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美国政府对于TPP的态度也日渐明朗。当地时间11月21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公开宣布将于就职首日施行六大行政措施，其中在贸易问题上，将正式发布关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下称“TPP”）的通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如果TPP没有美国参与，它将毫无存在的意义。”据环球网综合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11月23日称，她对美国推动退出TPP的做法感到不满。默克尔对美国和亚洲之间这一全面贸易协定的黯淡前景表达了担忧，并主张欧洲应当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另外，据有关人士称，此举或使中国成为最大受益者。
美国退出TPP会给世界贸易格局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是否意味着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称“RCEP”）、“亚太自贸区”（下称“FTAAP”）谈判将获得更强劲发展势头？世界贸易自由化将何去何从？
美国退出TPP，世界贸易秩序格局或重构
随着美国宣布即将退出TPP，参与TPP谈判的各国做出反应：日本恍如遇到晴天霹雳；加拿大和墨西哥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对于“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来说甚至是一大噩耗，据有关人士称，新加坡经济将雪上加霜。
“美国退出TPP无疑是出乎多数人意料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对《中国发展观察》记者分析表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TPP对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都是巨大的。但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中产阶级萎缩，全球化被认为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使得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不断高涨，并突出反映在特朗普的当选上。”
美国离开TPP将对世界贸易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看来，美国退出TPP，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小圈子主义”，重新回归世界贸易秩序的大格局。他继而分析道，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启动，北美自贸区结成，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欧美主导的两大体系。作为发达国家的关键一员，日本像一颗游离电子，被排除在欧美两大贸易圈之外，找不到全球竞争的腹地。而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正面对立退潮，全球大竞争成为全球化的典型特征，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日本必须回归亚洲构建自己的全球竞争根据地，从而掀起东亚合作潮流。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东亚人的东亚”意识上升，“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共同体）被视为抗衡美国、构建合理的经济秩序的战略一环。到2010年1月，东亚共同体呼之欲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域面临被割裂的风险，美国的政治力量将其视为对美国安全格局的挑战和威胁。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美国必须阻止东亚排美主义的地区一体化潮流，即拆解东亚共同体。作为路径和方法，正面对包括盟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东亚合作机制实施碾压、干涉或介入都不合时宜。显然，TPP的推进过程达到了这个目的，起到了围魏救赵的效果，堪称完成了让东亚共同体解构的历史使命。
刘军红强调，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新政权可能更看到了冷战结束25年后，中国等新兴国家群雄并起，世界经济力量重新分布。力量的分布决定力量的结构，这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不再是几个贸易圈可以主宰的结构。而事实上，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之后，基数扩大（超过10万亿美元），与美欧比肩，速度不减，在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引领序列，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趋向中美欧三极体系格局发展，潜在的三极货币体系也必将随着人民币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化推进而日渐呈现可能性。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必然驱动国际政治、安全上的新体系板块的漂移，构成全球治理新系统。在此，贸易上的WTO（世贸组织）、货币金融上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安全上的联合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机制，具备发挥三极体制的基本功能。贸易格局自然延续三极体制，“地区小圈子”无法适应这样的大格局。
除地缘政治格局之外，从全球经济贸易发展来看，屠新泉认为，美国退出TPP意味着其放弃了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导权，同时鉴于特朗普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消极看法，很可能由美国引发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这显然是非常不利于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的。话锋一转，屠新泉严谨地说道，“特朗普宣称退出TPP能否真正落实仍有待观察，即便真的退出TPP，美国仍有可能以其他方式继续保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符合美国资本和美式市场经济的利益，特朗普的当选是依靠民粹主义的口号吸引中下层民众，但其执政却必须依靠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的支持。事实上，他当选后已经开始与美国精英阶层以及共和党传统势力修复关系。因此，还不能断言TPP已经‘死亡’，至少其所代表的经济全球化不会戛然而止。”
机遇拐点，中国应掌握主动权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拉美三国，出席在秘鲁举行的APEC峰会，取得丰硕成果。有关人士称，中国领导人已经抓住巨大机会，美国退出TPP或是全球性拐点。
美国退出TPP是否会把亚太经贸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是否意味着中国参与的RCEP、FTAAP谈判将获得更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看来，特朗普政府主张“孤立主义”，因此，在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方面不会太积极。推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日程的主要动力应该来自中国。中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希望亚太地区不要受贸易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要逆全球化而动，那样不仅无助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制造出许多地区冲突的苗头。
屠新泉直言，美国退出TPP对RCEP是一大利好，作为两种相互竞争的自由化模式，一方受阻自然有利于另一方。而TPP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国内政治，而非成员间的博弈。对TPP成员国来说，TPP的规则是符合其利益诉求的，而RCEP则在自由化程度和范围上难以令其满意，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更希望RCEP向着TPP的方向发展。但RCEP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其规则的灵活性，尤其对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种矛盾并不会因为TPP的失败而有所弱化。从战略上看，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性极高，即便TPP失败，日本会否“脱美入亚”也仍然是极不明朗的。
丁一凡说，“FTAAP最开始是美国提出的方案，但后来又放弃了该方案，接过了TPP的方案。中国则接过了FTAAP的方案，提议把APEC国家都接纳进FTAAP里去，形成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的方案是想真正做一个自由贸易区，促进地区经济贸易一体化。”
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发展形势，几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如果美国不参与FTAAP谈判，亚太自贸区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没有美国的参与，APEC推进亚太贸易自由化也不太现实。丁一凡认为，“中国瞄准的是未来亚太地区长期的发展趋势，不能指望很快就能实现。所以，RCEP是一个中期目标。”屠新泉的看法是，“FTAAP仍然将只是一个远景，除非先将美国排除在外，形成一个RCEP的扩大版，再考虑吸收美国的加入。”
屠新泉进而表示，“如果美国真的退出TPP，对我国来说无疑是一大战略契机。美国放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主导权，而我国已经具备这样的实力，应当挺身而出，抓住机遇，推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首先，我国要树立更强的自信心，要主动以开放换开放，突破国内一些利益集团对扩大开放的阻挠，解放思想，在开放中增强竞争力。其次，莫要拘泥于现有的框架，如RCEP或FTAAP，而要应时而动、随机应变，从可行性的角度先易后难，效仿美国的TPP战略，排除日本、印度等国的干扰，优先选择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意愿较强、和我国战略关系较好的亚太国家，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跨区域的亚太经贸集团，掌握主动和先机。”
构建公平公正的自由化，实现全球经济复苏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变幻莫测，全球经济复苏如何寻求答案？
“全球化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退潮’，无疑将加大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 屠新泉分析称，鉴于发达国家本身已经达到的发展程度，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有限，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将主要取决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非洲、拉美等地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仍是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不足，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市场的运作效率不高等，因此，这些国家之间应当加大开放贸易和投资的力度，加快市场化和法治化建设，营造经济增长的更坚实基础。
在刘军红看来，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事实上是权力建构的过程，其本质是国际政治问题。全球经济复苏的唯一出路在于合作，只有构建和平、公平、公正的贸易规则，而不是像TPP那样大国主导、小国被迫参加的区域一体化，才能构建互利互惠、普惠共赢的经济发展环境。
在全球化浪潮推进过程中，中国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积极参与全球化事务，丁一凡说，“中国坚持主张加强G20在全球治理中的协调作用，主张加强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在全球治理规则和标准方面的作用。中国一贯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既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内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也积极参与地区的自由贸易框架谈判，还与多国开展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一定会达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果。”
屠新泉总结道，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一直积极稳健地推进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不断扩大市场开放。但这种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主要表现在中国是作为已有国际规则和体系的接受者，适应和接受其他先进国家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但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这种被动的空间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而且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维护中国的全球经济利益已经成为我们的内在需求。同时，世界也对中国发挥更主动积极的作用有了更高期待。对中国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即为全球贸易治理和经济全球化做出更多主动贡献的准备，中国要提出自己的方案，更要以自己的主动开放来赢得世界经济话语权。对此，必须克服一些长期习惯于国家保护的利益集团的阻挠，增强自信，坚定决心，通过开放来不断提升竞争力、升级产业链。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