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扩
经济形势总体上呈现趋稳向好特点
可以从供给、需求、效益和预期四个方面来说明：
一是供给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幅度在持续收窄，呈现企稳态势。过去五、六年里，我国经济增速一直处在回落过程当中，从2011年至2016年，GDP增速从9.5%一路回落至6.7%，但从各年回落的幅度来看，呈现逐年收窄，特别是从2016年四个季度的增长数据来看，前三个季度增速均为6.7%，而四季度为6.8%，企稳的态势更加明显。从实体经济来看，企稳的趋势也是明显的。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一季度是5.8%，二、三、四季度均为6.1%。
二是需求状况明显改善。消费需求方面，去年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与此同时，投资需求也呈现企稳趋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1%，虽然增幅比上年回落1.8个百分点，但与2014年、2015年增幅分别回落4个百分点和5.5个百分点相比，回落幅度显著收窄。外需方面，虽然受国际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影响，全年出口按人民币计算下降2.0%，仍未摆脱继续下行的态势，但从全年发展趋势看，也呈现积极变化。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出口分别同比下降7.9%、0.8%和0.3%，而四季度为增长0.3%，其中12月份出口增长0.6%。
三是企业经营环境和效益状况在改善。一方面，受需求回升和去产能等政策影响，工业品价格回升明显。PPI环比于2016年3月份由负转正，扭转了连续26个月下降的趋势； PPI同比于2016年9月份由负转正，扭转了此前连续54个月下降的趋势，而后涨幅逐月扩大，12月份涨幅达到5.5%。目前，工业品价格总体上已回升至2015年1月份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供给侧结构调整各项政策的实施，企业综合成本有所下降。比如，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比上年下降0.1元。在这两方面因素作用下，企业效益状况明显改善。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5%，而上年为下降2.3%；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97%，比上年提高0.19个百分点。
四是企业家的预期也在改善。从去年8月PMI上升到50.4%的荣枯线之上开始，PMI一直都处于50%的荣枯线之上。去年11月上升至51.7的高点，今年1月为51.3，虽比上月略有回落0.1个百分点，但仍然处于近几个月的较高点。从分项指数看，1月份生产指数为53.1%，新订单指数为52.8%，均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加固
当前，虽然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在增多，增速企稳回升的态势也比较明显，但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经济下行的压力和风险依然存在，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是太牢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并继续努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为什么说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呢？
这首先是因为，虽然企稳态势比较明显，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尚显不足。比如，投资需求方面，长期以来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60%以上，是投资需求的主体，也是判断经济内生活力的最主要指标之一。虽然去年下半年以来民间投资企稳回升的态势比较明显，但民间投资增幅还处在低速徘徊的状况。全年民间投资增长3.2%，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8.1%的增幅低了4.9个百分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全部投资增幅能够达到8%以上，主要还是靠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的强力拉动。再比如，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三大投资当中，与政府投资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4%，与房地产市场回升密切相关的房地产投资增长6.9%，而与实体经济密切的制造业投资增幅仅为4.2%，也比全部投资增幅低了近一半，也说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相对不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也是有喜有忧。一方面，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在人民币较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增长幅度仅为4.1%，而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即使按照美元计算，增幅也高达40%以上。利用外资增长放慢和对外投资迅猛增长，既有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结构转型升级及企业战略调整等正常因素，也与我国要素成本上升、营商环境发生变化相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需要加强的问题。培育和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新旧动力转换与接续，是现阶段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增长新动能是否真正形成，是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判断经济是否具有企稳基础的最主要因素。在内生动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说经济企稳回升具有稳固的基础。
其次，经济运行中存在矛盾和风险还有待于进一步化解。经济进入新常态，除了要培育新动能，还要化解之前高速增长时期积累起来的结构矛盾，防控风险，促进结构优化升级，以便使得经济能够轻装上阵。为此，去年党中央确定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任务，并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应当说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化解结构矛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防控风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领域、部分地区、部分企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过高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所取得的成果尚需要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甚至累积了新的矛盾和风险，需要防范和化解。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一个“瘦身”与“强身”并重的过程，当新的增长动能尚不足以发挥主体作用时，老产能就不可能顺利淘汰。当结构矛盾依然突出，防控风险依然艰巨的情况下，经济企稳就很难具有坚实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把稳中求进作为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并特别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三，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和贸易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我国的发展状况对全球经济影响也很大。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积极因素增多，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全球经济贸易状况的改善。对于2017年全球经济状况，总的看法是，可能会比去年有所改善，但改善幅度不会太大，同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及风险挑战却不可忽视。
今年1月份以来，世界银行、IMF、OECD、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都对2017年全球经济和贸易趋势做出预测。总体来看是谨慎乐观，预计2017年比2016年会稍有改善，其中发达经济体改善可能会大一些，而发展中经济体改善小一些。但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不可能根本改善，且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一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深层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很难从根本上走出低谷。二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生，也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不确定性。今年1月外贸出口有比较大的上升，按人民币计算增长15.9%。对此要保持冷静，从过去的经验看，我国外贸出口月份之间波动很大，是正常的，另外，今年的大幅增长与去年基数较低也有关系。因此，下一步趋势如何，还有待观察。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虽然经济企稳的态势是明显的，但经济回稳的基础还不能说很牢靠，还需要进一步夯实和加固。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一年来经济工作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当前经济运行仍然存在的四个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二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三是金融风险有所积聚，四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四大矛盾和问题，不难看出，相对其他矛盾和问题而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是更具有根本性的，而其他几个问题，特别是金融风险问题和部分地区困难问题，则不同程度地都具有衍生性，是由于内生动力不足引起的。反过来说，如果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问题能够显著增强，其他问题要么就会大大缓解，要么解决起来就会具有比较有利的条件。因此，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下一步最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巨大的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首先需要我们对经济增长动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一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强弱，能以怎样的速度增长，可持续性如何，等等，不是由某项因素单独决定的，而是由一组条件所决定的。这组条件，可以大致归结为三类：一类是供给条件，包括人力资源状况、资源禀赋状况、资金状况、技术状况等；另一类是需求条件，这主要是由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比如在发展早期主要解决吃穿问题，到了一定阶段就需要解决住行问题，当住行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可能就进入生活质量的提升阶段。显然，满足不同阶段的需求对经济结构的要求不同，对供给条件的要求不同，经济的潜在增速也会不同。除了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之外，还有一类重要条件，就是经济体制与政策条件。适宜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能够促使供给因素和需求条件的有效对接，使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促进增长的内生动力。换句话说，供给和需求条件决定了增长的潜力，而经济体制与政策条件决定了这个潜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释放。如果体制和政策条件不能与发展阶段要求相适应，那么再大的潜力也不能释放，从而不能成为增长的现实动力。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都说明，无论从发展的供给条件还是需求条件看，现阶段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只要我们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和发展实际，及时调整不适宜的政策，及时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着力构建新常态下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就一定能够促进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就能够为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比如供给方面，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传统比较优势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完全消失。比如劳动力成本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高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但还是远远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而且现阶段我国劳动力越来越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其他方面成本比较高，使得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很难发挥。去年在地方调研时有一家企业说，他们在美国投资的生产陶瓷的分厂，其产品综合成本比国内还低。低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低在劳动力成本上，而是低在能源、资金、物流以及税费成本上，这些方面美国基本上都比中国低。最近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接受媒体采访，讲到他们企业在美投资的案例，其看法基本类似，也是说除了工资成本外，其他成本美国基本上都比中国低，而要降低这些方面的成本，最根本的是要靠改革，靠打破垄断，强化竞争。
还比如，现在鼓励创新发展，而许多创新成果的应用是需要改革来提供制度支持的，特别是需要改革来创造市场需求环境的。比如通用航空，比如干细胞治疗等新型医疗技术的应用等，没有改革，创新很难得到市场的支持。在调研中不少企业都反映制度供给不足制约创新发展的问题。
再比如，投资需求方面，现阶段我国城乡投资需求依然是很大的，包括农村道路硬化、村容村貌整治、垃圾污水处理、农村危房改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改造等。加大这些方面投资，既有利于补短板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增强发展后劲，而且也有利于扩大需求和稳增长。但要充分释放这些方面的投资需求潜力，涉及投融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特别是宅基地制度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如果这些改革能够有效推进，就不仅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需求潜力，也能够为这些投资需求提供比较充足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但如果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深化，其潜力就很难实现。
再比如消费需求方面，现在一方面我国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供应充足，价格也相对比较低，但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每年要花1万多亿人民币用在国外购物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长。问题主要出在我们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难以满足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如果我们能够在提高监管执法有效性方面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显著提升，也可以使这部分购买力回流。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把新常态下增强增长新动力简单理解为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简单理解为是供给侧的事情，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新动能，既包括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也包括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既包括供给侧的结构升级，也包括需求侧潜力的释放，还包括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创造适宜的增长环境，释放供需两个方面所具备的增长潜力。应当说，这些方面的潜力都是很大的，都是新常态下需要着力开拓的领域。
进一步打牢企稳回升基础需要综合施策
针对现阶段促进潜能释放、增强内生动力、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基础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给出了方向性、原则性的政策。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进一步细化这些政策要求，抓好政策落地，使之更具针对性，尽快取得实效。特别是要抓好以下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应当说取得的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今年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去年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比较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这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但缺点是其效果的可持续性比较弱。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一方面要防止已经化解了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另一方面要更多地用市场、法制的办法推动过剩产能化解工作。这为进一步做好去产能工作指明了方向。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并不是绝对的，更难通过行政办法简单认定，需要将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很好结合，需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政府工作的重点，主要应当放在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管好就业，管好系统性风险，其他的事情则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是要更加有效地扩大内需。扩大需求，既涉及新动能的培育和壮大，也涉及传统动能潜力的释放，既有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环境和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要适度扩大总需求，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所谓适度，主要就是不简单采取大力度地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因为那样做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不断累积，甚至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所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为主攻方向，也不是不需要重视需求侧的改革和管理。实际上，通过需求侧改革释放需求潜力，不仅不会与供给侧改革相矛盾，而且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比如，通过适当扩大民生、交通、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补齐这些短板，不仅有利于稳定当前增长，也有利于为今后增长增添后劲，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再比如，通过改革或政策调整，为一些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应用创造环境，不仅能够激发这方面的需求潜力，也能够为新产业、新产品的发展创造条件。还比如，通过提高食品等质量安全标准和严格执法，增强消费者对我国产品的信心，不仅能够扩大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也能够倒逼这些产业的质量升级。
三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改革，促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改革全面推进，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举措基本出台，并且在不少领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展。但整体来看，改革的实际成效与党中央的要求，与进一步增强内生动力的需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出台的改革举措比较多，而其落地情况、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这既有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难度加大的问题，也需要改进推进改革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年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并确定了今年深化改革的三个重点，即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不难看出，这些方面的改革都是硬骨头，中央已就改革深化的方向和目标提出要求，下一步的关键，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尽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形成共识，取得突破。比如国企国资改革方面，如何按照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以贯之”的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如何按照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要求完成两类公司的组建，如何推动重点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等等。此外，在改革的方法论上可能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比如，如何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效结合，如何把握和处理好依法依规改革与鼓励大胆探索的关系，等等，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是要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合力。这抓住了当前增强增长内生动力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论是稳增长还是推改革、调结构，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
30多年来，我国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逐步形成的对各级干部很强的激励机制。现在看来，这个机制在促进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对之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任务、新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破与立、“堵后门”与“开前门”、约束和激励的关系，以鼓励真正干事创业的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要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推向深入。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2月18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