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近来，关于实体经济税负成本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时间，“死亡税率”“高税负逼走制造业”“税高费更甚”等观点喷涌而出，围绕着“死亡税率”掀起一场舆论激战。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怎样的形势？当前税收体制下“死亡税率”的说法是否成立？如何化解实体经济困局？这一系列问题也必将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
实体经济遭遇多方面冲击
自2013年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下行压力重重，受到多方面冲击，面临寒冬。在许召元看来，目前实体经济总体呈触底回稳趋势，但成本高、效益差，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就制造业来说，其增长速度显著放缓，不过国际竞争能力仍然较强。2012年以后，中国制造业从1990年至2011年年均13.8%的增速，快速下降到了2015年和2016年6%左右的水平，增速下降了一半以上。
究其原因，蔡昌说道，第一，实体经济不振与我国整个经济周期调整及宏观经济形势有关，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产业、行业政策做了一些调整，短时期内造成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第二，实体经济受到网络经济的极大冲击，网络经济提高了经济效率，拓宽了流通渠道，同时也给实体经济带来一些不公平的影响。我国对实体经济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目前做得还不到位，造成实体经济发展比较困难。
许召元进而表示，由于“前后夹击”的严峻竞争形势，加之国内产业转型等诸多挑战，我国制造业平均盈利能力显著下滑，企业感觉税费负担沉重。在低端制造业产品方面，我国正面临来自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的竞争，而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又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的挑战。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促进制造业回归的政策取向十分明确具体，一方面拟对其他国家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另一方面拟将国内企业所得税由35%降至15%等。另外，近年来美国制造业成本也已具备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吸引制造业回归的经济基础。在这些挑战下，2012年以后中国制造业效益水平大幅度下滑。2001年至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的销售成本利润率平均在9%左右，有时超过10%，但2012年以后突然下降到6%以下的水平。
戴慧认为，总的来说，人工成本与不动产相关成本上涨较快、外需低靡、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民企融资难等问题使实体经济面临不少困难。由过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换过程中，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过剩的落后产能形成的供给增加恶性竞争，或增加污染或浪费资源，阻碍行业健康发展生态形成和实体经济转型。
“死亡税率”是否成立？
在这场广受关注的大论辩中，一部分学者、企业家等相关人士认为中国的税负水平过高，甚至有人得出“死亡税率”的观点，另一部分学者、相关人士却对此不赞成。那么，在当前我国税收政策体制下，为什么会得出“死亡税率”的结论？“死亡税率”成不成立呢？
“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设计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两大税种体系相互配合的税制体系，税制的设计思想是走向公平、效率。企业所得税的设计相对比较公平，个人所得税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将来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对于流转税，2016年我国全面推行‘营改增’，寻求更公平的税制，但是目前还没有达到最优税制状态，还需要更深入地推进税制改革。”蔡昌向《中国发展观察》记者介绍道。
蔡昌进一步发表观点分析认为，原因一是“营改增”完成才半年多时间，存在一个适应期，包括各个行业、各个产业、各个企业都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是难免的。二是与网络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在征管方面受到国家严格的监管，其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包括用工用人、社保缴费等各方面，国家都有较为严厉的监管。”
在周天勇看来，当前企业税负水平较高。2016年我国税收增长4.8%，除了增值税改革外，很重要的原因是相当多的制造业企业成本太高，不景气，企业缴税能力下降，或者缴税企业倒闭关门转移，也即由于征税过头，使拉弗曲线右移；总体上看，不是因为真正减税，而发生了总体税率降低，使拉弗左移，对国民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制造业企业倒闭关门转移的增多，很可能使减少的税收由艰难生存的企业来承担，使制造业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例如，2016年地方非税收入20328亿元，在经济很不景气的局面下，竟然增长了21.5%。增值税可能降低了下来，但收费却上去了；停产关闭转移的企业收不到增值税了，还在生存的企业，其负担可能更沉重了。
“死亡税率”成不成立？蔡昌说，“对于‘死亡税率’的用词我不太赞同，它是一种充满负面性、较为笼统的概念，而且‘死亡税率’本身的说法也不成立，容易给社会民众造成误解。”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他表示，由于现在很多企业没有做好税务管理，缺乏税收管理领域的策略、方法与运作技巧，比如我国增值税制度规定，购买的产品、服务都可以抵扣进项税额，但如果企业没有拿到进项发票，或者即使拿到进项发票但没有及时认证，都不能享受税款抵扣政策。在“营改增”之后，很多企业还处于适应调整期。另外，我国还有很多优惠政策，像产业、行业方面，区域政策方面，如边疆地区、经济特殊区域等，国家都给予了优惠政策，还有一些技术研发领域也有很多优惠政策等。企业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些政策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总之，并不完全是税制的原因，即也存在“税制设计好之后，并没有用好”的情况。
戴慧同样表示，“死亡税率的说法不够客观。”经济增速整体下行期，一些企业可能面临盈利恶化或是利润增速慢于税收增速的情况，以至于税负痛感增强。但这不包括那些处于新兴行业或是竞争优势明显从而盈利良好、增长较快、税收增速甚至不及利润增速的企业。而仅以税负定所谓企业存亡，而不考虑市场、微观等系列因素影响是不够客观的。从统计数据看，去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97%，说明“死亡税率”并不能成立。
中国企业税负是否较重？
税负问题在国际上也一直备受关注。在近日的“死亡税率”大讨论中，有人称，中国的税负与国际水平相比过高。在宏观税负问题上专家们各执己见，在企业税负问题上则较趋于一致。
周天勇向记者表示，2016年年底，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的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远高于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就政府收入结构看，中国政府收入的80%以上来自企业，而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中只有14%左右来自企业。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其政府收入来自销售税、财产税和社保税等，而从企业所征收的税收比例较低。因此，中国国民经济的企业税负率要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是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转移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许召元表示，中国的企业负担之所以较重，主要是由于在其他国家的税负中，一部分是由企业缴纳，但另外相当一部分是由居民个人缴纳的，而在我国税制结构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企业所缴纳的，这样企业实际感受到的负担就可能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许召元介绍，在世界银行的《2017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企业的税率（税收负担占利润的比重）为68.0%，在190个经济体中列第12位，属于税率较高的国家。在大国中，只有巴西的税率为68.4%，高于中国。其他10个国家是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等小国。印度和俄罗斯的税率分别是61%和47%，其他发达国家的税率大多低于中国，例如美国为44%，日本和韩国分别是49%和33%。当然，世界银行所测算的税率仅是根据对这些国家最大城市少数企业的调查，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总体而言，中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是相对较高的。
蔡昌则认为，税负过高是基于一种感觉，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税负在不同行业的企业间具有差别；二是税负在不同地区间有差别；三是税负在不同所有制形式间有差别，比如民营、国有、外资企业的名义税率相同，但实质上税负是有较大差别的。处于不同位置、不同类型的企业对税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基于复杂的因素，以及税制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使得各个企业的感觉不一样。因此，造成了一种税负不均衡和个别情况的税收不公平现象。
2016年5月1日，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四大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营改增”在全国全面推开。“营改增”是否能减轻企业的负担？“营改增之后对于减负的效果，整体上评价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制造业所有接收劳务服务的企业都能抵扣进项税，动产、不动产也能够抵扣进项税。同时，其他行业的税负也降低了，比如在服务业、金融业，接受别人的商品、劳务的情况都可以抵扣进项税。因此，整体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税收都在降低，而第一产业国家已经给予免税了，二三产业都有受益。”蔡昌说。
戴慧称，“营改增”通过允许进项抵扣减少重复征税，总体上降低了全产业链的企业税负。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预计2016年直接减税额将超过5000亿元。2016年5-11月份四大新增试点行业累计实现增值税应纳税额6409亿元，与应缴纳营业税相比，减税1105亿元，税负下降14.7%，其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税负分别下降3.75%、7.9%、14.72%、29.85%。从微观来讲，“营改增”后企业不需再像过去一样无论盈利如何均按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从而在经济下行期的企业税负负担减轻，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对服务业企业的冲击。从宏观来看，“营改增”还可以促进产业分工与专业化、服务外包、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投资及经济增长。但是，整体减税的同时，不同试点企业得到的“营改增”减税效应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适用税率不同、抵扣项目税率和金额不同、减免优惠差异以及税负转嫁等因素。
“降税费，调结构”为实体经济解围
当前，对于处于转型升级中的实体经济而言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生死边缘，甚至有人称，不偷税漏税九成企业或倒闭。如何解决中国企业的税负问题？如何化解实体经济的发展危机？
近年来，中央政府十分关注企业税费负担问题，2016年特别将“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从“营改增”、清费立税、降低用能成本等多方面进行推动，但由于企业类型各异，感受到的实际效果有很大差别，不少企业仍然感觉负担较重，“降成本”仍需进一步推动，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许召元表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降低税费：一是要下决心降低政府支出规模，为企业降成本腾出空间。二是要加快进行税制结构改革。特别是要从目前的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也就是说，要增加对居民的房地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税收收入，同时大幅度降低对企业的增值税和其他各种税的税率。
在蔡昌看来，“目前大趋势就是要减税，但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应当切实做好分行业税负情况的调查，各个行业的税负差别比较大，要按行业口径计算其税负率，评判税负轻重情况，选择一些行业给予适度的减税政策。第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实际税收征管过程中予以公平对待，减少对民营企业的税收不公平待遇。第三，整体疏通财政返还机制，对于一些特殊领域，国家应当给予补贴，当前做得还不到位。财政补贴制度作为税收政策的补充与配合，应当进一步健全。我们期望看到一个规范而透明的财政补贴制度展现在我们面前。”
戴慧补充道，解决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主要应通过供给和需求侧宏观政策等为企业拓宽市场、创造良好的市场制度环境。在税费政策方面，要加快清理收费项目，减少不合理收费，同时促进税制改革，推进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改革，完善“营改增”政策，改善税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