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中国历史上一般公认有“三大盛世”，分别指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至“汉武盛世”时期、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至“开元盛世”时期以及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时期，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本文仅站在税收的角度窥探一二。
“三十税一”
在税赋应该从轻还是从重的问题上，先秦诸子的看法不尽相同。儒家、道家主张轻徭薄赋，而法家主张收取重税。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韩非就不主张实行轻税制，他提出“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在他看来增加税赋不仅可以壮大国家实力，而且可以督促百姓更加勤勉地劳作，避免懒惰和奢侈。
秦朝以“法”治国，这个“法”就是法家。秦朝建立前通过商鞅变法而使国家强大，变法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统一财税并加重税率，田租一般认为是“什一之税”，即10%，以前由于史料缺乏，对此尚有争议，随着一批秦简的发掘，这方面的情况也逐步清晰，如睡虎地云梦秦简《效律》中就有 “度禾、刍、稾而不备十分一以下，令复其故数”的记录。据学者黄今言的解读，这句话的意思是田租如果没有达到“什一之税”，必须按规定重新交足。秦国和秦朝都是严重的重农抑商时期，农业税尚且如此，其它非农业税就更重了，商鞅认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从而达到耕战的目标。
在秦朝，百姓要承担多种税赋，田租以外还有口赋、算赋、户赋、刍稾等，对其综合税赋情况《汉书·食货志》以“泰半之赋”而形容，“泰半”即一大半的意思，有的学者干脆理解为“三分取其二”，即综合税赋率超过60%，这一点从董仲舒的话中可以得到印证，他认为秦朝的税负惊人：“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汉朝建立后为消弭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经济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初的治国思想改为黄老之道，赋税征收也改为轻税制，《汉书》记载汉高祖刘邦“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也就是把最重要的农业税降为“十五税一”，其后几位皇帝进一步贯彻这种精神，汉文帝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即在“十五税一”的基础上再减一半，降为“三十税一”，这项政策到汉景帝时仍在实行，使汉初的农业税率仅有秦朝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其他税赋方面，汉初虽然也有口赋、算赋以及各类商业税，但减税的总体思想都是一致的，汉文帝还“弛山泽之禁”，开放了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废除了原先通关过津所需要的复杂手续，活跃商业的发展。
税率减轻的结果却没有出现“国弱民穷”的情况，反而使经济得到了繁荣和发展，《史记》记载这一时期“太仓、甘泉仓满”，《汉书》记载“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期间被称为“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继位时则更进一步，创造了“汉武盛世”，经济高度发达，综合国力达到鼎盛，疆域空前辽阔。
“租庸调制”
隋朝在很多方面都与秦朝很相像：都是在长期分裂后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秦朝之前是550年的春秋战国，隋朝之前是360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都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秦朝不仅统一了六国，还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隋朝创制了新的职官制度和科举制；都建设了一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秦有万里长城，隋有大运河；也都“盛年早逝”，秦朝立国14年，隋朝立国37年。
在税收方面隋朝与秦朝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开皇二年（582）隋文帝颁布律令，规定了全国百姓的赋税标准，大体包括：每丁每年纳田赋粮3石，包括男丁和妇女；每户每年缴纳规定宽度的丝帛或麻布40尺、丝絮3两或麻线3斤；男丁每年服劳役1个月。这项税收政策的弊端在于按人口、户数收税，而不是按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实际占有去征收，为避免有人故意不分家以逃税的情况发生，隋朝又颁布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两项严厉政策，强行确定户数标准和纳税标准并严格监督，通过强化计征手段人为地增加税赋收入。在正常税赋之外，隋朝后来又强征“义仓粮”，规定每户每年向所谓的“义仓”缴纳0.7石粮食。
唐朝建立后汲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也降低了税赋标准。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颁布法令，每丁每年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之后又规定男丁每年服劳役20天，不仅各项标准大为降低，而且规定所有的征收对象只限男丁。征收绢和绵称为“调”，针对劳役的规定，唐朝以后又加以改进，超过50岁免征，同时规定可以按缴纳3尺绢或3.75尺布代替1天的劳役，这项政策称为“庸”，加上2石的“租”，唐朝的主要税收政策便固定了下来，合称“租庸调制”。
标准更低、更具人性化是唐朝税收政策与前代相比的主要特征。据学者孙彩虹的研究，唐朝前期租庸调制下纳税人的整体税负较轻，“租庸调”3项的产值负担率仅为4.5%左右，尽管这个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整个社会的综合税率情况，还有针对特定对象的商业税等非农业税种，但总体而言唐朝初年实行的是轻税制。唐太宗还要求徭役征发“不夺民时”，又下令免去四方珍贡，这些进一步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唐朝也创建出了新的繁荣，这就是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通典》记载开元年间“天下无贵物”，杜甫写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繁荣的情景与汉朝初年十分相似。
“摊丁入亩”
明清之前税收政策有一大弊端，那就是多强调“按人征税”而不是“按地征税”，尽管各个时代都有所改进，如按照财产和土地的多少将农户分为若干等级、实行不同的征税标准等，但总体而言这种与土地产出不能直接挂钩的税收政策一直是主流，它显得很不合理，对下层百姓尤其如此。
明朝在张居正改革时实施了“一条鞭法”，把田赋和各种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时把部分徭役摊入田亩，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按人征税”的不公，但这项政策需要大量辅助手段来保障，如清丈土地、清查户籍等，对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加上既得利益者并不希望这样的政策落地生根，所以百般抵触，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也像其他改革政策一样名存实亡了。
不仅如此，从万历年间开始朝廷不断以“鞭外加派”的方式增加税负，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朝廷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加收辽饷﹑剿饷和练饷，合称“三饷”，其中辽饷一项平均每亩地加征0.9两白银左右，仅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3年间，全国征收该项“摊派款”合计520万两，该笔款项超过张居正改革时期朝廷一年的库银收入。
实行“按人征税”，人就会设法脱籍以逃税，加上战乱，国家的征税人口出现大幅度减少，按照明朝天启三年（1623）的统计，当时全国在籍人口有5000多万人，到了清朝顺治八年（1651）这一数字骤降到3000多万。为了完善税收制度并从总体上降低税负水平，康熙在位时正式推出了“摊丁入亩”制度。
“摊丁入亩”的主要特点就是“按地征税”，把过去按人、户征收的各种丁税摊入土地中与田赋一同征收，这就解决了税额与负担能力挂钩的问题，更有利于下层百姓，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改革，因为它事实上取消了自西汉以来征收了近2000年的“人头税”。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举意在避免地方官员以各种理由向百姓摊派，使百姓的税赋负担总额可控可预期。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还通过大规模减免税赋的方式实现降税的目标，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将陕西、甘肃等省的钱粮减免三分之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将河南、湖北等省的钱粮减免一半，从康熙五十年（1711）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则对全国各省钱粮轮流减免一遍，除漕运外一律不征，仅这3年就减免税收3206万两。从康熙到乾隆，涉及全国各省的“普免”或“普减”就有5次，总数高达3亿两。
康熙至乾隆在位期间被称为“康乾盛世”，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都得到了全面发展，朝廷财政收入常年保持在6000万两左右，最高时超过8000万两，国库里的存银从最初的几百万两增加到近亿两，国家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这一时期朝廷平定了三藩之乱、准噶尔之乱等大小叛乱，统一了台湾、抗击了沙俄入侵，实控疆域较明朝显著扩大，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
“孔子曲线”
站在税收的角度考察汉初、唐初和清初所形成的“三大盛世”的成因，不难看出经济繁荣是最重要的基础，而创造经济繁荣的不是加重税收而是轻徭薄赋，“盛世减税”或许是它们的一条共同规律。
这是因为税率高并不等于实际税收多，仅从数学的角度看，税率越高国家的税收也就越多，但税率又是具有反作用的，当它达到一定程度时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降低、在生产领域里的投资也会减少，这时税基就会减小，反而导致总体税收的减少。
关于这个问题大约2500年前曾有过一次对话，它记录在《论语》里，对话的人是鲁哀公和有若。鲁哀公问有若收成不好的时候国家财政开支不够怎么办，有若说可以试试“什一税之”，也就是10份收成里抽取1份税收，鲁哀公说10份抽2份都还不够用，只抽1份就更不解决问题了。听到这里，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如果百姓吃的用的都很充足，怎么会没有您的呢？如果百姓自己吃的用的都不够，您又如何能得到满足？
这是一个朴实的道理，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有若也称有子，是孔子的学生，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沙利文读到这段对话深有感触，认为这是“中国先贤的智慧”，因为这段对话实际上描绘了一条税率与税收变化的曲线，亚瑟·奥沙利文将其称为“孔子曲线”，与供给学派的著名理论“拉弗曲线”异曲同工，只是“孔子曲线”早了2000多年。
当然“拉弗曲线”描述得更具体：当税率为0时政府的税收也为0，随着税率的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在增加，形成一条向上的曲线，但假如税率为100%，即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征收，那人们就不会再去劳动，生产中断意味着税收又归于0，也就是说在税率0至100%之间税收不是一条无限上扬的曲线而是一条抛物线，中间有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税收会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但超过了这个转折点税收将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减少。
不难看出，历史上几次盛世的开创者们都深谙其中的道理，及时调整税收政策就是把上扬的“曲线”拉回来，让它不要超越那个转折点，重新回归合理的空间，这样一来税率降了但税收反倒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