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宇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下面谈谈我学习这几条重要论述的体会。
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世界仍有强大的解释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以及法国学者皮凯提的《21世纪资本论》等著作指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的“新常态”有重要启示。
《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提出了“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一核心结论，表述为：“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马克思正是利用这一规律，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正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推动着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同时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于不断扩大的企业产能实际上是趋于下降，于是，生产出的东西卖不出去，资本周转中断，企业只能被迫闲置生产力，于是发生经济危机。同时，《资本论》还提出了避免利润率下降的“相反作用的趋势”，即：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和对外贸易。后来的历史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是有远见的，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周期性地出现利润下降、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危机。经济危机通过一种“破坏性创造”的方式，消除过剩的资本，从而为新的增长开辟道路，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解释同西方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最根本的区别就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是“偶然发生”的“失常”现象，不是对市场均衡状态的暂时偏离，不是由于投机、政策失误、外部冲击等偶然因素导致的，而是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从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总是周期性地出现“技术革命引起生产力迅速增长、产能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调节以拯救危机、全面危机或战争的爆发”这样的“历史周期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少西方学者也提出，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映，是二战以来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只不过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二战之后，由于战争降低了大垄断资本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支配能力，重建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欧美国家采取了一定的改良措施，包括加强国有经济、调整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经济增长平稳、社会矛盾有所缓和，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但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衰竭，西方国家出现“滞涨”。面对“滞涨”，西方国家实行了以缩小政府管制、削减社会福利、降低税收、宽松货币信贷等措施，以便暂时对冲利润率的下降。但是从实践上看，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的规律，而仅仅是缓解和推迟了危机。危机仍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一是经济停滞。1980年到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仅为2.6%，低于1950年到1980年的3.6%，而2008年到2013年仅有1.4%。二是金融泡沫。随着资本扩张，实体经济领域已经满足不了资本增殖的需要，于是推动政府放松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实际上掩盖了欺诈和投机，使得金融领域从为实体经济服务异化为脱离实体经济的“空转”，即由M—C—M′的循环，变成了M—M′的循环，越来越多金融交易的标的并不是实体经济、而是金融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欺诈、投机和泡沫，而金融泡沫的扩张，又加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和贫富分化。三是两极分化。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国家收入差距比较稳定。70年代后，两极分化迅速扩大。美国的基尼系数 从1980年的0.372增加到2008年的0.451，回到1927年大萧条前的水平，最富裕的1%人口所占国家财富的总和从1980年的10%扩大到2008年的23.5%。美国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Sassen）认为，贫穷和不公平这些词汇已经不足以描述今天的现实，他提出“大驱离”的概念：中产阶层可以一夜间沦为赤贫，每个人都可能被逐出社会生态圈之外。四是全球经济失衡。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依靠金融和货币霸权实现了对边缘国家的掠夺。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G20会议上指出：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可见，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追求增殖导致利润率下降，生产偏离了社会实际需要，大量资本制造了金融泡沫，金融、房地产又成为剥夺中低收入者的工具，减税、削减社会福利等劫贫济富的措施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差距，只能靠借债鼓励消费，从而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是这次全球危机爆发的总根源。这一分析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今天我们认识世界、应对全球大变局的有力工具。虽然这次金融危机的具体表现已经比马克思的时代复杂得多，但是其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中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学习这一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工业革命以来，形成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体系。实践证明，在全球分工和利益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要突破这一格局，实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难度比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大。20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第一种是模仿西方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上采取私有制为主和市场经济，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多党制民主。实践证明，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大多数并没有发展得很成功，一些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两极分化、民粹主义、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等问题。之所以这样，起码有几个原因：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不是自发演化出来的，而是在殖民地条件下由外部强加的，封建制度的约束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宗族势力、等级文化等的影响还广泛存在。在政治上，这些国家往往在现代化、工业化还没有实现时，就引进了西方的竞争性选举式民主，政党的行为是短期的，难以产生强有力而稳定的执政党，从而不会对国家建设进行长远性的规划和投入。竞争性选举制度加剧了社会对立，你方唱罢我登场，短期行为更加突出，发展难以形成共识，从而形成民粹主义。“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说明今天的不发达国家已经不可能再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现代化。
第二条道路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苏联让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一度形成可以和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的经济贸易体系，但是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苏联也没有找到一条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经济上，苏联没有找到一套办法来解决经济领域的激励问题，窒息了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也使其制度丧失了感召力。从政治上，没有解决如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
第三条道路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马克思也曾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自己，也初步为人类社会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型发展道路。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较自信地宣布，中国已经初步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而中国道路的成功，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在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相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和“魂”依然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生长，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工具，而中国的实践，也在不断证明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比如，中国对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就体现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遭遇的一大误会是，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也就视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好，社会主义好”，所以反对资本、反对私有制。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径直地说“资本主义不好”，而是首先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既肯定了资本创造了很大的生产力，同时也指出，不受约束的资本具有破坏力，它将导致资本不断地集聚和生产的扩大，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如果资本主义能够解决这样的危机，就能够继续发展，如果解决不了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相融合，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限制市场失灵。经过20多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并且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从理论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具体又表现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说明，公有制是可以和市场经济融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政府立法、工人参加集体协商，也完全可以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实践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才达到的物质生活发展和科技水平。这些已经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是能够实现兼容的。
再比如，在如何看待平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坚持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代表性著作中提出的平等观。马克思认为，公平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抽象的公平，公平的内涵和能够达到的水平，是由历史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今天我们追求社会公平，也要看到公平是历史的，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无所作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的不平等”，而且形式上的平等又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新中国在所有制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确保了分配上能够避免恶性的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正是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思想的继承。他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后，一度出现比较突出的收入分配矛盾的时候，中央采取了措施，缩小地区、城乡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可见，中国对社会公平的看法和做法，一直还是遵循着马克思的平等观的。既没有超越阶段，也没有无所作为，而是在历史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缩小着社会差距，并且最终向共同富裕迈进。
可见，虽然中国在实践中已经大大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想象，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指导中国各项事业的基本指南。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不断验证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仍然能够指导今天的实际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学习这一论述，有利于我们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例如，当前人们最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新动力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其中，“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提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运用。
西方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就是满足个体效用（utility）的最大化，并把个人效用简化为对利润、收入、消费等变量的选择。这种思想方法，在现实中就对应着以利润为动机的生产方式，认为只要把一切交给市场，人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就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社会。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一种并不准确的想法。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如何偏离生产目的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不同在于“为了利润而生产”还是“为了需要而生产”。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问题，就是“为了利润而生产”偏离了社会需要的现实反映。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生产偏离社会真实需要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如公共服务的异化、过度医疗、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消费的异化、生态破坏等。
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同资本主义有两个不同：首先是满足社会对使用价值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资本对价值的需要。其次是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少数人的需要。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满足人民生活的前提条件。然而也忽视了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今天，中国同样存在着社会生产偏离社会真实需要的情况。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现在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是片面追求GDP、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正如有的干部所说的：“建一座桥，这是GDP；把这座桥拆了又是GDP；重新再建桥还是GDP。就这样，在一座桥上干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但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么一笔。再比如，不讲质量的粗放型发展，污染了空气、污染了水源，污染的时候创造了GDP，治理污染又创造了GDP”。
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要从全体人民的真实需求出发。比如，当前群众最迫切需要的不是一般竞争领域的消费品，而是医疗、教育、生态等公共产品；需求特征的阶层分化突出：高收入群体有超强购买能力，但无法在国内满足。中低收入群体还有大量的基本需求、公共消费需求尚未满足，但购买力有限。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政府和市场同时起作用，特别是要补上战略性投资、公共消费品、人力资本生产等方面的短板。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发展的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反映。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人民生产什么”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具体的体现。既然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那么就要在生产、流通、分配的各个环节，体现人民的公平参与，发挥劳动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力的作用。如提出在创新上下先手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壮大中等收入人群、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等战略，这超越了建国初期主要是满足基本公共需求、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满足个人基本需求的阶段，开启了全面满足人民群众、全面发展需要的新阶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追求，但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协调、绿色、共享的问题。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对社会基础的冲击。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把全球分成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一定程度上，中心国家的发展，是以广大边缘国家的不发展、不发达为代价的，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实现了较高的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但这是以全球范围内的不公平、不协调为代价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实现这五大理念。中国如果能够真正实现五大理念，就将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也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发展马克思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一生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变成现实，也没有看到东方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但他晚年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卡夫丁峡谷问题：即落后国家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今天我们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对中国上世纪50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也关系到对下一步走向的判断。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就有各种“补课论”，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过早了，还要反过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今天关于改革方向和道路的讨论，根源也是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认识。
马克思本人认为，卡夫丁峡谷是能够跨过去的，世界各国不一定都像西欧那样，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但是，要跨域卡夫丁峡谷，是要有条件的，也要排除各方面不利的影响才能做到。而中国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同样能够实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这是证明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关键前提。
实践已经证明，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信息技术和人的思想觉悟等条件的约束下，市场经济仍然是目前的历史阶段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能够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商品化、社会化、工业化，这是生产力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那么，落后国家要跨越卡夫丁峡谷，从逻辑上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是，找到除了市场经济之外的其他资源配置方式，另一种可能性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前一种可能性，苏联和我国的经历证明，计划经济在发展重工业等基础工业时具有优势，但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还不能解决大部分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当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计划经济能否实现，是一个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
而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引入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实现兼容，这是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卓越的贡献。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正如马克思所说，可以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过的宏观经济失衡、两极分化、生态破坏等问题，但社会主义本身有更强的力量来纠正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有集中统一的政治优势，完全可以通过地方的试点试错进行改革试验，把顶层设计和“摸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找到一条更加平稳、代价更小的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中国给予厚望。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百多年，世界历史的变化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其中一个最值得瞩目的变化就是，当年他们仅仅作为理论上可能性的东方国家的崛起，已经成为了现实。以东方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改造世界秩序、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今天中国和世界遇到的问题，已经远远比“跨越卡夫丁峡谷”复杂得多，需要人类全面审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实践，找到一条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的新道路。要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方案越来越不可缺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一定能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