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1915年底，袁世凯突然宣布复辟帝制，此举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共和理念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诱使袁世凯去冒险？当上皇帝的袁世凯又在83天后宣布“退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这场闹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二十一条”
说起袁世凯称帝，不得不说“二十一条”。一种说法是，袁世凯通过与日本私自签订“二十一条”做了交换，日本政府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这才最终下了决心，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全面。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不顾外交礼节突然闯至中南海怀仁堂，当面向袁世凯递交了一份文书，这就是“二十一条”。袁世凯对此并无思想准备，他的秘书夏寿田后来回忆：“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愤怒。”袁世凯当晚召集会议逐条研究，一边商量对策，袁世凯一边在条文下批注，分别批下“握我政权”“握我警权”“握我械权”等语。
此时英、法、俄、德等国都忙于“一战”，日本在东亚一家独大，袁世凯不得不派人与日本人谈判，同时派人与英、美等国联络，希望他们出面干预，但英国公使劝他“忍辱负重，接受要求”，还送给他一句话：“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其它国家也顶多在口头上支持一下，这助长了日本人的气焰，最终袁世凯部分接受了“二十一条”。正式签约前袁世凯向中央及各省官员发了道密件，陈述“委曲求全”的原因，还下令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为了对后世“有所交待”，袁世凯让人写了本《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起来，对左右说：“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也许这些都是袁世凯故作姿态，但说他用“二十一条”换称帝多少有些牵强。
然而，关于袁世凯与日本人做交换的传言在当时就不胫而走，一种说法是，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日置益曾对袁世凯派的谈判代表曹汝霖说：“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另一种说法是，日置益在递交“二十一条”时亲口对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
这些说法都是传言，从未得到证实。“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的嫡系、江苏都督冯国璋专程赴北京向袁世凯当面了解情况，对于称帝的传闻袁世凯坚决否认，冯国璋把谈话内容告诉了梁启超，梁启超建议冯国璋在报纸上发表，冯国璋于是写了篇“袁冯对话”发表在《亚细亚日报》上。谈话发表后，袁世凯不仅没有责难，反而于次日命总统府以公文的形式发布了同样的内容。
这一年底，袁世凯在接受美国《独立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
复辟帝制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劝进”，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建年号“洪宪”，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颁布《新皇室规范》，恢复亲王、郡王等爵位。
这不仅让很多人吃惊，也让很多人不解。“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权力已达顶峰，在国民党被赶出国会的情况下，1914年颁布的《民国约法》和《总统选举法》把原来的内阁制改成了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已无限扩大，中华民国只剩下共和的外壳，连西方人都称袁世凯为“皇权总统”，冒着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危险换来的如果只是一个称呼的改变，那就太不明智了。
是什么挑动了袁世凯当皇帝的野心呢？有人认为是他的儿子想当“太子”，所以不断怂恿他“登基”；有人认为是他身边的一小撮“筹安会”分子为谋求各自利益不惜把他推到火上烤。但袁世凯是个在政治上极为老道的人，如果他自己没想好，是不可能被别人“绑架”的，一定有更重要的理由让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仔细想想，原因恐怕还在列强身上。袁世凯攫取政权后，欧美列强以银行团的名义向其发放了一笔巨额的“善后大借款”，袁世凯成为欧美列强的代理人，他们的利益已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为进一步巩固袁世凯的地位，欧美列强有了促使中国实行君主主宪的想法。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1915年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连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与袁世凯的一次秘密谈话中，也说“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公开表示过类似看法，在美国学者所著的《亚洲的解体》一书中写道：“在1911年的中国革命时期，多数美国的专家（欧洲的自然也是如此）都坚持认定，民主政体是绝对不适合中国人的。只有皇帝是中国人民所能够懂得的，军阀袁世凯就被说成是这样的一个为中国所需要，为中国人所能懂得的强人。”
除英、美外，日、德等国也都出于各自的想法和需要，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给予支持，在袁世凯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他甚至会认为，如果自己不让帝制“回锅”，反而冷落了列强的“美意”。
财政困境
袁世凯接受“劝进”后，英、俄、法、意、日等五国立即联合发出一份外交公函，其中写道：“囊者各国对于中国帝制问题，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其时中国政府常言固不急遽从事，且声明担保中国疆内之治安，日本及其他四国据此，以后对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有人认为，这说明这些国家其实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但研究这份“警告”，并不能看出强烈反对的意思，反而说明这些国家已事实上承认了袁世凯的称帝，只是他们在反复强调一件事：不能因为帝制出乱子。
让袁世凯和列强都没有料到的是，“乱子”还是出了。就在袁世凯接受“劝进”的当月，蔡锷、唐继尧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了护国战争，贵州、广西等地相继响应。
如果仅从军事的角度看，袁世凯其实不用担心这些人，“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以最快的速度扩张军权，当时由北洋政府直辖和依附的军队达33个师、97个混成旅、33个混成团，总兵力超过120万人，其中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占到一半以上。
但袁世凯发现这场仗实在难打，原因与财政有关。有人帮他算了笔帐，要对付南方的护国军每个月至少得拿出560万元的军费，本来“善后大借款”到手后袁世凯手里还有些“余钱”，但一个登基大典已让他变成了“一穷二白”。
为筹备登基，袁世凯让手下制定过一个预算，总数约590余万元，包括祭典费26万元、修理大殿工程费105万元、调度费117万元、飨宴费22万元、接待费51万元、犒赏费69万元和大礼关系费166万元等，但实际花下来这个预算远远超支了。比如，修缮紫禁城里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为应本朝的“火德”，袁世凯下令把大殿内的装饰一律改漆朱红色，殿中央的8根大柱加嵌赤金，105万元的修缮费远远不够。再比如，为感谢美国顾问古德诺在“学术理论”上对帝制的支持，袁世凯很大方地拨给他50万元作“润笔费”，为获得舆论界的支持，袁世凯还向《亚细亚日报》《国华报》等鼓吹帝制的报纸提供了30万元的赞助。
另外，袁世凯为登基还专门订做了两件“龙袍”，用真金丝织成，上面镶嵌着大大小小的珍珠宝石，花费60万元，“后宫娘娘”们的服饰花费也高达200万元，为纪念登基大典，袁世凯派人到景德镇督造了一批“洪宪御瓷”。
结果，整个大典办下来总共花了2000多万元，北洋政府的财政已经拿不出钱去打仗了。
涸泽而渔
袁世凯是练兵出身，深知没有钱根本没法打仗，更不要说打赢，他赶紧派人四处联络，还想通过借外债的老办法应付危局，为此不惜提出以路权为代价谋求向欧美银行团再借款，但这一次各国却表现得十分谨慎和冷淡。
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是以袁世凯保证不出乱子为条件的，现在乱子出了，护国军气势如虹，国内反袁运动此起彼伏，让列强感到了巨大压力，说什么都不再借钱给袁世凯了。
被逼无奈下的袁世凯只剩一条路，那就是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要钱，袁世凯派心腹周自齐出任中行督办，同时以财政部的名义加强了对交通银行的管理，在高压手段下，交通银行先后为袁世凯政府“垫款”4600万元，中国银行“垫款”2000万元。
问题来了，银行并没有多少自有资金，这些钱都是储户的，了解一些内情的官员和商人赶紧把钱从这两家银行取出来改存外国银行，于是发生了两行的挤提事件。此前袁世凯曾大力整顿金融，发行了大量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兑换券，规定这些兑换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元，挤提事件发生后又发生了挤兑，大家都拿着兑换券要求银行换成银元，让两行无法支撑，北洋政府财政部只得宣布暂止兑现，这引来更大的骚动，就连中国银行的股东都认为此举“无异宣告政府破产”。
这场风潮立即席卷全国，之前整顿金融的成果一夕之间化为乌有，风闻两行兑换券停止兑付，商民“皆惊惶失措，佥谓以现款购来货物，既纷纷售出，而收入之纸币不能再往购货”，北京、天津等平时多依赖从外地进货供市场消费，“无待多日，百货皆用罄无存”。混乱中，一些军人和外国人结伙持械前往银行强行兑付，银行成了危险之地，职员纷纷退职。这场金融风暴以京、津等地最为严重，被称为“京钞风潮”，它让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一时间大乱，各地反袁情绪进一步高涨。
财政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的全面危机，袁世凯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死局：为对付护国军每天都需要大笔军费，而他所能控制的财政收入却在急遽减少，一向力挺他的列强们都躲了起来，迫不得已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输血，结果引发了严重的金融风潮，这些愤怒的火焰汇聚起来就是熊熊烈火，要把他的帝王梦无情地葬送。
袁世凯尝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滋味，就连一些嫡系也纷纷通电反对停止兑换纸钞，其实是与他在政治上划清界限，面对汹涌而起的倒袁风潮，袁世凯不仅感到了忧心，更感到了绝望。
1916年3月22日，即两行刚刚出现挤提、挤兑风潮时，袁世凯匆忙宣布取消帝制。这一年的6月6日，即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宣布停止兑付两行兑换券不久，年仅57岁的袁世凯就在极度忧惧中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