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如何追随经济新动向，寻求转型升级的合理路径，实现企业的自我救赎乃至超越？这成为当前中国企业不可回避的现实考验。
11月6日下午，“国研智库论坛·2016年会”举行了一场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企业创新”的平行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智库学者及知名企业代表的前沿声音，或许可以为企业家们释疑解惑。
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点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自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进入调整和转型阶段。对于未来的发展前景，众说纷纭，有乐观的看法，也不乏相对悲观的预测。当然，也有更多基于理性和客观的判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赵昌文在发言中提及今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访谈”，文章称，“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在赵昌文看来，L型经济增长阶段的背后就是转型。“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也就是说，这样一个L型的增长，其实只是在增长速度方面的一种表现，其背后是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如果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能够顺利进行，L型的走势方可实现。”
“以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出发点”。赵昌文进而指出，当前备受关注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改革本身。“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任务和要实现的目标混淆，任务只负责解决前进道路上的一些问题，并非要达到的彼岸，而彼岸是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实现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本质上就是新旧动力的转换。这里遇到一个难解的问题，即何为新动力，何为旧动力？“其实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新旧动力之间原本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比如说，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其在任何一个经济增长阶段都会发挥作用，很难明确哪个要素是新动力而哪个是旧动力。也许我们可以更多地强调创新，但是实际上创新也离不开其他生产要素的配合。”赵昌文表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在发言中总结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退，要在短期内尽快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终端产业为动力，从曾经的低收入阶段迈向中高收入阶段，而要想迈进高收入阶段，仅凭传统动力是不够的，必须通过进一步改革，以新动力迈上新台阶。“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的目标，是进入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前15位，迈进创新型国家，建设高效协同国家创新体系，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健全可持续发展技术体系，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技术体系。
第二个关键点是，供给侧改革需要培育新动力，为此要尽快构建体制机制的新引擎。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构建发展新体制”，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等。
第三个关键点是，新动力的形成需要改革做引擎，而改革引擎的形成则需要解放思想为依托。若无法形成共识，改革进程便会搁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像当年改革开放一样，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来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建立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
赵昌文在发言中运用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提出的“循环流转—经济发展”分析框架，解释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状态。所谓的“循环流转”状态，其实是没有增长的或者是全要素生产率未提高的增长。而“经济发展”状态，所对应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创新”。要实现创新发展，必须先回到循环流转的状态，否则创新无法发生。基于此，赵昌文强调，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该退的要退，而且要退够”。
而何为创新发展呢？在熊彼特提出的概念中，实际上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引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研发过程。基于这样一种理解，赵昌文认为，有必要对创新各环节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化研究。
正如本节讨论的主持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世楫所言，“所有的创新行为最终都会落实到企业家和企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企业应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是最基本的单元。”
赵昌文指出，“当前对于中国的创新，特别是企业创新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这比其他任何微观的问题都更为重要。”他解释道，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是有利于创新要素向生产性活动而不是非生产性活动配置的经济结构或社会报酬结构。对一个经济体来说，若企业家才能等创新要素更多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则其创新能力强；若更多地配置到非生产性活动中，则其创新能力弱。
对于如何实现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赵昌文提出以下三个重点：
第一，当前我国生产性-非生产性活动收益报酬结构失衡，需建立创新导向型的社会报酬结构。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金融业企业所得税为7634亿元，工业企业所得税为5843亿元。另外，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相当于其他2000多家上市公司的利润总和。通过这些数据，大体可以看出我国行业报酬结构的失衡。
第二，保持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简单来讲，纵向流动性就是小企业能够成长为大企业以及大企业维持现有地位的能力。这是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为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不难发现，我国有些小企业创业多年，却永远长不大，甚至有的企业成长几年后便中途夭折，或是被兼并收购。
“因此，我们在关注中国创新的时候，一定要营造一种良好的创新生态，让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能够有成长为大企业的可能性。”赵昌文强调。
第三，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或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由于历史原因，转型经济下国有资本布局相对较宽，国有资本代谢较长，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2008年至2014年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的配置结构并不合理，需要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总体规模意义上的收缩，需要建立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系，也需要加快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赵昌文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部门的发展，更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建立一种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
国务院国资委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彭建国强调，供给侧改革的手段主要是靠创新，涉及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他认为，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创新的文化。创新的观念有三点，一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二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三是“没有永恒，只有万变”。创新的思维有三个，一是“白日做梦”的非常规思维；二是“想入非非”的发展性思维；三是“一步登天”的跳跃思维。同时，还要在社会形成创新氛围，尊重人才，承认知识的价格；尊重个性，承认特色的价值；尊重探险，承认失败的价值。
国企改革坚持放管结合
论坛上，无论是谈及“优化供给侧改革的外部环境”还是“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等问题，国企改革均被视为突破点，摆在改革日程最醒目的位置上。
目前，国有企业最突出的问题在哪里？彭建国在发言中指出，国企在计划经济时期产生和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如鱼得水，而当国家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只有相应转变才是国企唯一的出路，这一转变需要改掉其非市场化的部分。
“降低买者和卖者的成本，核心是消除垄断，改革国有企业。”马晓河同样表示，买方、卖方垄断是以排除其他企业进入，增加社会成本为代价的，其垄断利润是从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上拿来的，而非靠竞争。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国企总体上已经与市场经济融合，只是尚有不到位的地方。何为深化改革？彭建国说，“就是要推动国企进一步同市场经济融合起来，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
在谈及供给侧改革如何调动社会市场主体积极性这一问题时，马晓河认为，政府要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改革核心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继续减少、取消一批行政审批权事项，降低企业制度交易成本。二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宽垄断行业准入门槛，减少买方或卖方垄断，减少买者和卖者的成本。三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为社会减税、减费，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使社会积极性最大化。四是提高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穷人救助力度，为中低收入人群消除后顾之忧，为扩大社会消费注入新动力。五是重构科技创新新体制，为万众创新、产业升级再建新引擎。
彭建国建议，要将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与强化监管相结合。如果通过改革，政府管得越来越少，企业权力越来越大，这就是改革的进步；反之，改革便是停滞或倒退。
他还表示，从国有企业的情况看，由于监管制度的缺陷和缺位，导致了腐败、以权谋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所以，要一手抓最大限度地放权，一手抓强化监管，将“放活”与“管好”结合起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企业发展迈向“知识资产时代”
尽管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非常明确，但对于企业家来说，要摸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路还有待时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骏表示，通过实地调研，不难发现当前传统业务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有不少企业面临亏损。另一方面，新的增长点看不清，企业想投资却又没把握。以我国目前市场化改革的水平，成熟的产品很难再寻找到市场空白，也就只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在成熟市场拔得头筹，要不然就是冒险开发一些不成熟的产品。
面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投资，方向在哪里？马骏介绍，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企业投资结构在过去二三十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企业对知识资本的投资快速增长，到了上世纪90年代，便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
另有研究通过分析各行业企业资产的结构变化，发现多数产业知识资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物质资产。有数据表明，1950年，美国企业80%的资产为物质资产，而到了2010年，企业资产的80%为知识资产。
什么是企业的知识资产？马骏指出，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人力资产，指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可运用于企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二是组织资产，指组织成员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下现场工作而形成的，能够为组织创造价值的知识形式，它根植于企业的价值观体系、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组织制度和企业文化之中；三是技术资产，包括企业内部各种数据库、技术文档、版权、专利、特许权等；四是顾客资产，指企业与顾客（客户、公共管理部门）间的关系，包括品牌、客户信息，等等。
既然投资知识资产是大势所趋，那么中国的企业家们愿意投资知识资产吗？“事实上，由于知识资产本身的特性，如不稳定、易沉没、难抵押、降绩效，很多企业家难免有顾虑。”马骏坦言。
他进而举例道，2014年美企脸书（Facebook）以总价190亿美元收购了设立仅五年且只有50名员工的WhatsApp（美国版微信）。如何给这一看似疯狂的决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的资产的负债表错了，还是投资者疯了？在马骏看来，答案是前者，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是用来记录工业时代物质资本的，并不能反映知识资本或者不能完全反映知识资本及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
走出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评价企业实力不能仅仅局限于矿产、厂房、大楼，而是应体现在专家资源、技术能力、管理水平、粉丝数量等方面。“因而，当前企业要从曾经对物质资本的追求转向对知识资本的重视。”马骏在发言的最后强调道。
参与本节论坛交流环节的企业代表跃狮五维集团，正是用其积极投身知识资产的成功印证着当下企业投资方向转型的必要性。该集团于1994年在我国台湾地区成立，专为主题公园、娱乐中心、博物馆及科学中心提供主题概念与总体创意规划服务，负责主题娱乐景点的规划与整场设计、媒体制作、特殊影院设备提供及装置、运营管理辅导等，曾担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与台湾馆的创意总监与工程总包，秉持创新手法传达创意与文化底蕴的精神，持续在主题娱乐规划设计领域深耕专业。
跃狮五维集团总裁、世界主题乐园领域最高组织TEA（主题娱乐协会）董事吴菊女士同时也是“下世代培训计划”亚太区的总召集人。论坛上，吴菊同其团队在发言中探讨了主题娱乐产业人才培训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动能框架下的前景展望。
据2015年最新发布的主题娱乐产业研究报告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发展一直呈现低迷状态，但主题娱乐产业在全球仍实现了7%以上的增长，其中前十大主题公园所占的游客量总计为4.2亿，并且前十大主题公园中第四名、第七名、第八名及第十名均来自中国，包括长隆、芜湖方特、宋城和华侨城。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主题公园在中国供给侧改革下的成长。
那么，TEA“下世代培训计划”的诞生，便是为了满足主题娱乐领域从基层到高阶层在设计、管理、运营人才培训方面的需求。近年来，“下世代培训计划”在美国已陆续为相关乐园输送了从设计面到技术面的诸多优秀人才。未来希望引进这样一套训练模式，为中国的主题娱乐产业领域提供人力支撑。
主题公园需要跨领域人才的整合以提供完整的体验和成功的项目，而我国主题娱乐产业在跨界整合及创新能力方面相对缺乏，这也正是跃狮五维集团借用TEA的国际资源带领中国整个产业发展并开启人才培训计划的初衷。
据介绍，跃狮五维集团同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创建的“TEA基地培训中心”，未来将会吸引更多相关领域的企业进驻，致力于为这一高端行业注入全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