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斌
如今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失衡，金融领域的问题固然存在，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实体经济。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是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当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盈利水平下降，风险不断暴露时，资金、资本脱实向虚不可避免，必然会带来二者的失衡。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的需求与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大体是平衡的，具体表现为需求侧的快速扩张和供给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共同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需求侧快速变化，而供给却难以适应，从而导致如今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需求侧变革冲击是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需求侧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主要表现在扩张步伐放缓和内部结构改变。
先看投资。在投资中占比最高的是制造业投资。自我国加入WTO后的十年，即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30%。2012年后，制造业投资增长快速下降。2015年增幅只有8.1%，2016年增幅只有4.2%。制造业投资增长呈现出大幅度滑坡的趋势。
占比第二大的是房地产投资。过去房地产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达1/4，现在也有1/5。2000年至2013年的14年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平均增长24%，2015年增幅只有1%，2016年增幅为6.9%。这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下降幅度十分惊人。过去我国处在房地产供不应求的阶段，因而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而到了2013年，城镇户均住房超过一套之后，房地产从过去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面临去库存的压力，投资增长大幅度下降。
在投资中占比很高的还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过去是1/5，现在已经上升到1/4左右。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提供稳定的投资回报；另一类为没有经济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问题关键在于，在过去的30多年间，我们已基本将那些具有良好经济效益的项目都建设得差不多了。如今剩下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是以社会效益为主。比如：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与改造，农村的道路上下水垃圾处理，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如果有良好的投资回报，可以以民营资本、以社会资本的投资为主。但是当其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当经济增速大幅度滑坡，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下降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下降则不可避免。
正是由于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持续下降，所以导致整体投资的增长由过去的20%以上，下降到2016年只有8.1%。需求侧中投资的增长大幅度滑坡。
在出口增长中，加入WTO的十年，中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对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两年，以人民币计算，中国出口2015年负增长7%，2016年负增长2%。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
再来看消费。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后果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明显下降。收入增长下降导致消费增长也出现逐年回落的趋势。需求侧所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可概括为三方面。
变化一：需求扩张的步伐明显放缓。当需求增长明显放缓之后，与高速增长相适应的供给必然会出现数量上的过剩，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供给侧能够支撑10%以上的经济增长，当需求侧的增长大幅度下降后，必然会在供给侧表现为普遍的、数量的过剩。
变化二：三大需求的内部结构出现变化。过去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当投资、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后，这才有了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提高。事实上，消费的增速也是下降的，但相对于投资、相对于出口来说，消费下降的步伐相对缓慢。从供给侧角度讲，当投资和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后，与投资、与出口直接关联的供给必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过去我们说，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如今再观察，更多地则表现为南北差距。南部地区整体情况相对不错，但北方地区经济滑坡的步伐很快。究其原因，北部地区是中国能源、资源产业密集的地区，当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来源于出口时，整体经济增长对能源、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能源、资源产业快速发展，会带动这些产业较密集的北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当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后，经济发展对能源、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明显减轻，能源、资源产业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这些产业较密集的北方地区必然会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变化三：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过去老百姓吃不饱饭，所以要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数量扩张为主，来满足市场需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百姓的消费特点出现变化。人们现在不仅要吃饱饭，更要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因此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针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重点放在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上，以满足需求。消费的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态势日趋明显。当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时，我们传统的、低端的供给就很难顺利地实现销售。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减少低端、无效的供给，要增加高端、有效的供给，以适应消费结构所发生的变化。
实体经济面临困境的两个特殊性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当需求侧发生变化后，要求供给侧马上做出反应、做出调整，来适应需求所发生的变化。那些不能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将会在竞争中被市场淘汰。当需求发生变化后，供给侧必然会做出变革，并通过供给创新，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从而创造出新的需求。因此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短暂的供求失衡是可能的，但如中国今天这样普遍的、严重的、长期的结构性失衡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大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如今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失衡源于我们所面临的增长阶段转换。过去30多年间，我国经济始终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企业适应了高速增长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宏观经济环境。当然，在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但是由于经济低迷是短暂的，企业可以等待、可以观望，很快经济又会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所以不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严重的冲击。但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是增长阶段转换，需求侧变化之快、幅度之大，都史无前例。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经济本轮调整仍未完成，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下行压力。当需求侧、当企业需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要求微观主体能够适应新形势、新环境，这个要求实则过高。在大多数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时，都发生过系统性的危机，原因就在此。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新阶段来临，整个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后，企业家们很难快速调整，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
第二，尽管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但直到今天，我国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不成熟、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大量的垄断和低效率等问题。实际上，微观主体之所以没有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做出反应和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我国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导致我们今天面临如此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如何解决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
诚然，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调整幅度之大、速度之快，都超出了企业的预期。
在此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个着力点应是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将经济调整的幅度压缩在市场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为实体经济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基于这一点，我们看到，近年来，一方面国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强调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度扩大总需求，营造良好的环境，来为实体经济的调整创造好的条件。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财政政策中强调要“积极、有效”。所谓“有效”是指，要想办法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中国经济规模大幅度扩张后，仅仅依靠中央、地方政府的投资必然会带来宏观经济政策边际效益递减的后果。光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如果把政府的资源更多地用于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激发企业活力，让企业家能够扩大投资，能够增加生产，就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货币政策中强调的是“稳健、中性”，这是指，我们一方面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体经济营造宽松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要遏制资产泡沫，要防范金融风险。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来适度扩大总需求，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实体经济的调整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个着力点是，着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实体经济的调整，从而让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能够走上再平衡的道路。这也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所在。在过去的很多年，我们想办法扩张需求，试图让需求重新回到与供给相一致的水平，但这实际上是没有可能性的。比如说我们通过财政的支持，实施家电下乡，对1.6L排量以下的小轿车实行购置税减免，还有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来解决钢铁、水泥、建材的销售问题等，这些都不足以让需求回到与供给相一致的水平。因此今天我们的选择是，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的调整，让供给回到与需求相一致的水平。
那么今后，我们应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呢？
一方面，需要金融领域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解决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通过提供便利的金融条件，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必须加大农业、工业、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力度，让实体经济能够重新恢复活力。
在农业领域，过去我们追求农产品数量的增长来满足市场需求。而现在人们不仅满足于农产品的数量，对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通过农业的改革，让农业能够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从改革角度讲，通过加快土地流转，让农业尽快地走上规模化经营的道路。只有走上规模化经营的道路，才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减少劳动力投入。如此，农业才有可能恢复其竞争能力，也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工业领域，应改革行政管理制度，减少政府干预。比如，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盲目干预、大量国有经济的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该死的企业死不了，僵尸企业不能退出，从而在行业里很难兼并重组、优胜劣汰。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效率的提高更多来自行业内部。需要通过兼并重组、优胜劣汰，不断地淘汰行业内的低效率企业，从而把生产和市场转向高效率企业，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提高行业集中度、提高行业竞争能力、提高行业的盈利水平。
在服务业领域，应打破垄断，放松政府管制。服务业的很多领域，要么是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要么是政府高度管制的地方。今后需要打破垄断，放松政府管制，降低准入门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提高服务业的效率，让服务业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本文由本刊记者张倪根据作者2月18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上的演讲录音整理，发表前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