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奇
六、归国华人华侨
海外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已达6000多万，与法国的总人口（6620万）不相上下。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有12个，超过六千万的也只有23个，6000多万华人华侨，相当于一个大国的人口。据统计，华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占中国外资企业的70%以上，投资资金数量占中国引进外资的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海外华商回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制造业领域，对中国高科技、互联网、IT、现代服务业以及艺术领域，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还不是很多，但已经开始逐渐形成气候。最为知名的是泰籍华人创办的正大集团对中国农业的投资。正大集团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投资中国农业，目前，除西藏、青海外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办有农业多个领域的企业。央视正大综艺节目更是影响了一代人。
海外华人华侨当年大多是从农村走出去的，今天他们回归故土，一是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传统中华文化陶冶出中国人的“落叶归根”“慎终追远”“富贵还乡”等传统观念，侨民飘蓬万里，还是心系故里故国，这是炎黄子孙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个性。二是祖国的崛起。不少华人华侨大都是在祖国处于弱势时代走出去谋生的，今天，祖国的强大使他们倍受鼓舞，国外环境稍有不顺，念家思乡是必然的。三是看准了中国农村农业这个巨大市场潜力。最新统计表明，投资中国农业的外资有2/3处于平和盈利状态，高于全国外资企业平均获利水平。四是报效祖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有为国服务、回国创业强烈激情和意愿的华人华侨通过各种渠道回国创业。
鼓励华人华侨返乡定居或投资，应突出对他们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尤其对回乡投资者务必明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细化投资方式、投资待遇、投资导向、扶持政策和规范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生活便利、权益保障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让他们放心、安心、舒心地生活和创业。
七、到乡村旅游的群体
2014年中国到乡村旅游的是12亿人次，到2015年底已猛增到22亿人次。这是一个主动给农民农村送钱的庞大消费群体，它的形成一是由于人们收入的提高，二是休闲时间的增多，三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四是交通通讯的发达，五是城市病的加剧，六是盛世乡愁的呼唤。游人在乡村找到了返璞归真的乐趣，生活的融入、生产的参与、生态的享受、生命的体验使他们倍感亲切、激情勃发。他们带起了农村消费市场的繁荣。中国在世界上最大的战略储备就是有一个九亿人生活的农村市场。他们激活了农村的闲散资源，农民的零碎闲暇时间、老弱病残闲散劳动力、闲置的农房、闲置的自然风光，就连那些闲置的古树老宅、断桥残碑、风土民俗、戏曲杂艺等都因他们的到来而产生效益，他们推进了三产融合，游人要游，还要吃喝拉撒睡，同时还要购买特色农产品。以三产带动二产转型升级、进而拉动一产发展，这是农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需要做好做强做足的大文章，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创业。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的大办乡镇企业，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经商。抓住这次既不离土又不离乡的旅游开发，是农民增富、农业增效、农村增美、政府增收的好机遇。
虽然这个群体在乡村只是蜻蜓点水式的一带而过，但他们承载的各种信息、技术、资本、项目等却是一个开发不尽的巨大宝藏，潜力不可估量。
做好乡村旅游这篇大文章，一面应改善基础设施，增强服务理念；实行标准限制，提升服务水平；提升产品内涵，打造特色品牌。另一面应有意识捕捉游客带来的各类信息，然后顺藤摸瓜，深挖信息价值，为己所用；还应注重发展“回头客”，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从长计议，开发游客的潜在价值。
八、大学生村官
中央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部署始于2008年，此后大学生村官的计划和实际规模都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底，全国约有20万名大学生村官在岗，其中农林牧渔类专业占6.4%。按照目前趋势，到2020年应有40万左右大学生村官在岗。经过多年努力，全国大学生村官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取得了明显成效。许多大学生村官在农村身先士卒、带头创业，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富，取得了喜人成果。《2015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22700多名大学生村官创业，共创办创业项目近17000个，领办或合办专业合作社4300多个，为农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22万多个。
大学生之所以选择到农村当村官，一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驱动，对农村的热爱和责任。有许多大学生到村任职是为了在基层历练自己，通过创业创新，改变农村和实现自我价值。这类人比较安心。二是过渡性的选择。他们受到服务期满后能够享受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和诱惑。比如，报考研究生加10分、报考公务员或者行政事业编制优先录用政策、解决京外生源北京户口等。这类大学生村官一旦有好的工作机会，就可能离开村官岗位。根据调查，报考大学生村官的有71.51%只是暂时选择，而这一群体往往面临着二次就业的压力。
这是一支最有活力、最有生机、最具创新能力的乡村发展生力军。因此，在控制大学生村官数量，提高大学生村官质量的同时，应该想方设法实现好大学生村官的落地政策，让他们能够在广大的农村扎根下来，发挥他们的知识优势，带动农民创新和创业，积极参与农村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后喻文化”时代，现代文明的传导重任，历史地落在年轻一代肩上，用好他们，农村农业的发展才有希望。
九、“三支”人才
“三支”人才是指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和支医工作的城市机关工作人员和高校毕业生。从2006年起全国每年招募2万名左右高校毕业生，主要安排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工作，目前这一计划各省都在不断加强，如安徽自2016年起，每年定向招收2500名大学生毕业后到农村支教。截至2015年全国累计选派27.6万人到农村基层开展支教、支农、支医，这一制度安排为农村基层一线补充了新鲜血液，培养了一批心向基层、服务基层、扎根基层的青年人才。
政府支持和鼓励他们到农村基层支农、支教和支医，一是乡村依然是当下最缺医少药的地方。农民要到大城市看病，且不说要花费巨额的开支，更令他们头痛的是，“奔波三千里，挂号三礼拜，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二是农村教育依然落后。义务教育免费和就近的两个基本特性没有真正体现。撤点并校实施十多年来，全国农村学校由59万所减少到27万所，农村教育出现“村空、乡弱、城挤”局面，且形成恶性循环，学校越少越差，老师学生越向城市挤。农村孩子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十分突出。笔者在吉林省龙井市调研发现，全市65个村只有一个村有一所小学，其余64个村的孩子都要到镇上或城里去租房读书。在镇上读书一年要多开支8000到10000元，在县城读书一年要多开支15000到20000元，这还不算家长务工陪读的工钱。应推广福建省永泰县的做法，全县78所农村学校，其中11个只有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他们的理念是，只要有一个学生，这个学校就不能撤。这是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义务。三是农村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复合型、创业型人才严重缺乏。具有这方面专长的农业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发展农业，才能真正出实力、用实招、见实效。
“三支”人才是农村和农业发展重要的知识宝库。因此，应大力推进“三支”事业。特别是应该通过技能培训、业务指导等公共服务，让“三支”人才成为培育农村人才的“酵母”。同时地方政府应与“三支”人员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三支”人员服务时间一般为一到二年，服务期满，即需撤回，政府应通过多种方式让服务者人走心不走，鼓励和支持服务期满“三支”人员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渠道，持续为农村提供帮助。
十、驻村扶贫干部
近年来，各地政府大力推行了以“驻村”为主要形式的扶贫开发帮扶措施。以安徽为例，全省针对3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动员省、市、县三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单位包村、干部包户，并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村任职，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全省5002个单位派出10392人参加了单位包村。全国目前已派驻村帮扶干部54万人。
驻村干部在农村扶贫事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驻村扶贫干部拥有广泛的资源优势。他们有学历，有知识，有人脉。在贫困村建设中发挥着引导、示范、组织、联络作用。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他的代表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贫困人口同样有能力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经验、信息和可利用的基础设施等条件，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从而贫困的农民虽然经济贫困但是具有效率的。驻村扶贫干部如果能够不断注入现代元素，从增加知识、技能、经验和信息以及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入手，就能激活贫困村和贫困户内生的发展潜力。
完善驻村帮扶，一是应尽快出台顶层设计，在现有《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驻村扶贫制度建设。二是应尽快厘清基础工作，贯彻落实贫困对象动态管理原则，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克服贫困人口识别中存在的“人情观”“家庭观”和“模糊观”现象，将真正的贫困人口识别出来，做到底子清、情况准，真正实现贫困对象识别精准，为驻村扶贫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应尽快完善扶贫开发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手段和监管责任，做到有人监管、有法监管和有序监管。
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重农思想”贯穿中国历朝历代，重视农业、以农为本，是在以农养政、以农养国、以农养城背景下的安邦之策。但是，历朝历代重农思想的核心就在于重业而不重人，农民反而成为被剥夺最重的对象。这种重业不重人的积弊直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才算真正结束。今天我们要加长农业现代化这条“短腿”，关键就在于重业更要重人，重业必先重人。没有经营主体农民的现代化，农业就不可能现代化起来，再先进的技术、设备，再一流的理念、管理，没有现代化的承接主体进行操作，都毫无价值。
“新下乡运动”中的十大群体，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将成为扎根农村的新一代职业化农民，如部分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大学生、部分大学生村官、部分海归华人华侨等。二是只做一个时期的停留，主要是为三农搞服务，如“三支”人员、驻村扶贫干部、部分大学生村官等。三是到农村生活，如第一代农民工、城市离退休人员、新三届大中专毕业生、部分华人华侨。不论哪类群体，他们都承载着推进三农发展的各类资源。农业需要现代化职业农民，首先需要在农村培育产生现代化职业农民的氛围和土壤，各类为农服务人才的开发利用便首当其冲。
“新下乡运动”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才资源大输送，各类人才集聚农村，各方力量发力农业，各种方式致富农民，其规模之浩大，涵盖之广泛，行动之自觉，史无前例，世无先例。可以预言，它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再造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开发利用好这笔宝贵财富，应是三农工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