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姜 巍
如何通过科技、文化创新，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1月6日下午，在“国研智库论坛·2016年会暨中国智库创新科技园企业入园签约仪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引领”平行论坛上，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和智库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代表，就此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白文主持了讨论。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局
“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持续六年多时间，从过去几年来看，投资效率是逐步下降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演讲中说，2015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即每新增1元GDP所需投资）达到6.7元，比2010年的4.2元提高近60%，这就意味着投资的边际效率在下降，继续依靠投资和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在收窄。投资效率下降对应的问题是，要保持稳定的收益，就必须提高杠杆率。过去几年，我们的债务杠杆持续攀升。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测算，2010年至2015年，我国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16.6%，比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快约6个百分点，是国际清算银行报告所列43个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
科技日报社常务副社长房汉廷在肯定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指出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困局。他说，正如王小鲁指出的，中国经济增长成绩的85%左右是来自廉价劳动力贡献的劳动红利、无限制的资本堆积以及令人恐慌的过度资源开发和环境破坏。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红利减少、投资驱动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产能过剩严重、外需动力减弱的困局。
“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遇到了深刻的局限，这个局限更多是来自技术与文化的局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表示。他说，资源、技术、文化是工业革命发展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工业化发展初期，可以用廉价的资源去吸引外资投入，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现资源的约束导致技术的约束，技术的约束又导致产业文化的约束。而我们现在遇到的瓶颈就是，等待一个重大的、能够改变生活方式的技术革命。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
当前，从全球范围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尚未形成，新的技术正在孕育。技术融合趋势加快，制造业范式发生新变化，产业发展孕育新形态，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王一鸣在演讲中说，创新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五个领域最为活跃。
房汉廷则指出，被忽略的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浪潮已经来临。他说，第一浪潮是信息处理技术的革命。其标志性事件是，1971年1月英特尔公司的霍夫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块4位微处理器芯片“Intel 4004”，微处理器和微机时代从此开始。第一浪潮改变了信息处理世界，出现了英特尔、微软、IBM、方正等一系列信息处理世界的商业巨头。第二浪潮是信息传输技术的革命。其标志性事件是，上世纪80年代以阿帕网为代表的互联网的诞生，以及2010年以来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第二浪潮改变了信息传输世界，进而改变甚至颠覆了世界经济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正在使这种变化走向深入。而第三浪潮是信息采集技术的革命。其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在美国召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提出“传感网是下个世纪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发展机遇”。当信息处理、信息传输和信息采集技术三浪合流之后，人类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创造性毁灭：信息不对称不再存在，传统金融业、贸易会被精准匹配的新业态取代；企业与公司这种经济组织模式将被事件或项目取代，人与人的长板合作模式得以普遍实现；物联网产生的客观信用体系将极大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使市场计划可以充分实现。
他认为，物联网从提出到今天已有17年，其爆发性成长正在显现。如果中国能在物联网这一浪潮中取得先机，就可以充分享受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浪潮的丰硕成果，自然也可以引领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只不过新的高速增长，再不是要素驱动的增长，而是实实在在的创新驱动增长。
“换言之，物联网不是一个独立的或孤立的产业，而是超越互联网的信息采集革命，由此对微观产业组织形态、客观信用体系建设以及政府宏观管理效果，都将产生创造性毁灭的效果。”房汉廷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物联网将彻底颠覆财富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基本规律——生产与消费精准匹配成为现实；长渠道流通正在消失；共享经济成为可能。
改革是摆脱困局的根本途径
中国经济如何摆脱发展困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随着新动力加快成长，对旧动力的替代作用逐步增强，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位置和重要性会进一步凸显出来。
王一鸣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提高投资效率，而创新是提高投资效率的根本途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短期看，主要是以存量调整为主，即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把存量沉淀的生产要素解放出来；从中长期来看，则要注重培育新的增量，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水平，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创新。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即有力有序有效地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是相互关联的，也是互动推进的。其核心是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积极有序地推动。”财政部研究室巡视员汪义达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经济发展模式由规模速度型转向经济效益型，经济增长动力由以往的要素拉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以改革创新的思维和方法着力校正供需结构错配和生产要素配置扭曲的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扩大有效供给，增加中高端供给，提高供给适应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和能力，特别是要加快新旧动能转化接续，大力提升全要素，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汪义达阐述了三点建议：第一，进一步放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效益和效率。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要强化政策落实、落地的效果。一是继续放松行政管制。政府简政放权既要放得下去，市场主体和基层更要能接得住，动态调整优化政府的权利和责任清单，真正为企业松绑，稳定和引导好市场主体的预期，激发企业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二是提高政策的执行力，政府做到放管结合，要注重完善好配套的保障措施，对一些确实需要保留审批的项目也要适当简化环节和优化程序，提高审批的效率。同时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维持好市场秩序，为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的营商环境。三是要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强化服务意识和优化服务手段，建立健全制度政策发布解读机制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共享平台，真正提高对企业服务的效率，切实降低企业交易型的制度成本，进一步增强人们群众和主体企业对放、管、服政策的获得感。
第二，促进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和配置优化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消除影响各类资源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制度性障碍，清除供给冗余，盘活无效供给层面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让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增加有效供给，促进要素有效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是要加快推进要素价格体制改革。价格是要素市场供需平衡和自由流动的前提。长期以来，我国要素改革扭曲导致成本外部化，影响了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也抑制了技术创新。所以，要注重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在资金、土地、技术、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方面寻找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发挥市场要素的作用。二是提升人力资本，协同保护好企业和劳动者这一利益共同体，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快推进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创新，平衡好企业和劳动者的权益，适当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序放开企业灵活用工，完善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增强劳动市场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高效性，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制度，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夯实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重点做好农村土地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在做好这“三块地”单一性试点的基础上，适当选择开展一些综合性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扩大试点效果，进而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放到推进村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统筹研究，推动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流通市场，对土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利用效率。
第三，鼓励创新驱动发展。结构升级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是科技基础进步，创新是第一动力。要以企业为主体，将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抓好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实，实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度融合，真正营造出市场主体愿意创新、能够创新、实现创新的良好生态系统，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活力。一是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重点深化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导向由研发管理转向创新治理，科学地配置资源。在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统筹基础上，完善公共科研经费投放机制。在自主方向选择、自主效果评价等环节推进第三方评价机制。在总投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切实优化结构，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以提高公共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改革现行财政科研资金资助模式，在完善现行试前申请、定向资助模式的基础上，逐步试点试行后行激励机制，根据最终成果给予科研单位和人员合理的补偿和激励。当政府为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市场又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能更加有效地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机制创新，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创造出新的供给和有效供给，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二是着力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提高信息通讯技术的渗透率，大力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针对传统行业和企业信息化改造给予普惠性的财税扶植政策，同时按照简政放权、开放包容的原则，适当支持基于信息通讯技术而形成的各种新事物、新模式和新业态，为新产业、新技术发展预留更多的空间。立足优势产业链，拓展创新链条，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科技资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的核心关键，以及共性的通用技术进行攻关，支持成立由关键企业、高等院所、社会资本等共同参与的产业技术联盟，通过创新驱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推动战略性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创新链为引导，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传统企业聚集优势资源加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构建面向市场的应用技术体系，实现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活用的一体化制度安排，特别是促进知识产权流转和流通，使技术创新和研发成果有效转化，政府采购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突出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作用，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的首购、订购制度，加快培育和发展技术应用市场，真正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三是加强创新人才培育集聚和使用。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是创新的核心要素，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发挥科技人才对创新引领的支撑作用。以创新为导向，完善人才培育体系，着眼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注重个性发展，激发有才干的年轻人参与科研活动。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型人才为导向，深化教育、教学制度改革，完善职业教育制度，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布局结构，强化企业社会办学作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面向市场需求调整优化学科管理设置，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个人潜能和创造力，培养和弘扬企业家精神。
园区和企业如何搭乘改革“顺风车”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搭上改革的“顺风车”，是许多地方、企业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以本次论坛举办地——北京亦庄为代表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先进制造业聚集区和区域经济增长极，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区，更在创新发展中承担着特殊使命。
“过去，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优惠政策和要素驱动，随着体制的完善和要素成本的增加，现在要适应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王一鸣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给出六点建议：一是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二是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三是把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四是强化科技创新的人才基础；五是建立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六是充分利用国际的科技资源。
同时，王一鸣还针对北京亦庄开发区的未来发展“把脉”“支招”。他认为，北京亦庄开发区具有创新资源的独特优势，在转型发展中需要重点把握四个关键方面：突出重点战略领域；培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生态。
两位中国智库创新科学园的入园企业代表也在会上发言。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主任刘光明介绍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如何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与超级计算的深度融合来促进产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远辰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金华则以客家文化旅游为例，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表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推进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做到优质供给，打造高品位的客家文化旅游精品，在强化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上下工夫，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新业态，促进旅游消费升级。
正如金碚在演讲中所说的，创新，更多的就是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