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11月6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2016年会”在北京亦城财富中心举行。在当天下午的“经济新动能与中国智库之担当”主题分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与七位来自国内领先智库的代表，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相关议题，从多个维度展开了精彩对话。
新时代新要求 中国智库要有新担当
隆国强在主旨发言中指出，面临当前的新形势，中国智库既要履行好政策研究的传统职能，也要探索政策评估、政策解读及智库外交等新职能。同时要注意，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组织文化建设、人才建设和体制机制建设这三大要素不可或缺。
新职能之一是政策评估。“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我国智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政策评估任务，这项新职能越来越重要。政策评估在发达国家已经有很多实践，不过中国实践的数量还相对较少，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需要进行探索。”
新职能之二是政策解读。隆国强认为，通过智库准确解读政策目标、内容与原因，从而让社会各界更好地、更加准确地来理解政策，让政策落实有一个更好的社会氛围。“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一项政策出台以后，有各式各样的解释。这就需要高端智库为社会公众提供一个权威准确的政策解释。”
新职能之三是智库外交。“国际交流是智库的一个长期工作，在过去很多年，我们比较多的是学习别国的经验。今天，随着中国发展的成功，别国越来越关注中国成功的故事、成功的原因，想学习中国的经验。”隆国强说，这就需要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但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自己要先把中国故事研究透，对我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提炼，然后与世界分享。他还特别强调，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保持谦虚谨慎，向世界各国好好学习。“智库外交所开展的国际交流、国际合作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为国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作出独特的贡献。”
“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智库人要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拓展自己应该承担的相应职能。”隆国强说。
隆国强进一步强调，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组织文化建设、人才建设和体制机制建设这三大要素不可或缺。
他具体指出，组织文化是智库的灵魂，观察一下成功的智库，就会发现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智库文化，这是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磨合、探索形成的。
对于人才建设，隆国强表示，智库的政策研究、解读、评估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的履行都是密集的、高水平的智力过程，都需要靠人才来解决。“智库的人才首先要有专业知识，有各方面系统化的专业训练，有更加全面的知识、更宽的视角。”他特别强调，除了这些业务素质外，智库研究人员的政治素质也特别重要，政治素质决定了研究人员对政策的把握能力和理解能力。
“高水平的智库人才是决定一个智库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隆国强说，目前，我国高水平的智库人才总体上是匮乏的。智库除了要吸引人才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才，要把培养人才作为智库发展的重要内容。
而除了吸引、培养人才，用好人才也尤为重要。隆国强指出，要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一个民主的学术氛围，要让每一位研究人员在智库研究中充分发挥其所长，发挥其聪明才智。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好智库建设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即建设一套适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制机制。”隆国强说，简单地把智库比照行政部门的管理制度，不适合智库的运作。目前，在高端智库试点工作中，虽然已经在智库的人事、薪酬、科研管理、经费管理、国际交流等方面做了很多体制机制的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体制机制创新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特别是官方智库的一些体制机制创新涉及更大范围的体制。
此外，隆国强还强调，要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提升政治素养，保证智库在研究工作中能够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进一步提升研究人员的责任感、荣誉感，为政策研究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在题为《智库与政策评估》的主题发言中，《管理世界》杂志社总编辑李志军进一步阐释了开展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与方法建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依然面临一些风险与挑战，决策难度也在增大。”李志军表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提高改革决策和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方面，要增强政策含金量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加大政策落地力度，确保各项政策百分之百落到实处。
作为政策评估的一种重要形式，第三方评估具有客观、公正、独立的特点，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对提高改革决策和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事前评估可以使改革方案和政策更全面、周延，更具可行性，事后评估可以决定是否需要对改革方案和政策进行调整、完善或终止，更好地配置政策资源，提高政策运行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实践证明，第三方评估对完善有关方案和政策，提高改革决策和政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志军说。
李志军坦言，当前，第三方评估在我国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评估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对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评估工作不够规范，特别是缺乏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保障。“而造成此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我国第三方评估工作起步较晚，评估理论与方法体系不完善，法律地位不明确，没有建立科学的评估制度，缺乏完善的信息系统等。”
“应抓紧建立我国重大政策评估制度。要深刻认识第三方评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尽快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只有这样，评估工作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第三方评估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李志军建议，第一，应确立第三方评估的法律地位。要制定和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或指导性文件，明确各级政府制定的重大改革方案和重大政策措施在出台前要委托第三方评估，在实施一段时候也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要规范评估主题、客体的权力与责任，对评估原则、评估类型、评估程序、评估结果的使用和公开及评估机构、人员组成、经费使用等作出明确规定，推动评估工作走上独立、规范和法制化的道路。
第二，加强评估机构和人才的队伍建设。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评估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民间评估机构体制灵活、专业性强、客观公正、社会关系广泛的优势，特别要注意赋予民间评估机构超然、独立的地位，保证其工作不受政府干扰；要做好专家储备和人才培养工作，加大评估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提高评估人员的专业水平。
第三，探索适合国情的评估理论、评估方法和评估技术。特别是在当今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有效拓展第三方评估的调查网络和信息渠道，准确把握复杂经济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科学评估改革方案和政策的利弊得失。
第四，强化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财政、审计在第三方评估中具有独特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许多改革方案和政策的实施需要财政部门的资金投入和审计部门的监督评估；另一方面，各个职能部门的评估指标、评估项目往往都是在财政部门的指导下进行的。
第五，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第三方评估是一项耗资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专业人才的参与，需要收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经过较长时间的分析研究和评估过程，因此需要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李志军强调，智库在政策评估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政策评估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者而言，是一件尴尬的事情。要求评估主体必须具有超然的地位和工作机制，能独立、客观、公正地做出评估。所以，智库是最适合的单位之一，地位超脱，没有部门利益，可以更多地考虑国家和人民利益，做忠诚卫士。”
李志军指出，较之政策研究，政策评估的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因此，也对人员素质水平提出新的、更全面的要求。除政策研究必备的知识与能力之外，还需要提高对政策评估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要学习和掌握政策评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更要有胆识和气魄，有责任与担当。同时，政策评估也将为智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有效提升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扩大影响力。
“开展政策评估工作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需要。对于智库而言，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是党和政府的信任，也是新的发展机遇。虽然这项工作有难度、有风险，比起政策研究来，要求更高、更全面、责任更大，但只要我们上下同心，凝聚共识和力量，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就一定能够胜任并完成好这项工作，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科学决策方面，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李志军总结道。
以体制机制改革促新型智库建设
“诚如前两位专家所言，智库建设任重而道远，当前中国智库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改革。但我认为，这种改革，既不是市场化的改革，也不是行政体制的改革，而应是社会化的改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发言中说。
刘尚希认为，于智库而言，社会化改革可谓非常重要。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已近40年，但仍未完成。下一步，随着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更加需要社会化的改革加以匹配。“没有社会化的改革，市场化的改革可能会遇到阻力，全面深化改革将难以真正地推进。社会化的改革，事关智库的建设，事关分配的改善，事关创新的驱动，事关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更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
刘尚希指出，就目前阶段来看，社会化的改革仍具有很强的牵引性，需要从四个方面具体推进：一是身份的社会化。13亿中国人各自有着不同的身份。这其中，既包括户籍制度所赋予的带有地域化色彩的身份限制，又包括因工作单位不同而产生的身份及薪资待遇上的差别。各式各样的身份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我们，这些身份限定的背后体现的则是社会的排斥性而非包容性。只有打破这种身份限制，社会化的改革才能迈出关键一步。而这显然，不仅仅是户籍改革的问题。
二是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个命题已提出多年，实际落实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譬如对农民工群体而言，由于身份限制，使其在打工所在城市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往往要回户籍所在地。公共服务的不可携带性，将造成更多的劳动力及其家庭下一代的大量流动。而社会化改革不足的问题，也将导致企业用人成本和经济运行成本不断上升。
三是组织的社会化。社会组织，包括行政组织、经济组织、非经济组织等。智库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组织。从广义上说，市场化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从狭义角度看，对于那些既非经济组织，也非行政组织的事业单位而言，由于受限于各个部门，使得过去在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始终未被纳入到社会化改革的整体框架内考虑。也正因为未能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化改革的抓手，我国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进行多年却始终进展不大。应该让经济手段变成市场主体，将这些组织变成独立的社会主体，让他们的发展像细胞一样具有新陈代谢的能力。
四是管理的社会化。包括社会层面的自我管理，行业的自我管理，群体的自我管理。而这种管理的能力我们尚未形成，原因在于，我们的组织都是依附于政府各个部门，受到各式各样的限制。在此条件下形成的自我管理能力也都依赖于政府管理。因而，近年来国家愈发重视加强监管和完善法治更显必要。
对于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也给出了独到的建设性意见。王文表示，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世界的中国”阶段，我们的思想也必须具有对全世界的杀伤力、干预力和影响力。
在王文看来，智库的主要功效体现为“资政、启民、孕才、公共外交”四个方面。其中，前三项目前来看在我国总体实行得不错，但在公共外交方面我们仍较为欠缺。“用《孙子兵法》中的一个词来解释其原因再合适不过，我们的国际舆论、国内想法、学者人才等正在被别国所‘伐谋’。”
“中国智库的春天可谓刚刚开始。未来，我们需要在全球视野下看待中国智库的崛起。”王文说，中国智库要做强、做大，不伐谋不足以显现中国智库的全球影响力，不伐谋不足以跟进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历史阶段，不伐谋将难言中国智库之崛起。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发言中则强调，中国智库发展应大力推广PPP合作模式。他指出，PPP合作模式可以兼顾体制内的影响渠道、体制外的新型资源和社会民间研究方法论等。“只有通过凝聚众力，才能做出相对完善的优秀解决方案。我们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智库服务。”
袁岳指出，现代智库发展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平行论证。思想有很多表现形式和角度。不同的智库机构，各自的强项、特点、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独立程度、利益关联程度等都有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在看待同样问题时，会出现较大差异。公共政策非常重要的是体现平衡性与兼顾性。未来更多的重大政策应该进行至少三个以上的平行认证项目，由官方背景智库、学术背景智库以及独立背景的民间智库，对同一项目进行平行分析论证。这将更有助于提升决策者在判断时的周全性。
第二，经营数据。数据的搜集、处理、挖掘及整合，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对任何一个战略规划项目而言，如果没有数据支撑，都将沦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态。近年来，大数据行业在中国发展非常快，但大数据行业中约97%的机构主要做的是对数据的“倒腾”，而不是将其用于决策分析支持，对此应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提升。
第三，解决方案取向。今后要更加重视建立新的智库文化，我们所培养的智库人才，不应仅限于在Think Tank层面的理解，应更多注重在Action Tank层面能力的提升。
在题为《“互联网+知识生态”助力智库创新发展》的主题演讲中，同方知网党政与金融知识管理公司总经理谢磊同样强调，中国智库机构发展正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具体体现在国家政策要求、需求变化、技术驱动等多方面。“新时代的新型智库，应该是大数据中心、知识服务中心、协同创新中心，为决策服务，为创新服务。在我看来，新型智库应该是‘专家+技术+数据’的复合组成形式。”
谢磊表示，随着互联网时代智库机构工作方式的转变，当前，传统智库机构正在加速转型、创新发展，并努力打造独具自身特色的智库新形态。“在新形势下，同方知网也致力于打造独具特色的智库新形态，并竭诚为智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具体体现为正在竭力打造的‘三个真正’：一是构建真正的知识网络，包括文献网络、知识元网络、学术社交网络；二是提供真正的知识服务，面向决策问题，动态重组解决方案；三是形成真正的生态体系，努力打造机构核心竞争力。”
地方智库改革实践新动向
参与讨论的多位嘉宾强调，当前，中国智库正在迎来新一轮大发展的春天，但同时也面临更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涉及智库自身改革转型，更多涉及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改革。目前，中央层面已就新型智库建设做出诸多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也为指导地方智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近年来，东北经济大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吉林省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寅权在发言中表示，随着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出台的多项政策措施，鼓励东北进行改革创新，在实践中，东北地区已经取得了不少积极进展。就吉林省而言，经济形势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新特征：一是服务业这块先前的“短板”取得较快发展；二是经济新动能不断积聚，医药健康业、休闲业、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尽管新的经济动力正在积聚，但其在整体经济中占比仍较低，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传统产业。东北振兴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工作，希望大家对东北振兴给予更多的耐心。”李寅权表示，在东北新一轮振兴中，作为当地智库的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应当发挥更大作用，更要有一种责任担当。
首先，要积极为当地党委和政府出谋划策，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建议。地方智库的研究工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研究，另一类是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今后在这两方面我们都应付出更大努力。”李寅权坦言，地方智库现在最为困扰的是自身水平的限制。“作为地方智库，一个普遍的共性特点就是研究平台不高，能力供给无法满足省政府的需求。这也是今后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改进的。”
其次，要拓展智库的职能。除政策研究和政策建议之外，今后还应在第三方评估和政策解读领域投入更多力量。
第三，地方智库的发展应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党政智库、高校智库、社科院智库、科研院所智库、民间智库等不同智库间如何形成合力，是今后地方智库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最后，地方智库的发展需要创新体制机制，这也是地方智库发展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是吉林省八大重点智库之一，但在具体试点过程中，还要突破体制机制，对此应靠顶层设计，这点至关重要。
李寅权进一步分析，作为地方智库，一是用人机制不适应新型智库的发展要求，以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为例，目前在用人上严格按照编制招录管理，没有太多自主权；二是迫切需要建立适合科研发展的管理制度，包括课题的选择、立项、评估、应用等；三是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用管理行政人员的办法去管理研究人员，无疑不利于调动智库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我们江苏省政府研究室的职能，概括为四个字，即以文辅政。”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沈和在发言中表示，江苏省政府研究室的主要产品是省政府领导所需各类文稿，这一职能和产品带有鲜明的智库色彩，但与新型智库要求相比，仍有很多重要职能有待完善和提升，也还有许多短板需要补齐。
沈和提出了四点改进设想：一是明确定位，从专注文稿服务向建设核心智库转变，将政府研究室作为政府的核心智库来建设。具体而言，以省政府研究室为平台，构建综合优势明显、决策服务能力突出、服务链条完善的政策研究体系。建立科学高效、充满活力、现代专业的管理机制。计划用五年左右时间，建成省政府重大决策中不可或缺，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政府核心智库，同时引导市县政府研究机构建立政府核心智库，成为省政府智库体系的重要支点和创新基地。
二是优化职能，从单一职能向多元职能转变。一方面，以深化研究促进职能优化。江苏省政府研究室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先后对新型智库如何助力改革创新、新型智库体制机制创新、政府推进第三方评估等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形成一批政府核心智库建设的专题研究报告，在加深理性认识的同时，也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以职能优化提升政府智库研究质量，明确政府核心智库建设的职能措施以及主管领导，在保证文稿质量的同时，协调推进文稿起草、调查研究、决策咨询、绩效评估四项职能同步建设，努力成为政府文稿的主创、政策研究的主谋、总结反思的主导、绩效评估的主体。
三是提升能力，从单一能力向综合能力转变。能力是智库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型智库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为此，江苏省政府研究室提出“四个提升”的目标要求：提升调查研究能力、提升文稿撰写能力、提升思想创新能力、提升智库评估能力。
四是完善制度，从无序发展向有序管理转变。智库承担时代责任，必须切实解决自身体制机制问题，充分发挥内部活力。目前，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已初步形成相对完善的制度保障，一是组织协调机制；二是科研管理机制；三是人才管理机制；四是资源整合机制；五是第三方评估机制；六是政策解读与成果推广机制；七是政策保障机制。
“在建设政府核心智库的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无论哪种智库类型，只有顺应发展规律和时代要求，紧贴决策需求和人民期待，敢于、善于、乐于担当历史责任，才会有所作为、大有作为，才能不断增强支撑力、影响力和生命力。”沈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