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醒尘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指导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对研究工作提出新要求。深刻领会指导思想、切实把握工作要求，是推动中国金融研究取得新进展的关键动力。
讲话对智库研究提出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重要性，“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走在世界前列的必要条件”。客观而言，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活动重叠程度空前提高。由于对自身以及客观世界的理解方式不同，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差异程度很高的认知鸿沟，主要存在于哲学政治社会领域。值得重视的是，这种差异是内生主导的。例如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都共同发源于古犹太教，但当今世界近百年的大规模冲突，无不伴随着不同势力教徒对现实利益认知的巨大分歧。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至今不断的地区冲突表明，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困境，需要新的理念和思路，包括来自东方的哲学和方案。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发展，中国正在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型，已在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如何走向世界前例，如何有效参与全球治理，需要有效的理论和决策支持，更需要以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前提。
讲话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出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是为世界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基础；理论创新要从问题开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从基本原理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
讲话强调，思想、方法是研究独创性的前提。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应重视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有文化自信；要吸收借鉴国外知识和方法，但不能照搬照抄，更不能迷信“唯一准则”。
当前需要推动中国实践的理论升华，作为中国解决问题、与世界沟通的基础。一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将近40年，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有很多重要现象很难用西方经典理论来进行有效的解释；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面临诸多挑战，传统理论开出的不少“药方”与实际存在较大差异，在其他国家也有诸多类似情况。二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行动能力、影响力都在快速上升，日益引起全球的关注和重视，期待与疑虑共存。开展对话交流是增进合作、化解矛盾的切入点，其中缩小双方认知差异是关键。三是全球治理的诸多问题需要中国参与，更需要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经验，提供可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这都意味着以实践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当务之急。
西方传统哲学为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基础作用，存在诸多优点，但世界政治、经济、金融等领域现今的诸多困境，既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也是传统哲学的认知困境。包括：一是坚持“唯一真”导致自我中心主义及排他性思维，放大了人性的认知弱点。二是习惯于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冲突僵局以及通过暴力谋求安全。三是分解、分立认知路径，对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决定性影响，缺乏积极、全面、长期考虑，导致风险失控。四是对哲学研究停留在言语、思维层面，但“言不尽意、意不尽道”，不觉察根本规律很难实现真正的理性。这些涉及诸多领域。哲学层面的认知困境对西方社会科学产生广泛影响。
相对西方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从近代史看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但从更长历史看，正是中国传统哲学推动了中华文明多次在历史危难时刻得以浴火重生。中国哲学更重视通过“绝圣弃智”摆脱固有认知框架束缚，而非死守教条；更重视融合互补，而非排斥消灭；更重视万物一如的同情同感，而非人为割裂排斥；更重视对本质问题的洞察认知，而非言语思辨。中国传统哲学特质在于独特的觉察认知机制，而不是具体教条或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恩格斯的论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益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化，其创新成果将可以为西方传统哲学提供借鉴和启示。
讲话要求用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新实践，打造在国际社会易接受、能引领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要求智库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全球治理需要新理念和新思路，以有效走出现实困境，不同文化背景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借鉴、融合、创新是关键。这一方面需要对东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有深刻理解，提出的理念和思路能与现有文化、制度基础有效衔接；另一方面需要围绕解决现实问题，突破传统思维范式的束缚，用新内涵、新逻辑支撑新理论，避免新瓶装旧酒。旧理论范式面临困境之时，内容创新是有效的突破方法，但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包括理论创新。
这些是中国走在世界前列的基础，对智库研究提出很高要求，需要高质量的成果提供支撑。
金融研究需要实现新突破
中国金融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转型相对滞后于实体经济，金融领域的理论基础基本来自西方，金融监管理念和思路也深受西方影响。但在中国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处于向市场化进一步转型的过程中，与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一定差异，这意味着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存在不适应之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也彼此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既与法律体系的不同有关，如美国与德国；也与文化、历史渊源有关，例如英国与美国、澳大利亚与美国。这些都反映了背后的理念和思路差异，与监管哲学有关。中国无论引进哪种模式，都将在法律、文化、体制、历史等基础条件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意味着金融领域的改革发展在诸多方面存在两难甚至三难困境（trilemma），需要中国的金融研究在借鉴消化发达国家知识、方法的基础上，在哲学思想层面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理念和立场，在具体思路上形成适应中国市场的方法论和概念、机制，以推动金融体系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为此，金融研究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深化对金融发展的哲学理解
如何看待金融行业功能定位和实际影响，涉及一系列基本问题。例如，如何权衡金融行业竞争力与金融体系稳健性的关系？这在英国引发很大的争论，坚持竞争力优先观点担心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被纽约大幅超越。又如，如何看待监管成本与金融行业发展的关系？这在美国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从2002年的《萨班斯法案》到2010年的《弗兰克－多德士法案》都面临着持续强烈的反对声音。再如，如何看待金融行业净利润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份额的持续快速上升？这是全球普遍现象，并伴随着全球1%以及0.1%人口拥有财富的比重快速攀升，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之根本相关。这一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多次在演讲中要求国际社会重视这一两极分化问题。
相关的理念、立场、观点、方法决定金融体系的具体定位和发展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方法，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意味着需要把普通公众的利益放在主体地位，并作为优先目标。但如何在改革的理念、思路、方法中充分贯彻这一点，值得关注。同时，如何立足中国国情来看待风险与责任、权利的配置关系等等，也是中国金融改革需要把握的基本问题。总之，需要加深对金融发展的哲学理解。
（二）促进金融理论的创新发展
中国文化、制度环境、发展阶段等方面具体情况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具有自身发展方式，对实践的分析研究需要考虑这些条件。其中，中华文化对中国金融体系具有多重作用：一方面对金融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相关思想方法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金融市场运行规律，对完善金融市场治理机制具有指导意义。
理论作为实践总结，实际包含相应的条件组合。国外的理论和做法难以用于国内，往往与具体条件差异有关。这导致相近的原理机制产生不同结果，在证券市场有过案例。这意味着在运用国外理论或方法时，不仅要充分掌握原理和机制，也必须重视中国具体条件的差异性，充分评估这种差异可能导致的后果。其中理论包含的假设条件，特别是被理论模型忽略的因素更需得到重视。需慎重权衡这些被忽略因素在中国市场条件下的实际影响。
由于中国市场条件的特殊性，国外现有理论模型不适合中国国情在所难免；一些金融市场的基本结构也与国外有很大差异，意味着可能需要对国外模型的机制甚至基本概念作出相应调整。同时，中国传统哲学包括独特的世界观、方法论，其观察问题的视角、对系统的理解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手段具有较大灵活性，更重视从整体角度去把握原理、机制。因此，基于中国金融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是必要而且可行的。在充分理解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践和哲学思想基础，更有助于形成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这项工作蕴含很大挑战，需充分理解消化国外理论的原理，也需充分领悟中华文化的实质，特别是识别问题、看待问题的方式。
（三）加强交流，促进跨国合作
事实上，中国金融行业在过去20多年经历了快速发展，但金融服务的质量、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有诸多经验教训值得分析总结，以更好推进中国金融的下一步发展和改革。改革开放为我国金融业带来一大批熟悉西方金融理论和实践的人才，上述实践总结将带来理论层面的发展创新。这有赖于对总结方式进行必要引导，在理论层面进行观察挖掘。具体而言，需在以下方面推进工作：
一是加强案例研究和经验交流。我国金融行业发展涉及众多领域调整和转型，建立在对西方金融理论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强案例研究可以深入分析经验教训背后的结构性、机制性原因，从而以中国的国情和实践为基础推动理论发展。这种发展可能是对国外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也可能形成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框架。总之，过去几十年的金融转型发展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同时，基于一些相似的条件或经历，加强案例研究的国际交流，有助于使我国金融改革少走弯路，也有助于更好地推进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规则、机制衔接。
二是加强对国外金融领域重要方法的本土化改造，使之有效发挥作用。从过去几十年的金融转型历史看，有不少成功案例。例如，微贷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城市和农村的小型银行机构采取了不同的本地化改造做法，导入了不少结合当地经济、文化特点的创新方法，取得良好效果。总结这些创新做法，可以发现其背后的理性思考，可以为发展相关理论提供基础。在金融领域的改革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参考、借鉴国外的做法。为避免模仿带来的风险，需要在深度消化吸收理论原理的基础上，重视结合国情进行本土化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为改革实践所必须，也是理论发展所必须。
三是加强基础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过去几十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防止金融危机全球蔓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这不仅需要各国加强自身基础工作，包括微观审慎基础，也需要切实有效的全球监管合作，关键在于形成广泛的共识基础。基础领域的理论研究合作有助于扩大共识，应用研究的合作则有助于提高行动协调性、一致性。这种共识基础和协调机制的效果已经在一些国家层面得到验证。例如澳大利亚的实践表明，相关部门就合作机制形成共识、就应对市场风险加强沟通、协调行动，可成功地避免危机发生。中国参与理论和应用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将有助于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更好地丰富完善中国的金融理论基础。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