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原松华
11月11日，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恒天”）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机集团”）实施重组，双方于10日签署了重组协议。中国恒天整体产权将无偿划转进入国机集团，成为国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至此，央企数量还有102家，距离国资委提出的今年国企将减少至100家以内的目标已不远。
国企改革在重组中前行，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国企改革的关键是什么？障碍是什么？如何创造一个使企业不断创新，以增加有效供给的环境？政府最该做什么？在近日召开的 “创造新供给 激发新动力——2016现代国企改革高层论坛”上，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许金华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的是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最终要落实到企业上来。改革的成效，也最终体现在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善上。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毫无疑问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增强企业内部活力 薪酬分配改革是关键
“国企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动力不强、效率不高、包袱沉重、活力不足，增强企业内部活力，薪酬分配改革是关键”。作为大型国企的代表，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邱克介绍说，吉林化工是国家“一五”期间兴建的以“三大化”为标志的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作为典型老企业，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吉林化工都有所体现。而薪酬改革存在三难，即员工传统观念转变难、薪酬与市场接轨难、艰苦岗位留人难。例如国有企业员工普遍有“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熬年限升工资，不管企业盈亏如何，收入只能增不能减”的思想；薪酬存在“一高一低”现象：一般岗位的员工工资收入水平高于劳动力市场价位，关键重要岗位的员工工资水平低于劳动力市场价位，人才留不住、庸才不愿走；艰苦岗位留人难，存在“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问题，轻松的岗位争先恐后上，脏、苦、累的岗位无人问津，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甚至形成反力。
吉林化工曾一度陷入亏损，2015年中国石油总部又将吉林化工的工资总额降低了5%。吉化想办法，抓住分配这个“牛鼻子”实施“三个倾斜一接轨”，即向创效单位倾斜、向生产一线倾斜、向关键要害岗位员工倾斜，后勤服务岗位收入水平与市场接轨。办法实施后，明显拉开了分配差距，搞活了内部分配，实现了员工收入能增能减，有效解决了薪酬制度激励不足、约束作用乏力的问题，企业也转亏为盈。
我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优化要素配置、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机制、完善按贡献分配机制，实际归结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如何进行要素配置和要素分配。这对于实现“我国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面对当前多数国有企业薪酬总量增长放缓的新挑战，要着力推进高管薪酬改革，妥善解决薪酬倒挂问题；根据企业重组改制情况改革薪酬制度；在混合所有制企业积极试行员工持股；并科学调控企业及其下属单位薪酬总量。面对国企薪酬分配改革存在的员工传统观念转变难、薪酬与市场化接轨难、艰苦岗位留人难的“三难”问题，通过薪酬分配支持创新更显紧迫重要。
在苏海南看来，员工股权来源应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开始时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总股份的10%，科技型企业员工持股比例可高一些。在员工股权分配上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一般不超过全部员工的50%。员工持股方案应由持股员工集体讨论通过，最高与最低比例一般可考虑8∶1以内，企业中政府行政任命高管不能持股。
“企业活力的根本是人的活力，加大力度推进以骨干员工持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行利润奖励，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关键。”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表示，对扭亏有望的企业合理确定减亏目标，基数三年不变，超过基数至持平部分奖励20%，盈利部分奖励30%，纳入工资总额。对于盈利企业，确定利润目标，基数三年不变，超过基数的部分奖励30%。利润奖励本质是鼓励干部员工好好干活，与企业股东共享创造的利润，使他们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因此，国有企业要完善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分配机制。应注重按照绩效和价值分配，保证薪酬分配的公平公开，注重绩效考核的科学合理，也要注重员工的心理需求和团队激励。
周放生认为，要加大力度推进以骨干员工持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骨干员工持股我们已经搞了近30年，员工持股文件制定得已经十分严密。从另一个角度看，企业困难的时候让员工持股，不是给员工利益，是让他们承担风险和责任”。
对于项目投资，要求项目团队跟投，这样可以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国有资本投资项目成功的概率。此外，科技人员可以享有职务发明成果不超过70%的产权、收益权，在中国科技大会、广东省、北京市、成都市科技新规文件中都有所体现。山东实施的创新驱动战略中，科研人员最高可获发明成果的95%收益奖励。
今年8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企业应结合实际贯彻该《意见》，进一步增加知识价值，正确评估知识价值，加大对知识价值形成的投入力度，扩大知识价值产出，增加对知识价值所做贡献的回报额度和比例，加大对技术、技能特别是创新性技术、技能的薪酬分配激励力度，相应建立健全新型薪酬分配激励制度和办法，包括创造特殊奖、发明成果转化专项奖励、发明成果转化持股分红、股票期权等分配方式方法，营造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进一步调动专业技术人员、业务管理人员、技能工人等的积极性，促进企业技术、产品、管理等方面升级换代。
“企业科技人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和积极性，关键是如何激励。” 周放生说。
以国资改革推动国企改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曾撰文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是清理过剩产能、过多库存和银行坏账“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清理，就无法轻装前进。清理了“三座大山”，才能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回到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放弃用政府拉动内需以驱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是转向以企业为核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
“当前阻碍企业活力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周放生认为，国资委审批权力过大、审批事项过多、审批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过长。建议国资委审批权下放，落实“将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改革要求。国资委应抓紧制定审批事项的正面清单，一级企业落实自主权的负面清单。国资委的主要职责应该是监管。国资委需要带头自我改革，以国资改革推动国企改革。
现在很多企业老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担心的是会否对“国有资产流失”负责任，最希望的是“多给些资金或资源补亏，最好全部债转股”。周放生说，“债务一风吹，无债一身轻，立马扭亏为盈，整天惦记这些事，企业活力从何而来？”
10月10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规范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以下简称债转股），《意见》所附《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债转股的总体思路、实施方式和政策措施，强调要遵循法治化原则、按照市场化方式有序开展债转股，建立债转股对象企业市场化选择、价格市场化定价、资金市场化筹集、股权市场化退出等长效机制，严禁将“僵尸企业”、失信企业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作为债转股对象。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绝大多数亏损企业不能搞债转股，债转股是去产能、化解国企债务难题过程中的治标之举，不是治本之策。只对于部分有发展前景、易于盘活的企业适用。搞债转股，政府不能包办，一定要市场化、法治化。
“债转股最近有加大规模的趋势，它虽然是改革的手段之一，但是不能将其视为国企脱困的捷径，更不能把实现债权转股权、负利率下降看成企业的成功脱困。”李锦说。
李锦提出，推动供给侧改革下一步要“两能合流、两改互动”，即新、旧动能一起流动起来，供给侧改革与产权改革互动起来。他说，供给侧改革要以新动能为目标，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去旧产能，而是新增产能，通过国企改革来理解，国企改革是以产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国企供给侧改革是以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改革。
在李锦看来，当前央企重组遵循两大思路，一是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推手，力促优势企业之间的重组，目的是做大做强，增强全球竞争力，比如南北车合并；二是以过剩产能行业为主的重组，其主要推手是供给侧改革，这种重组是以结构调整为主，重点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在 “大企业时代”发展的背景下，央企在2020年组合成80家左右有创新能力、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公司，将是极有可能的。
加强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 使地方国企焕发活力
对于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北大纵横国企改革研究院院长孙连才提出，基于发展混合所有制带来的国有企业产权变革，改革目前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重在实现“三个转变”与“三级架构”，即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由国资委、国资委监管企业两个主体转变为国资委、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国有资本出资企业三个主体。“三级架构”，即“国资管理部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企业”模式。“三级架构”似于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是适应经济市场化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企业单位数是820.8万个，同比下降0.9%；其中，国有企业数量为11.3万个，占全部企业单位数的1.4%，国有控股的企业单位数为22.1万个，占全部企业单位数的2.7%，占比在过去几年持续下降。总体来看，其中36%的国有企业依然处于亏损状态。在所有权方面，约70%的国有企业是地方所有的国有企业。
在孙连才看来，不同的国企其主业、功能定位不一样，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还是以服务民生为主，都要正确分类。分类是国企改革的基础，分类后，不同国企所面临的改革、调整、考核和监管都不一样，也决定了国企下一步生存发展的状态。分类监管有助于提高监管的有效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也有助于提升国企的活力。
孙连才向《中国发展观察》记者表示，其实，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早在2010年前后就对所属项目进行分类，不同的项目融资模式、运营模式、还款来源和政企职责界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重庆的平台公司和上海、江苏的部分政府平台型国企都进行了探索，有非常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随着地方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应加强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孙连才认为，政府平台之间不少业务高度重合，互相竞争，应根据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的要求，适时进行整合，及时从房地产等依存度高的产业和具体经营项目中抽身，逐步转型为基础设施综合投资运营商和功能类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当平台公司做政府的公益性事业时，政府该补偿的要给予必要的补偿。加强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建设的捷径是兼并、整合、组建资本运营公司，实现出资企业国有股权的集中持有，更加有效地运营国有资本，也为企业焕发活力提供平台。要切实转变国资监管机构职能和履职方式，强化出资人资本运营功能，慎重选择一批懂业务、懂经营的人担任平台公司领导，在改革中加快转型、加快发展。
地方国企改革的另一个抓手是要加强产业发展平台建设，尤其要以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龙头企业为依托，组建一批高投模式的产业类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支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要围绕产融结合，在地方金融国资的管理体制上探索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金融支持。
“不管是产业平台类或资本投资类国企，都应该把战略管控作为管理模式，需要建立集团与子公司战略构建、关键的人和财等资源的有效管理能力”，孙连才说，需要把传统的地方国企改造成为高效率、高价值的市场竞争主体。
在孙连才看来，地方国企改革的中心是要理顺产权关系，加强董事会建设、职业经理人制度，把高管激励和员工持股在二级公司切实做起来，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既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又可以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参与竞争、敢于竞争，为市场提供好的产品与服务，使地方国企焕发青春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