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春平
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滑，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这种局面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看，分歧并没有化解。
本质上，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的制度变化会引起不同的短期特征与长期走势：规则的变化，使得短期经济下行；而一旦新的动力得以形成，有可能带动长期的持续增长。如何实现这个过渡是关键，这也意味着中间阶段会较为艰难。因而需要将经济的不同阶段走势加以明晰，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经济，由此制定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
把握中国经济的长期、中期和短期态势
长期走势看，增长速度会下降，但发展水平较低，仍然有不小的增长空间。从增长理论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下滑是个长期趋势，并且符合经济增长的趋同假设——发展水平越高，速度会越慢。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按照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假设，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但客观上，中国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人均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从各种参数看，如果参照绝对收敛设定，人均收入至少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水平。因而中国经济远远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离理论上的稳态水平仍然有距离，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短期变化看，改革及社会预期变化使得总需求有所下降。当前，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除了总需求有所下降之外，主要原因是改革及所带来的社会预期发生了变化。
对于短期经济走势，宏观经济主要的分析方法是看总供给与总需求。目前，经济层面的总供给并无特别之处，相反，油价走低，客观上是正向的总供给冲击，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产出，这构成美国等少数国家经济景气的重要原因。
而从总需求看，更多的变化出现在投资变量。公共部门的投资，特别是财政支出在预算层面变化不大，但实际支出进展并不顺利，效果大打折扣。
企业投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决定投资支出的是市场需求及预期回报率。由于社会预期呈现负面特性使得市场需求有所下降。改革成为工作的中心，出台了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措施。但对于这些局部性的规则，很多人仍持观望或怀疑态度。改革本身而言，还缺乏更清晰的规划。不少人对未来的形势比较悲观，因而企业和居民等抱持了风险规避型的心态。
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各级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积极性下降，使得政府支出及其效果较差。随着改革的深入，如何作为，同时，避免腐败及网上举报等风险，不少地方政府及部门尚处观望之中。这使得财政资金剩余较多，也难以带动社会投资的增加。最终使得社会总投资下滑，社会总需求下降。这是当前短期经济较为艰难的根本原因。
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如何构建长期增长动力将是关键，而顺利的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将决定了中期走势。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通常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技术创新需要较长的过程和时间。而制度创新面临制度刚性，同样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构成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的关键所在，但在短期内，规则的变化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短期走势。
当前宏观经济困难的内在原因，主要是改革推进并不顺利，所预期的效果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改革在短期内没有带动社会各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反而使得观望和无所作为的行为普遍。制度创新的长期效果通常不会在短时间内显现，这就使得短期内经济压力较大。而一旦有效建立，会带来长期积极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之间，重点就在于如何加快改革的各项措施能够真正落实到位。
坚持可行的宏观政策取向，走出困境
第一，从目标上，淡化对短期产出变化过度关注，更多地关注长期经济增长，强化制度和规则的建设。需要避免对改革决心的认识偏差，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而应该实质性地推进制度建设。短期内，宏观政策避免过度的大起大落，而关注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构建。实施明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减少各种相机决策的财政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会关注短期变化，寻找机会，但作为宏观决策层，需要避开这种干扰。
第二，资本层面，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短期内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长期则更应围绕社会制度建设进行有效资本积累。需要加快财政改革的有效进行。需要加大一般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对社会信息类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支出乘数。资本深化仍然有不少空间。
第三，劳动层面，实质性进行工资改革，带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当前财政支出需要提高工资支出比重。短期内，需要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放松对医疗、养老等服务业的价格等管制，提高劳动者的收入。长期看，需要强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第四，制度建设上，更切实际地推进改革的措施，提高推进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建设的积极性。当前，改革的各项方案和措施都对可行性有所忽视。改革的方案或多或少忽略了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过于“理想化”的色彩。对于公职人员而言，需要增加其经济激励。当前，根据财政资金难以有效使用的情况，可以考虑提高各级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减少形形色色的行政运行经费比重。
第五，公众预期上，更好地研究或引导公众预期。预期影响着总供给也影响着总需求，而预期本身是难以管理或引导的，甚至会发生系统偏差。因而，需要研究预期的形成过程及影响。应该更多地进行更大范围的讨论和争论，争论或许会产生混乱，但在此基础上有可能会形成较为妥当的预期。
第六，技术创新上，避免过于积极和急于求成的倾向，而更应提升基础研究的能力，着眼于长期创新能力。出台诸多方案和文件，给予不少配套措施和资金，本质上没错，但事实上，创新需要较长的时间，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因而不应出台过多的政策，更不能作为改变短期经济走势的重点。创新的主体是市场和企业，而不是各级政府部门，因而从政策层面看，侧重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避免过于积极的参与。在投入方向上，应立足长远，更多地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第七，舆论引导上，提高社会的耐心，避免各种词汇的发明，减少混淆。应更客观地宣传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大对历史层面的宣传，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并减少短期投机行为及一些非理性的做法。（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大技术进步与我国高新行业发展研究（13AZD0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