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宏观经济将延续“稳中求进”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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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张菀航 姜 巍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12月14-16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包括: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研究建立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
此前于12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为2017年经济工作定调时明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指导明年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16年中国经济好于预期

“明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年复一年,这似曾相识的预判在迎新展望的节点,这几年似乎未曾缺席。而现在看来,2016年宏观经济的总体情况比预想的要好。
国家统计局用“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好于预期”来总结当下中国经济的运行状态。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据初步核算,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52997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另据新华社的一份报告预测,201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6.63%。
“可以用‘稳’来概括2016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孟春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进一步分析道,一是GDP增速“稳”,前三个季度均保持GDP同比增长6.7%,处于6.5%-7%的目标区间,表现出明显企稳迹象;二是物价水平“稳”,11月份CPI累计同比增长2%,年初以来各月CPI增速保持在2%左右,且呈现小幅回升态势;三是消费增长“稳”,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3%,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但保持基本稳定,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1%;四是投资增速趋“稳”,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8.3%,较去年明显降低,但自7月份以来保持了平稳态势;五是居民收入增长“稳”,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略低于GDP增速,居民收入实现同步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进一步缩小。
“2016年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下滑趋势趋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竞争政策室主任刘翔峰同样对经济表现给予了积极评价,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的特点是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努力推动供给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勇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6年的经济形势比年初预计得要好,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6.8%。经济增长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势头。”他归纳了经济运行的几个特点:一是,房地产市场出人意料的景气,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是,房地产业的景气与一线城市房屋价格快速上涨有关联。本轮房价的结构性上涨,并没有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带来多少动力。二是,房地产、汽车、基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三是,经济增长伴随着通胀苗头,如PPI开始由负转正,CPI开始破2,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等。四是,贷款增速远高于经济增长,尤其是居民部门负债大幅度攀升。五是,财政政策的力度空前。六是,居民消费增长仍保持在两位数。

L型经济走势仍在寻底

“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就能过去的”。这是权威人士今年5月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李承健认为,这一判断是结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得出的。从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规律来看,在经济起飞阶段和工业化前期,经济将经历高速增长过程,但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经济增速将逐步回落,在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保持较长一段时期的增长过程。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新的增长平台上,难以出现增速反弹,这是因为此前的技术引进、规模扩张、生产要素配置等带来的巨大红利已消耗殆尽,此后的增长要靠创新、质量、效率的提升来实现,这一过程注定是相对缓慢的。
他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基本已到了以上描述的经济发展阶段,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但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通过持续改革可以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将经济增速稳定在中高速平台。
“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L型的筑底阶段,在经过几年的经济增速下行和经济结构调整后,经济企稳迹象已经显现,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平台正在得到逐步确认,有望迎来一个阶段的平稳增长。”李承健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看来,L型走势伴随着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目前全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下降,过去的发展模式难以继续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全球都在等待新一轮技术进步浪潮提供新的增长点。“L型走势对于中国来讲并非坏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完善基础设施,积累人力资本,推动产业升级进步,优化公共服务提供,为下一轮增长打好基础。”
有观点称,从供需两侧广泛的宏微观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可能正在“经济L型”“软着陆”。
“现在谈经济软着陆为时尚早,中国经济仍然在L型的下行区间,L型尚未见底。”王文进一步表示,我国GDP实际增速震荡下行,名义增速却正在反弹,企业盈利同步于GDP名义增速,当前的6.7%包含着汽车和房地产销售的高位透支,国民经济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受OPEC限产协议、大宗商品涨价和今年以来信贷扩张滞后效应的影响,通胀有上行压力。他认为,今年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非典型经济周期,目前增长靠信贷与房价支撑,或将开启金融周期下半场。金融周期下半场的调整时间通常都比较长,因此经济见底还有一段时间。另外,在结构性问题上,如产能过剩、信用错配、贫富分化等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还在恶化,加之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困扰经济前景的内忧

12月13日,在国新办就11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从下一阶段,特别是明年来看,CPI涨幅仍然会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会明显上升。
对此,刘翔峰表示,目前我国经济确实面临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她进而建议,应适当控制货币发行总量,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资金荒和通缩都是假象,货币投放方向和结构需要继续调整,盘活资金存量,应当由国有企业转向中小微企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投资力度。
王文建议,解决相关问题主要靠政府的宏观审慎决策。需要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严控物价水平,但这决不是说光靠货币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还需要加强与财政政策相配套,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严控外汇风险,加强对热钱及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管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增加国际结算中的人民币使用,减少外汇占款,并增加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
在经济呈L型走势的背景下,经济结构的改变势在必行。李承健认为,目前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需结构性矛盾,其主要方面是供给侧不适应需求侧的变化,表现出部分商品供给过剩,而部分商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特征。因此,我国经济结构需要进行深刻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对于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钢铁、煤炭和房地产涉及五大任务中的去产能和去库存,主要是处理产能过剩和库存高企的问题。”李承健表示,我国前三季度已完成煤炭和钢铁行业去产能全年目标的80%以上,特别是三季度去产能进程明显加快。1-9月份,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5%,粗钢产量仅小幅增长0.4%,关停大量生产“地条钢”的小企业,全年有望实现化解煤炭产能2.5亿吨、粗钢产能4500万吨的阶段性目标。去产能带动供求关系调整,市场预期改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升。前三季度商品房销售快速增长,库存总量明显下降。1-9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增长26.9%,高出去年同期近20个百分点,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7个月下降,较年初减少4319万平方米。目前,结构调整已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将加快培育,对传统行业的依赖将逐步减轻。但不可否认的是,房地产、钢铁、煤炭仍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调整的重点应该是降低对这些产业的过度依赖,让基础产业可以获得合理利润,房地产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李勇坚同样认为房地产的投资面临着收缩。2016年房地产的景气并没有带来开发企业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虽然一线城市地王频出,但由于全国性房地产库存压力并没有缓解,房地产企业对于购置土地仍然持谨慎态度。2016年1-9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491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6.1%,就是一个证明。而一线城市在供地方面的收缩政策,也将进一步压抑房地产投资。这样,在2017年,我们将看到一个高度扭曲的房地产市场,即在需求量大、价格高涨的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城市,房屋供给量受制于土地而大幅度增加;而三四线城市则有大量土地待开发。
“此外,未来债务风险会越来越大。而且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财政政策的腾挪空间有限。流动性泛滥,货币贬值压力,资本外流压力,使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日益变小,且货币政策的效应也正在递减。”李勇坚补充道。
在王文看来,钢铁、煤炭和房地产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未来仍然会在经济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无论是国内的基建还是“一带一路”建设都对钢铁、煤炭、水泥、建筑等行业有需求,不动产更是经济存量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钢铁、煤炭、房地产未来都将会经历行业的重组,行业集中度亟待提升。
而在刘翔峰看来,“中国未来不能再依靠钢铁、煤炭、房地产,这些已经形成过剩产能,加强这些产业,则与‘三去一降一补’背道而驰,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要转型的十字路口。”如何转,怎么转?经济结构的深化调整仍然是不断培育七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同时要有配套的金融、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加大投资力度,使其成为支柱产业。
王文表示,未来创新驱动发展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创新型国家建设,满足高端需求,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地位的上升。因此,我国需要经历传统行业的整合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崛起,在完成去产能之后,政府不宜施加过多的行政干预,主要还是靠市场消化过剩产能,靠市场形成对创新人才的激励,政府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宏观经济稳定、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研究开发、公共服务优化方面。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能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对此,李勇坚坦言,“从2016年的情况看,虽然去产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去杠杆等方面并未取得明显成效。”相反,居民部门正在加杠杆。而中国的金融风险防范,其重心主要放在保持房价稳步增长的基础上。通过严格控制土地、控制房地产的供给,来稳定房地产的风险,以确保金融安全。这种方式在一个稳定的封闭经济环境中,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在一个变化的、动荡的、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能否长期有效,仍有待观察。而问题在于,这些年一直在以制造泡沫的方式消灭泡沫,以积累风险的方式防范风险。这样的结果是导致风险累积,一旦出现一些不可控因素,将导致金融风险完全失控。“因此,现在的对策是要通过局部释放风险的方式来解决全局性的金融风险,这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刘翔峰则强调,“未来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但必须对区域性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据分析,货币超发风险、债务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均处于可控状态,目前“脱实向虚”风险较高导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直接制约实体经济发展和国家“去杠杆”战略决策的推行。在保持流动性充裕的同时,要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金融风险。未来应当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继续构筑金融风险防范安全网,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目前仍然处于可控范围内,化解金融风险与当前‘三去一降一补’的精神是一致的。”王文表示,当前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主要是防范由于不良债权及个别地区的楼市风险,政府坚持不断地清理影子银行、推动地方债置换、调控房地产价格,用温和的方式挤出过去积累的资产泡沫,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政府在不断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运用市场手段清理不良资产,产业重组也在顺利进行,我们有信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但在这一时点,仍然要对金融创新保持谨慎,防止资金过多进入虚拟经济,防范新的金融风险爆发,在保证宏观稳定的条件下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外部风险加剧经济走势不确定性

英国脱欧、特朗普上任等国际形势的变化,会给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带来哪些不确定因素?
刘翔峰表示,这一系列国际事件是世界格局逐渐变化的写照。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并未结束,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过程中,全球化进程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去全球化特征显现,特朗普上任后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成为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而在目前新的去全球化进程中,各种不确定因素相继出现,资金持续回流美国,我国进出口增速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这些不确定性可能还会加剧。
在李承健看来,具体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一是,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结构性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经济运行普遍低迷。英国脱欧等问题也引起欧元贬值,而美国经济相对较好,就业和物价等指标均支持加息,这将引起国际资本市场对美元需求加大,特别是特朗普上任后可能采取一系列吸引海外资本回流的政策,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向美国流动。近期,美元指数和十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均有上升,全球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收紧,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这将使得新兴经济体承压,甚至可能触发新的金融危机。从历史经验看,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均发生在美元升值周期。现阶段我国要加强风险应对机制建设,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二是,逆全球化势力有所抬头。特朗普政策带有保守主义倾向,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未来一段时期,强势美元将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上升,进一步助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从历史经验看,美国对主要贸易顺差国频繁施加压力,人民币汇率也屡次受其施压。而且,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来看,全球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明显抬头,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倾向更明显的政党上台的可能性上升,其他一些国家也将遇到类似情况,造成各种多边或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被迫延迟,全球化因此可能会陷入一个低潮时期。
王文同样指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主要在贸易和汇率方面,英国脱欧会给通过英国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带来不确定性,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尚不明朗,很有可能加强贸易壁垒,这些因素都会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影响。同时,特朗普竞选时作出的减税和加强基建的承诺将会带动美国经济增长和赤字增加,美联储加息频率可能增加,会带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加剧。
“经贸与汇率问题是中美交易度最有弹性的部分。”王文进而分析道,虽然特朗普力主废除TPP将会有利于中国,但2017年中美贸易纠纷将极有可能陡增。各类贸易诉讼、“双反”案例发生很可能是常态。特朗普团队顾问还认为,中国对美投资加大,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需要推出类似一部“排华法案”,进行对华投资审查。另外,2017年,特朗普将极有可能更换美联储主席,力推美元加息,塑造强势美元地位,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同时,不排除特朗普将以“汇率操纵国”为由,压迫人民币升值,改变中美经贸关系格局。

重塑经济增长新红利

曾经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红利正在退化甚至消失,已是不争的事实。
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发表演讲时指出,“‘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已经开始涌现或即将涌现,这已是很好的开始。他进而表示,“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
“未来,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点会不断增多,可以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王文说。他还强调,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加强,外国资本可以进入更多的投资领域,推动产业升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PPP模式推广、国企改革、注册制改革都将提振民间资本活力,民企可以参与到更多的领域中,直接融资比例将上升。但资源环境约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人才资源不足都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挑战,这些矛盾很有可能制约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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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王文建议,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除了放在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市场监管等之外,应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为了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方面,不宜实行大规模的刺激或紧缩计划,但可以有针对性地支持不良债权化解和破产企业清算,过去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需要转变,宏观调控的精力应当集中于宏观经济稳定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以减少不确定性,提振市场信心,推动公平竞争。
刘翔峰补充建议道,宏观调控应着力于控制货币发行、控制通货膨胀,适时减轻企业税负,以保证企业企稳,减少经济泡沫,增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活力,增添经济增长动能。

2017年中国经济将延续“稳中求进”主基调

12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经济筑底企稳条件逐步积累,2017年有望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所提升。”孟春认为。他进一步指出,2017年,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这一改革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随着2016年五大任务取得初步成果,2017年要将改革进一步深化,并由现有领域向其他领域拓展。2017年,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巨大活力,实体经济发展将迎来良好的市场环境,资金“脱实向虚”问题将有所缓解,实体经济壮大有利于培养经济增长新动能。结合中央的宏观调控基调和2017年的改革重点领域与举措,2017年经济走势将保持平稳,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同时,各项改革向纵深推进,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经济运行保持筑底企稳态势。
刘翔峰同样对2017年的经济走势持乐观态度,认为“2017年我国经济会触底盘整,金融风险将逐步消化”。由于“三去一降一补”逐渐取得成效,僵尸企业不断消化,民间投资可能企稳,预计货币环境将维持大体宽松,财政政策继续扩张,基础设施投资仍将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这些因素都将促使中国经济稳步运行。
王文认为,“综合来看,明年虽然基建仍然保持较快增速,但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承压严重,经济下行压力大过今年,预计经济增长前高后低,全年在6.5%左右。”他继而指出,在国际形势方面,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盟和日本经济低迷,根据年底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预计明年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受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影响,贸易环境还有可能恶化。面向国内环境,在消费方面,传统消费由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降将继续被挤压,高端消费需求将成为消费领域新的增长点。此外,明年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抑制资产泡沫的政策不会发生动摇,房地产投资受此影响增速将下滑,因此,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非常有限,预期基建投资将带动经济增长。
“2017年经济增长的大概率事件将是触底回升。经济增长率仍将维持在6.5%-7.0%区间。”李勇坚的判断基于以下几点:2016年基建的惯性仍将保持;经过多年的培育,新经济将呈现出其活力;“二胎效应”等将对居民消费增长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财政政策仍将保持宽松;人民币贬值将有利于出口保持一定的增速;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对增长的促进将开始显现;长期通货膨胀的基础并不存在,物价在2017年上半年受大宗商品、房价等影响,将保持高位,到下半年可能回落;从2016年的形势看,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要好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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