趋势国际比较研究》，毕革新、许召元等撰写的《我国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研究》，郭巍撰写的《新时期中国典型产业对外转移研究》等。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研究部（所）的赵晋平、赵昌文、魏加宁、侯永志、叶兴庆、王列军、王微、马骏、张承惠、程会强等10位资深专家先后对其中11个课题作了具体介绍和深入解读。
发布环节结束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就“经济新动能与智库新担当”发表了主旨演讲。
隆国强说，自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后，智库建设被列入新一轮改革重要任务之一。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全国上下掀起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高潮。从去年开始，中宣部积极组织建设中国特色高端智库的各项试点工作。目前，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政策研究质量的提升，还是体制机制的探索创新，均有重要进展。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仍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隆国强说，在新形势下，我们须进一步明确智库的职能。智库既要履行好政策研究这一传统职能，也要扩展和探索新的职能。
智库的传统职能是政策研究，这也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而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提升政策研究的质量。高端智库试点以来，确实取得了明显进展，出现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成果。但是与中央的期盼、与各级政府的需求而言，中国智库还需要多方面着力，以提升政策研究的水平和质量。
近年来，新型智库建设又出现了一项新职能，即政策评估。本届政府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库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密集的政策评估任务，包括党中央交办的、国务院交办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委托的等等。毋庸置疑，这一任务非常重要，我们也依旧在不断探索之中。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例，目前承担的评估任务从内容来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改革方案的评估，第二类是关于政府重大决策的评估，第三类是涉及对外谈判方案的评估。
智库的新职能之二是政策解读。这也是建设新型智库日趋重要的一项职能，即通过智库向社会准确地解读政策（包括政策的目标、原因、内容等），使社会各界更好地、更加准确地理解政策，从而让政策落实有一个更好的社会氛围。这对于政策的贯彻落实非常重要。
智库的新职能之三是智库外交。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隐含着的是，在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的交流过程中，智库有其独特价值。如今我们说，要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但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自己要把中国故事研究透，对中国的发展经验要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提炼，要把具有共性的内容总结出来与世界分享。同时，要抱有一种谦虚的心态，认真学习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
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面，隆国强认为，其最核心、最重要的三大要素是：组织文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体制机制建设。
组织文化是智库的灵魂。凡是成功的智库，都有自己独特的智库文化。智库研究要善于发现问题，要始于问题，但不能终于问题，应终于解决方案。
人才队伍是高端智库的基础。高水平的智库人才，是决定一个智库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在目前条件下，除了吸引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才和用好人才。
体制机制是高端智库的保障。简单地比照行政部门的管理制度，不适合智库的运作，体制机制创新的任务十分艰巨。
此外，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提升政治素养，保证智库在研究工作中能够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进一步提升研究人员的责任感、荣誉感，为政策研究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同样尤为重要。
随后，智库机构代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总编辑李志军、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寅权、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沈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同方知网党政与金融知识管理公司总经理谢磊等分别就智库建设与责任担当参与讨论。
在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中国智库创新科学园共建协议，以及TEA等首批企业入园的签约仪式。成立中国智库创新科学园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按照以“智库、智慧、智造”为内涵打造“文化智谷”的发展思路，推动智库产业发展的创新实践。中国智库创新科学园由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与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首家智库科学园区。
“国研智库论坛”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下，围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设“国际一流高端智库”发展目标打造的交流平台，旨在发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政策咨询及政策解读优势，在智库与各级政府、企业界及社会各界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从而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推进国家的科学决策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该论坛由“国研智库论坛年会”、“国研智库新年论坛”、“国研智库月度论坛”、“国研智库地方论坛”以及“国际智库论坛”等组成。其中“国研智库论坛年会”每年秋季举办，主要功能是探讨智库建设和发展，传播智库研究成果，并就国际国内热点、难点、重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