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成立于1976年的美国苹果公司,如今已年过不惑。“不惑”的苹果,最近有了新难题。
“发难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11日,特朗普在他竞选成功以来的首场正式新闻发布会上称,要对在海外生产并将产品销往美国的本土制造商征收高额边境税。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认为,边境税将鼓励企业在美国制造更多的产品,从而产生更多职位,解决就业问题。
边境税这一算盘打得怎样?苹果公司首席财务官卢卡·马埃斯特里(Luca Maestri)说,这一计划可能会损害美国消费者并拖累经济,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据美国媒体报道,马埃斯特里在近日于旧金山举行的一场科技与互联网大会上,公开做出上述表示。他说,即使苹果在美国提高其装配生产量,供应链中的庞大零组件仍生产商然位于美国以外的地区。如果苹果及其供应商将制造环节迁入美国,那将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仲继银看来,调整关税计划,制造业回归美国,扩大就业人群……牵一发动全身的政策链条看上去很美,也迎合了“铁锈地带”和蓝领阶层的诉求,但相关政策能否落实要打个问号,很可能会事与愿违。即便奏效,或许有若干短期利益,但长远看,不符合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企业全球化发展仍是大势,不可阻挡”,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
执念背后
苹果公司不是第一次展露它的执念。2011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问苹果灵魂人物乔布斯,如何才能让苹果产品回到美国生产?乔布斯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
对于充分市场化的企业来说,商业利益从来都是唯一且至上的出发点。曾在美国做科研、现在国内进行自动化领域创业的冷哲,为苹果“回归美国”的可能性,算了这样一笔账:
第一,美国的人工成本比中国高出许多。
第二,美国本土缺乏大部分零配件供货商。根据苹果官网公布的数据,2013年苹果在全球有748家供应商,其中中国大陆地区的供应商有331家,高居全球第一。如果iPhone在美国生产,无论是从中国进口零配件,还是在美国建厂生产零配件,成本都只会比现在更高,否则这些零配件理应现在就在美国生产。
第三,如今的手机厂商基本没有自己的工厂,代工是普遍行为。因为手机的生产是高度季节化的。比如iPhone新型号发售时,需要有非常高的产量才能满足汹涌而来的订单。但这几个月一过,销量就会大幅下滑。如果按照新型号发售时需要的产量来建设工厂,那么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半以上的产能都在闲置,这部分投资就会浪费。如果按照平均销量来建设工厂,新品发售期的订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大量消费者可能会因此取消订单。而中国的手机代工厂通常为很多品牌代工,厂商会自动错峰发售,代工厂的产能也可以长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产能闲置不多。如果苹果要在美国建一个代工厂,可能会遇到产能严重不足或者产能严重闲置的问题。由此带来的收益下降或者成本上升,都会使 iPhone售价大幅提高。
所以,在美国生产iPhone的成本将远远超过中国,即便高额边境税迫使苹果把iPhone的生产挪回美国,苹果真正挪回去的,也只能是本来就要在美国市场发售的那部分产能。如果iPhone要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售,显然还是在中国生产更合适。
“把iPhone的生产挪回美国,其结果可能就是,美国人民用上了特供美国的高价iPhone,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冷哲说。
趋势难挡
苹果的担忧和执念,绝非个案。来自美国媒体的另一则报道称,包括沃尔玛在内的120家公司最近在游说国会议员,反对调整边境税。
这些企业发声的底气来自于,全球化是世界大势,经济全球化与企业全球化、产业全球化互为因果,构成这个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最强音。王志乐说,在这种发展格局下,产业、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技术、人才、原料、市场等资源在全球范围获取;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在内的产业链在全球布局;在若干地区围绕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形成企业簇群;产业链和企业簇群形成超越国家地理界限的全球产业系统;若干全球公司作为龙头企业,整合全产业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提供的一份“全球最大100家跨国公司跨国指数变化”资料也显示,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比例、海外销售比例、海外雇员比例均有较为明显的提升(附表)。
而上述过程,也让企业的发展从传统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走向现实概念中的“全球公司”。在从“跨国公司”到“全球公司”的跃升中,美国跨国公司是主导者、引领者。“令人遗憾的是,当全球公司和全球价值链形成时,各国还是按国界在管理企业”,王志乐说,政治领袖应该研究如何完善全球治理,适应企业和产业的发展,而不应该试图遏制企业和产业的全球化发展。
据他观察,近年来全球公司虽然在继续发展,但逆全球化潮流开始抬头。美国的边境税计划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企业、产业在内的经济管理主要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全球整合资源的全球型公司与所在国或经营所在国出现利益冲突。由于全球价值链给各个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影响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企业和产业全球化一直有不同的反应。但是,由于企业全球化和产业全球化已经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图景,从长远看,企业和产业将冲破障碍,逆全球化潮流在世界多个国家或多或少地都有存在,全球经济治理需进一步调整,但逆全球化的潮流不会持续。
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多处于中低端位置,被动跟随下,获取利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全球公司。仲继银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特别提到,美国“制造业回归”,最多是高端制造产能的回归,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能回归美国本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企业会权衡成本、收益及各种利弊”,他说,虽然美国如今的政策走向很可能从长远来看事与愿违,但给中国企业再次带来一个警示:冲破技术壁垒,打造自己的高端产业链,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多面考验
在冷哲看来,特朗普、杜特尔特等带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以及英国脱欧,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自动化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体系大洗牌的开端,中国迟早也会面临相同的挑战。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士、自动化工程师晨枫说,靠高精尖的知识产权获取盈利以及金融业是美国的“王牌”,特朗普要靠“制造业回归”解决美国中低端人群就业问题,恐怕收效甚微。
美国的中低端就业问题,肇始于“内外夹击”。一方面,几十年前在美国,一个中学毕业生就能找到一份工厂工作,而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有一份稳定的工厂工作,就能保障生活甚至成为中产。而且,由于冷战的缘故,美国资本家不但不敢过于压迫工人,还不得不为他们提供多样的鼓励和扶助措施。
但在1990年代,美国工人的黄金年代被打破。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劳动力(新一代受过合格初等教育的工人)大量进入国际市场,美国工人因冷战和全球劳动力市场割裂所产生的高额劳动力溢价无法维持。大量工厂工作开始流向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
美国的劳动岗位随之开始两极分化:一方面,便捷的全球生产和运输格局刺激了研发和设计等高端岗位;另一方面,必须依赖本地劳动力的基础服务业大量产出了最低端的劳动岗位,但劳动力持续低价是不现实的,价格上涨的结果就是生产自动化。而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让更多的工作消失。
“这是全球化和自动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分化造成的必然结果”,冷哲说,每一次产业革命,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格局的剧变。旧时代的教育体系和福利体系必须随之进行针对性的改革。
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虽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在自动化的大潮之下,依然逐渐显现出劳动岗位分化的趋势。这需要针对教育和福利体系进行改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时还面临着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挑战。
“这是我们所在的时代最大的一次变局”,冷哲认为,谁是下一个时代的强国,取决于谁能更好地迎接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调整好本国的教育体系、福利体系以及整个政治体系。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综合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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