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科学研究的进展及其日益扩充的领域将唤起我们的希望”，遥远的18世纪，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如此诠释科技创新之意义。
时光流逝几百年，科学研究的真谛始终如一。国务院于2016年8月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开宗明义，强调中国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开拓发展新境界，加速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决胜阶段，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既往的功劳簿光彩熠熠，聚力科技创新下一步，相关的政策及体制机制应当如何继续完善？
政策：在调整中完善
国际科技论文数稳居世界第2位，被引用数升至第4位；国家综合创新能力跻身世界第18位；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0年的50.9%提高到2015年的55.3%……窥一斑而见全豹，《“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披露的这些数字，是中国科技创新实力增强的最好诠释。这意味着今日的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战略高技术不断突破，基础研究国际影响力大幅增强。
巨大的成就，离不开政策支持。“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数量众多、手段丰富的创新政策体系，即便与世界发达国家比，我们创新政策的数量也毫不逊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马名杰研究员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做出上述评价。
马名杰说，伴随着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基本实现了从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的转变。早期的科技政策主要关注政府科技计划和项目的管理、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促进成果转化等。近十多年来，政策越来越注重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构建灵活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目前，中国创新政策的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基本覆盖了从研究开发到产业化的全创新链条；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手段更丰富，普惠性政策在增多，创新政策与财政、金融、产业等其他政策的协调性有所提高。
问题：边发现边修正
尽管创新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总体效果，但仍然问题不少。2015年，我国开展了全国首次企业创新调查，了解了近65万家企业对9项创新政策的评价。结果发现，政策门槛高、知晓度低、手续繁杂是一些创新政策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是创新政策的软肋。除此之外，政策不协调、落实难、力度小、含金量不高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马名杰认为，从政策层面看，下一步，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重要的是做好三项工作：一是抓重点，发挥好创新政策“开源”“节流”和“疏通”的作用。重点突破抑制创新动力、增加创新成本的关键环节，打通创新通道。如着力完善政府采购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等需求鼓励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二是重落实，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在实际应用中社会反响好、效果突出的政策真正落实。三是促协调，包括进一步优化创新政策与产业、人才和金融等政策的协调，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智能机器人实验室主任张文强研究员的政策建议则是，对于互联网等科技含量高的新兴行业，由于其与传统行业有诸多不同，政府应当理顺它们的技术、产业发展规律，适当放开，有度监管，放管结合。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国力研究员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中国的科研机构（不论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三个共性的问题。
其一，科研投入的领域、结构不尽合理。我国的科研投入虽然持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足。特别是缺少对一些基础性、原创性、战略性课题的研究支持，对某些项目的选择和论证不够精准。
其二，科研经费的使用存在低效、浪费现象。研究领域不够前沿，一些高、精、尖的新课题没有建立科学规范的项目立项评审机制，而某些课题则在拿着研究经费不停地进行低起点的重复性研究，没有在一个高起点上实现拓展，造成研究成果深度不够，科研投入使用效益差。
其三，科研机构人才保障问题。一些科研机构在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奖惩方面仍有不足，造成人才流失，科研队伍不稳定。有的科研机构人员因收入偏低离职；有的科研机构虽然收入不低，但缺乏合理的奖惩机制，科研人员没有积极工作的动力和活力。科研机构需要形成一套合理、可行、高效的人才管理模式，以保障科技创新能力。
张文强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也特别提到了对科研人员的工作评价及晋升问题。他说，在国外，科研人员的行政职务与他能够获得的学术资源之间是有切割的。拥有行政职务，并不意味着他能够获得某些学术资源。而在中国，拥有行政职务的科研工作者往往会比普通科研工作者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源。
张文强认为，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价标准和职称晋升制度需要改革，不能搞“一刀切”。他同时表示，现在行政职务捆绑学术资源的情况正在逐渐改善，科研工作者的责权利越来越清晰，这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向。
高国力还观察到，我国自然科学领域长年来备受国家重视，也形成了一支有力的科研队伍，但某些领域的课题设计并不合理，既没有向国际国内的研究尖端靠拢，也脱离了企业一线的生产需求，前沿和实践都跟不上。这其中有立项审批方面的原因，也有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在目前的项目审批中，一些课题的立项过程不够透明，专家评审论证环节忽视了对项目需求最有发言权的一方的意见（比如企业）；此外，相关利益方之间也没有建立充分的信息共享机制。
另外，自然科学的一批成果没有真正实现转化和应用，很多课题报告束之高阁，并没有发挥对企业和生产技术变革的支撑作用，学术研究没有真正转化为创新能力。“举一个例子，中国出论文和专利最多的城市是北京和上海，但成果转化最多的是深圳”，高国力认为，这显然得益于深圳拥有比较充分、有效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
在厦门大学自动化系助理教授、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访问学者金辉宇博士看来，他所在的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的道路是畅通的，但是考核的压力和利益分配导致了科研工作者不是很热心去做可以转化的成果。
他也特别强调，中国目前迫切需要建立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
高国力说，社会科学研究层面，可以看到，近年来国家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特别是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25个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在他看来，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基础性、理论性的研究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成熟完善的学科体系。许多学科都是用原产于西方的理论套上表面化的中国实践，事实上还是“两张皮”。他认为，应当加大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投入，形成一套新形势下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学科理论体系。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处理好社会科学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三者的关系。一些智库机构只偏重其中一个方面，忽视其他方面。事实上，三个“影响力”本应相互支撑，共同促进，能够用专业、丰富的学术储备为政府决策提供有益参考，同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权威的声音，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理解。
聚力：新事物的新挑战
科技创新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新的商业壁垒和商业模式纷至沓来，这无疑引发了新的挑战。
“现在专利正在成为一种危险的商业壁垒”，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士、自动化工程师晨枫这样认为。他分析，专利是公开的，其原意是公开技术机密，鼓励别人有偿使用甚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技术进步。与专利相对应的是商业机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保密的技术诀窍，对外是保密的，通常是竞争力的关键。传统上工业界倾向于保护商业机密，现在的趋势是转向保护专利，专利越来越成为扼杀创造发明和阻碍对手竞争力的手段，甚至成为唯一目的。通过在专利上搞名堂，大公司可以长期据守知识产权世界的“殖民地”，并广布地雷，阻止正当竞争。“在中国产业向高新科技升级的途中，必然遭到专利‘海盗’的狙击，这种商业壁垒不可不防”，晨枫认为。
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兴起的全新商业模式，共享单车是一个案例。虽然在一些大城市声势浩大，但几家公司到目前为止还处在“烧钱”阶段，公众则有人称赞，有人质疑。虽然多家企业一哄而上，这一新生事物如何实现盈利暂时还难以看清。“共享单车公司的未来很可能像如今的网约车公司一样兼并重组，但这是市场在试错中尝试解决政府没能很好地解决的绿色出行问题”，马名杰说，共享单车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非都能依靠市场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利益相关方聚力而为。比如，作为政府，可以在划定共享单车停车区域和打击偷盗破坏行为等方面有所作为；作为共享单车的消费者，应树立分享意识，自觉维护城市管理的秩序。
全球创新版图正在加速重构，创新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科技创新成为各国实现经济再平衡、打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国家力量对比，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竞争格局。中国的科技创新下一步将有怎样的精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