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敏
又到春运高峰，二三十年来“一票难求”的局面依然延续，但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抢票”的并非都是农民工，因为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已经降到0.3%，流动人口数量也继续下降。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9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20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45亿人，比上年末减少171万人。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2012年劳动人口首次出现下降，当年减少345万，此后持续减少，5年累计减少1796万。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表示，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于2005年提出的中国是不是到了“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已经研究、争论了十年，现在可以画一个句号了：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
这意味着什么？通俗地说，就是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不再。从这些年劳动力市场上出的“招工难”和“民工荒”，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升高，许多劳动密集型工厂不堪重负关门歇业，开始往东南亚国家转移等现象就可以看出来。过去，发达国家超市里满眼都是“中国制造”,现在逐渐被“越南制造”“菲律宾制造”“印尼制造”等替代。
若人口红利消失，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件大事。支撑中国快速发展近40年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无限供给，从而将长期维持竞争优势，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主流判断。长达30多年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奇迹，为这一判断提供了证据，也提振了信心。人们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都离不开这一变量，外资纷纷落户中国也与此相关。但是，劳动人口供给的拐点迟早要到来，这是人口政策和生育现状决定的。2012年劳动人口的统计数据甫一公布，虽在理论上有所准备，但还是引起不小震动，学术界争论了上十年的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问题，终于有了初步证据。此后劳动人口呈持续下降趋势，在不断强化这一判断。
幸运的是，这一拐点到来之际，中国经济经过快速发展，完成了一个个超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战略决策得到不断强化并坚定实施。尽管这一过程很痛苦也很漫长，但是必须面对新形势新局面，在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时，要究新变量，发掘新优势，确保我们保持长期稳定发展。
应当看到，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狭义的理解，也就是数量红利，这一红利的释放伴随着经济高速乃至中高速增长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新世纪以来的近20年时间，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尽管存在很多争论，但客观上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结构，提升了质量。这一过程与“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过程存在较长时间的重叠，而且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不断创新高，2017年将有近800万大学生毕业。这虽然给就业带来很大压力，但这个优质劳动力群体，形成一个新的蓄水池，在悄然接续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 产生并释放新的人口质量红利，与推进结构调整，实现产业链不断迈向中高端的战略取向相适应、相协调。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流动人口减少和劳动人口减少时，两个群体从城市就业系统中退出，而在农村继续发挥优势，从数量红利转化成新的质量红利：一是在大城市闯荡许久、见过世面的一代或二代农民工返乡，以及大学生回乡创业，从事与农业相关的活动，尤其是返乡农民工既有传统农业的生产经验，又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并掌握现代信息，思路活跃，适应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大势，能为乡村的面貌改变带来正面影响，厉以宁教授把这个群体称作“城归”；二是从城市各个领导岗位退休后回到家乡定居和工作的“乡贤群体”，为乡村发展带来资源、信息、技术等现代化元素，他们不在劳动人口的统计之列，却实际上在同时释放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这些老年创业、支农的事例还不少，并取得了明显实效，与中央倡导的乡贤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正因如此，在“城”和“乡”两端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无论是农业供给侧改革，还是城市产业的转型升级，抑或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都有了人才支撑，并吸收其质量红利，正在产生或即将产生新的成果，创新、创业呈现蓬勃生机。
当然，在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化过程中，需要获得新的制度保障，要充分创造条件，切实实现城乡要素尤其是人这一决定要素的双向流动，让“城归”、“乡贤”和高素质人才无论在城还是在乡都能够各得其所，充分释放质量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而这既有赖于改革，又能让改革红利得以释放。诸多红利的集合，形成新优势，尤其是创新追赶和超越，产生强大动能，就不惧“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还可能为真正实现转型，开启现代化新征程，迈向新高度提供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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