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高妍蕊
在11月6日举办的“国研智库论坛2016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6”亮相。据悉，这套丛书已在近日由中国发展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共19种（20本），向社会集中展示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过去一年中的重点研究成果。
在上述场合，本套丛书的多位主创分享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首先介绍了丛书的整体情况。 他说，从2010年开始，为了扩大中心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用和影响力，每年都选择一部分高质量的、可以向社会公开的研究报告，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的形式，由中心直属的中国发展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截至今年，这套丛书已经连续出版了七年，累计出书101种、104本（其中有3种分为上、下册出版）。七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特别是中央各界领导同志和政策咨询研究机构，智库业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丛书给予充分肯定，有的图书还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学术荣誉。
今年出版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6”是中心的第七套年度丛书，集中反映过去一年的主要成果。其中按照研究课题的性质划分，有四部著作是中心两个年度重大研究课题的研究报告。一部是《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上、下），一部是《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有九部著作是中心各研究部所的重点研究报告，包括《新形势下完善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机制研究》《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等。还有八部著作是中心的资深专家学者或青年研究人员的优秀招标课题研究报告。
张军扩说，按照研究课题的内容领域划分，这套丛书主要反映了去年以来中心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一大方面，是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研究成果。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处于深度调整期，就中国来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和需求等基本面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就世界经济而言，尚未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前景仍不明朗。更重要的是，全球进入了新一代经济贸易规格的构造期，在这个过程中，以G20杭州峰会召开为标志，中国正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国际和国内大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确定了两个重大研究课题。一个立足于“内”，即：新常态下质量效益导向型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一个着眼于“外”，即：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之后的对外开放战略研究。最终形成的研究成果，就是这套丛书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上、下），一部是《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
《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的研究基于SWOT分析，提出大国对外开放战略分析模型（GEPC模型），深入分析了影响对外开放战略的外部条件与内在因素，特别是大国影响力这一独特因素。由此提出了我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的战略，也就是“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其核心目标，一是要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保障我国的和平崛起；二是推进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一书的基本判断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经济结构升级到中高端，需要实现从“数量追赶方式”向“质量追赶方式”的转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本书围绕新常态下我国质量效益导向型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控，又有切实有效的落地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将我国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既有的资源优势与有力的政策支持等做了全面梳理，提出了中肯的指导建议。
第二大方面，是经济政策层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宏观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等。
这方面一共包括五本著作，其中，关于宏观政策方面的著作有三本，一本是由余斌、魏加宁等撰写的《新形势下完善宏观调控理论与机制研究》，这本书回顾了国内外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刻画了新形势下宏观调控总量目标和结构性目标之间的冲突，提出了宏观调控政策协调机制与政策组合，对未来一个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很强的决策参考价值。
另一本是由魏加宁、杨坤和吕东青合著的《通货紧缩风险研究》，这本书在对已有通胀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六部门资产负债表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陷入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本书对中国1997年和2012年开始的两次物价下跌进行了对比研究，剖析了其中的背景、成因和影响。最后，提出了关于治理通货紧缩的对策建议，指出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是化解本次通货紧缩的关键。
还有一本是吴振宇撰写的《中国经济再平衡——迈向成熟的结构转型》，这本书在大量数据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从历史和国际视野展开了针对性研究，为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与平衡重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区域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侯永志、张永生、刘培林等撰写的《区域协同发展：机遇与政策研究》一书。产业政策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赵昌文等撰写的《新时期中国产业政策研究》。
第三大方面，是关于推进部分重点领域改革的研究成果。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四本，一本是马骏、张文魁、张永伟、袁东明等撰写的《国企改革路线图探析》。一本是张承惠、陈道富等撰写的《我国金融监管架构重构研究》。另一本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课题组承担的《社会政策重点领域改革研究》。 还有一本是龙海波、王雄军合著的《行政审批改革红利与与绩效评价：2013-2015》。
第四大方面，是关于“三农”问题及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
“三农”历来是我们国家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也一直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今年中心丛书中，有三本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分别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撰写的《找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支点》、周群力撰写的《我国农业规模经济的变化与政策含义》和柳岩在对120家合作社调研基础上撰写的《农民合作社扶持政策与制度研究》。关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由高世楫、程会强等撰写的《城镇化进程中的几个难点问题及案例研究》。
张军扩表示，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以外，今年的丛书还涉及创新发展、市场流通、环境保护、产业转移、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包括：任兴洲、王微、王青等撰写的《“互联网+流通”：创新实践、成效与政策》，陈健鹏编著的《污染物排放与环境质量变化历史趋势国际比较研究》、毕革新、许召元等撰写的《我国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研究》，郭巍撰写的《新时期中国典型产业对外转移研究》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对《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上、下）做了介绍。他说，本书是对外开放战略的研究，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全面分析研究和探讨，内容既包括开放方面重要领域的战略和政策层面的研究，也包括人才、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的分析研究。本书主要从国际环境、相对比较优势、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参与全球治理和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共用产品这四个模块展开，主要看点在于，本书是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性研究，形成了理论框架；包含的领域和范围超过以往的对外开放战略的研究；它有更多的适应性，也有务实的特点，管用、可操作。
研究背景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第二，通过开放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这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经验，但未来的全球化应当如何认识，如何抓住新的战略机遇，这对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战略目标至关重要。第三，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实践多理论少，我们缺少对对外开放实践系统的、尤其是理论化的分析和总结。从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来说，就是要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和新形势、新的国际环境的需要，对中国今后的对外开放战略进行全面的谋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书除了总报告之外，还有17个专题报告，分别从国际环境、相对比较优势、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参与全球治理和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共用产品这四个模块展开。
谈到本书的具体内容，赵晋平表示，首先，本书从环境分析的角度，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正在进入一个深度调整的阶段，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把中国置于全球经济的重要舞台上，一方面我们的发展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对全球经济发挥重大影响的经济体。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新的机遇。
其次，在当前形势下传统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减弱，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能源的限制。如何在巩固传统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的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这也是新型大国竞争力提升战略的核心体现。
再次，在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对外参与区域合作以及对外援助等重要的涉外经济领域，从常规上来看这30年确实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和进展。在新时期面前，面临新的战略、新的选择，需要通过战略升级的方式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
最后，随着我们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融合程度不断提升，我们必然会面临一些新的期待、新的战略选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对《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做了介绍。他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处在这样一个新阶段，供给和需求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多重大的甚至是转折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我国过去以数量和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其潜力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延续传统增长方式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在新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一个人均GDP只有8000美元左右的追赶型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的国家，要成功进入高收入的社会，要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经济结构升级到中高端水平，必须实现从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转型。
从国际的经验来看，在数量追赶的时期，增长动力以初次扩展型为主；随着高速增长转向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中高速甚至以后的中速增长，增长动力将转向追赶标杆型，且追赶标杆型动力会成为新常态下主要的增长动力；在这一时期，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前沿拓展型增长动力。通过这三种动力的不断转换，增长动力的根本性转换将会实现。
在经济结构转型和调整过程中，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的实践过程中已经看到很多新的亮点。比如，产能严重过剩的重组正在打开空间，老的产业不断淘汰，新生产业发展对降成本提效率也形成了持续的推动。要素流动壁垒的消除正在为质量追赶形成支撑。原始创新正在为质量推广打开更广阔的前沿。这些年创新能力、创新水平也有了非常快的进步。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正在形成质量追赶的新动力。
如何更好实现从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转型，以下方面非常重要。第一，以打破垄断和促进优胜劣汰为触点，推动转型升级。第二，推动土地、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优化，也就是资源要素的进一步优化配置。第三，以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为重点，完善创新心态。第四，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和就业质量为重点，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第五，以改善实体经济的服务为重点，推动金融的改革。第六，以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为重点，巩固和提升中国的竞争力。第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形成宏观环境。
赵昌文还对《新时期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一书做了介绍。他说，产业政策之争实际上反映了如何更好地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时期中国产业的政策应该怎么定位，怎么创新？本书的回答是：第一，新时期中国的产业政策，应以改善产业发展的整体商业环境和市场运行机制为核心，结合对特定产业、部门、技术和任务的结构性安排，着力克服产业发展中的瓶颈约束，增强产业的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新时期中国的产业政策要强化功能性政策，更多的是为产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济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作用。同时政府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具体的建议有八条：第一，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第二，加快完善产业的监管体系。第三，改变政府直接规定重点产业发展指导目录，重点产业领域指南等方式转向更多以非限制地区许可的负面清单方式来指导产业的发展。第四，将创新政策放在产业政策的核心地位。第五，从全球产业格局变动以及国内产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相对地位来调整和优化相应的产业政策。第六，完善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机制做到精准发力和动态调整。第七，推动创新和产业要素的优化和配置升级。第八，加强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对《新形势下完善宏观调控理论与机制研究》做了介绍。本书由三个课题组成，一是宏观调控理论与机制变革，二是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评估，三是新形势下完善宏观调控理论与机制研究。
本书的结构一个角度就是从当前的环境发生转折性变化，近而转型期经济运行的风险增加，从而导入新形势下宏观调控框架的转变。另外一个角度是改善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环境发生一些转折性变化，比如说供求条件发生变化，需求管理效应减弱，经济运行风险积累，政策操作空间压缩，传统政策框架面临根本性挑战。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目标面临重大调整，一是宏观调控总量目标之间的协调难度增大，包括保持宏观平衡所能支撑的GDP增速下降，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加大，保持价格稳定压力增加，在我们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增强，但结构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再有从优化经济结构和宏观总量目标间的矛盾加剧，比如提高消费率的同时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难度较大。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可能对就业总量和结构带来影响。增加劳动者报酬可能降低投资率，近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国际化水平提高，可能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
魏加宁说，在新形势下，宏观调控在政府作用中应该重新定位。对于改善宏观调控，本书提到若干政策建议。一是完善调控目标，关注宏观调控目标和内涵的变化以及适应新变化、调整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再有是改革调控体制，实现科学调控，加强统计部门、央行、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做实货币政策委员会，规范货币政策决策机制，设立财政政策委员会，明确财政政策决策机制。加强国际协调，应对内外风险，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模式。进一步提高开放程度，坚持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对《区域协同发展：机遇与政策研究》做了介绍。他首先厘清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概念，明确了区域协同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区域协同发展是解决当前区域问题的需要。
区域协同发展面临的一些制约因素，一是区域竞争不规范。区域竞争有积极意义，但如果过度竞争、不合理竞争，则不利于协同发展。二是要素流动还不是很顺畅。三是资源统筹利用机制很不完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强调市场是配备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有很多方面的资源需要统筹使用。
侯永志说，区域协同发展指的是四方面的协同，主要包括政策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和规划协同。在政策协同方面，又分为两类讨论，一是各地政策的协同，如京津冀跨省区、跨行政区的政策协同。二是国家出台的政策与政策之间如何协同。
现行地方竞争激励机制的负面影响、资源统筹利用机制不完善，以及要素在跨地区流动过程中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壁垒，是制约我国地区之间形成更加有效的分工合作、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构建了由协同决策、协同动力、协同规制等三大机制和激励性、协调性、约束性等三类政策工具所组成的综合性的协同发展政策体系框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介绍了《找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支点》的亮点。
亮点之一，是对农业转方式提出一个新的分析范式。我们提出不等式的概念，建立不等式的分析体系。所谓不等式就是说，新发展方式的净收益要大于等于旧发展方式的净收益。这时候转方式只有在经济上可行，老百姓才有转方式的内在动力。
亮点之二，在农业转方式的一些重点领域，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中国农业存在产能透支问题，转方式就要实行边际退出的战略。农业领域一些不健康的产能，如说过量使用农药产生的产能、超载产生的产能，都是需要逐步退出的产能。我们一方面要转，一方面还要藏粮于地，推出新的健康产能，要发展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的技术集成；还要构建农夫经济的安全网，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在这部分，还有专题报告涉及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等问题。农业机械化对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向、降低农业发展成本、提高农业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叶兴庆举例说，2014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跟美国大宗农产品相比，中国单位面积的土地成本是美国的1-3倍，但是单位面积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6-30倍。
亮点之三，是提出了一些关于转方式的建议。转方式要瞄准新的目标，但是达到新目标是长期的历史过程。此外，农民转移进城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再比如说转方式也不是第一次提出。过去30多年我们多次提出转方式，但一出现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上涨，转方式马上就叫停，整个工作转向增产导向。叶兴庆强调，这一次一定要下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当产量降下来的时候，当价格涨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初心。他还说，转方式要正确认识发展，但并不意味着排斥工业文明的成果。比如农业绿色发展并非完全不用农药、化肥、添加剂，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他最后强调，转方式要建立利益友好的机制，建立不等式，在政策中除了利益的引导以外，也要重视法律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王列军介绍了《社会政策重点领域改革研究》。“这部书有一个特点，不像以往那样追求系统性、追求面面俱到，主要以社会领域的问题导向，力求把问题说透并且能够对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他继续说，本书主要选取四个领域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对医疗卫生教育社保和社会服务以及劳动就业四个领域，形成四个板块报告，以专题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
“医疗卫生领域是我们社会部的优势领域，问题导向是非常明确的。”他进一步表示，主要有四大问题：社会办医问题；关于实施免费基本生育服务的建议；乙肝药物的问题；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提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问题。其中，他指出，我们认为社会办医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其中重要的一个是社会办医的目标问题，即通过医疗整体服务能力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而不是说要用社会办医，为民间投资解决出路的一个办法。在医疗卫生领域应该严格区分盈利和非盈利，公立医院和民办医院实现错位的发展。另外，在他看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当前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医改中的内容，在加强医疗卫生服务的硬件及医疗能力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来提升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的能力，包括可以通过远程医疗、分工写作、慢病监测等手段来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密切关注的课题。他指出，社会保障制度要增强保障功能，确保以可持续性为基本目标来推进各个领域的开展。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最关键的是要推进制度参数的改革，另外要加强需求评估的能力建设。在劳动就业方面，王列军强调道，下一步应该把重点放在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上。
《城镇化进程中的几个难点问题及案例研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助理程会强做介绍。他主要谈了研究思路与基本观点。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种人造资本不断膨胀而自然资本不断缩小的阶段，当人造资本不断膨胀与我们的生态圈最后的生态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就必须改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通过这个内部的循环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如垃圾围城的问题、能源的问题等，不要单纯从环境的角度去看，而必须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战略角度去思考、审视。因此，本课题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要推动国家绿色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按照深入城镇化理念推进新型融合。
程会强认为，基本的思路是要构建一个规划先行、产业支撑、污染治理、文明城市的框架。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四大难点和建议，包括：垃圾围城问题、邻避现象、分布式能源问题、生态环境监测的问题。他进一步表示，要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推进新城镇化，希望构建从一个前瞻的规划到中间产业支撑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贯通以及整个社会公众的参与、绿色消费到最后建成由生态体系规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最传统的领域，是对政策研究有较大影响的领域，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流通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和新动力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近年来，“互联网+流通”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在介绍201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互联网+流通”：创新实践、成效与政策》时指出，中国的消费升级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新消费，同时也有很多服务性消费，传统的面向低收入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流通业态、流通的组织和人力资源，已经不适应我国进入新常态重要的发展要求。当前流动业自身也面临深刻的创新挑战，互联网的应用为流通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的途径和新的手段。
王微进一步指出，目前互联网在商品流通领域中，正呈现着全覆盖、宽领域、多渠道、全链条、深层次、大范围的创新应用的过程。从应用的领域上看，过去应用在标准化长度比较高的大宗商品上，现在逐步地向更多范围的商品全方位的覆盖。通过互联网的应用，不仅形成新的业态、新的渠道、新的商业模式，对扩大消费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流通企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和创新，提高了流通领域现代化的步伐。另外倒逼了流通领域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
“在调研过程中，跟大量企业之间进行了很多互动，举行了几十次座谈并搜集了大量的案例。”王微最后表示，应该说“互联网+流通”，只是目前所形成的一些商业模式、商业渠道和新型的商业组织，都是具有阶段性的。未来更重要的是观察实践、跟踪实践。
国有企业改革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一直以来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难点。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介绍了重点课题研究成果——《国企改革路线图探析》。
“国企改革是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国有企业经营环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企业从政府的附属机构转变为独立的市场主题，规范法律从企业法变为公司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马骏说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大思路。但在改革实践中，由于一些突出问题的阻碍，国企改革整体进展低于社会公众的预期。马骏指出，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按照中央的方向，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问题，我们选择了19个专题进行研究，每个专题独立成篇，形成完整的政策研究报告。包括一些典型的问题，比如国企经营绩效评价、混合所有制改革、董事会建设、三项制度改革、信息公开、整体上市、僵尸企业处置与员工安置等。其中董事会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
另外，马骏表示，本课题更注重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行性，为国企改革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支持和方法探索。
金融监管与改革也是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重点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之《我国金融监管架构重构研究》对我国金融监管架构重构进行了深度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指出，现有的中国金融监管架构确立的13年来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金融机构的种类不断增加；二是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跨业协同的形式多样化迅速发展；三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类金融机构快速发展。而现有的金融监管架构对金融发展现状的不适应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综合经营不适应；二是金融创新不适应。
张承惠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现实问题出发，充分研究各国在不同形势下金融监管架构的形成、改革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包括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和金砖四国金融监管形成的原因及最新的动态。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金融监管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介绍了金融监管的主要理论。
最后，张承惠强调道，“第一，要明确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的目标，即金融体系的稳定、高效和包容性的发展。第二，要重塑监管理念。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构建一个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第三，金融监管价格的改革，要以问题为导向，来进行职能监管机构之间、职能从属和机构的协调。明确货币政策，在适当的时机，重构金融监管的组织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