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杰长
继续向好：2016年服务业发展形势基本总结
2016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把握服务业发展基本规律，服务业主要指标取得了预期效果，继续保持向好向上的发展趋势，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1.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目标是2020年比2010年的人均GDP要求翻一番。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制造业受到“双重挤压”的背景下，依靠服务业维系中高速增长尤为重要。一则是服务业在GDP的占比越来越突出，比如2010年，服务业的占比大概只有44.2%，2015年是50.5%，2016年是51.6%，服务业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其占比稳步提升，地位非常巩固。二则从这几年各产业增长速度看，服务业明显快于工业，服务业增速大约比工业增速大约高1.4个百分点。比如，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744127亿元，比上年增长6.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3671亿元，增长3.3%；第二产业增加值296236亿元，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384221亿元，增长7.8%。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服务业已经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和贡献者。
2.服务业对劳动就业的贡献更加巩固。以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服务业地位，是国际上最通行的做法，它更能客观地反映三大产业的演变情况。美国学者富克斯讲的服务经济时代，用的就是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这个最核心指标。因为劳动就业是很实在的一个指标，不像GDP要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三大产业结构变化更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2010年，服务业的劳动就业与农业劳动就业人数几乎是一样的，2011年是一个拐点，服务业首次超过农业的劳动就业，成为第一大就业部门。自此，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不断提升，2012年－2015年分别为36.1%，38.5%，40.6%、42.4%。2016年的数据现在还没有公布，但根据近几年服务业就业占比变化趋势，以及工业领域这两年较大力度“去产能”“去库存”的因素，还有新兴服务业领域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我们预测，2016年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可以达到44%左右。其实，这个数字严格地讲是被低估了的。因为我们知道，农村经济现在最大的特点是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很多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实际上在从事第三产业。比如，一些农村劳动者从事农村电商或乡村旅游，他们干的工作实际上是三产了，但统计部门可能还是把这些劳动者统计到农业就业里面，实际他在做电商，做流通，做旅游，都是第三产业。如果考虑这个因素，我们目前的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很可能超过50%了。也就是说，在劳动就业方面，服务业也很可能是“半壁江山”。
3.固定资产投资依旧以服务业为主战场。一般认为，服务业是一个轻资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应该比二产小很多，但实际上我们如果把交通运输全部统计到三产里面就会发现，三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早在11年前就超过二产了。随着服务业市场潜力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以及服务业较高的盈利机会对市场主体的“诱导性”投资，与国家产业政策对服务业的倾斜，固定资产投资对服务业将会越来越“青睐”。自2011年－2016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54.66%、54.84%、55.38%、56.26%、55.72%和57.02%。而且，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远高于一产和二产。比如，2016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18838亿元，比上年增长21.1%；第二产业投资231826亿元，增长3.5%；第三产业投资345837亿元，增长10.9%。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投资以服务业为主战场将是一种常态，其趋势可能更加凸显。
4.外资对服务业的偏好越来越强烈。外资对市场有天生的嗅觉和敏锐，外资的走向既是国际资本偏好的一种客观选择，也是对中国市场潜力和偏好的一个风向标。这个风向标的拐点也是2011年。2011年，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约583亿美元，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是557亿美元，在利用外资上服务业首次超过二产。随后的几年里，即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越来越高，但第二产业利用外资的占比匀速下降。比如，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占比，2012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是51.2%、56.3%、62%、64.5%、70.2%。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提高如此之快，既因为我国服务业市场潜力巨大，服务业发展基础比较薄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中低端制造业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结构和层级在不断优化，2016年外商投资继续延续向高端产业聚集的态势，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95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6.1%，占服务业利用外资金额的16.7%。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服务业提质升级的重要途径。
5.服务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十二五”期间，服务贸易就是我国外贸工作的亮点。2011年－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保持着稳步增长态势，其规模分别达到4185亿、4706亿、5397亿、6043亿、7130亿美元，连续多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201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之和）的比重为16.88%，比2010年的8.66%提升8.22个百分点，变化甚为显著。服务贸易曾经是我们的短板，在全球地位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甚相称。但这一格局正在悄然变化。当前，服务贸易总额紧随美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二位，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重超过了6%。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保持了较好发展势头，全年服务进出口额达到5.35万亿元人民币（约7731亿美元），增速达14.2%，预计世界排名将继续保持第二。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达到18%，比2015年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实现了服务贸易“十三五”的良好开局，服务贸易正成为对外贸易发展和对外开放深化的新引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服务贸易政策在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方面，取得初步成效。据商务部的官方统计，2016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服务进出口额合计1222亿美元，占比提高了3.4个百分点。
6.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新服务蓬勃发展。服务业的生命力和活力都源自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平台经济、体验经济和分享经济这些服务形态不断涌现，是近年来服务业发展与创新的重要特点和趋势。我们不妨以“分享经济”为例说明新服务的蓬勃发展态势。2017年2月，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根据该报告的估算，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共有6亿人参与，比上年增加1亿人。随着出行、短租、医疗等领域多点开花，分享经济正在成为最活跃的创新领域。2016年分享经济企业的融资规模达17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0%，各路投资者普遍看好分享经济的美好前景。
服务业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和趋势、服务业改革的纵深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服务业取得这些“靓丽”数据，也有工业、采掘业这些年连续增长低迷和价格持续下降的原因。所以，目前我国服务业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固，服务业的“内功”还有明显的短板，服务业内生增长的动力还有待加强。要破除这些障碍，实现服务业内生增长，要着力在制度创新方面下功夫，把深化服务业改革作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动力。
深化改革：释放服务业发展制度红利
1.更加严格地保护投资者权益，稳定服务企业的投资预期。众所周知，有恒产者方有恒心。但当前不少民营企业家顾虑不少，资本流出现象时有发生，对其投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忧。为此，要重点规范产权制度保护，全面落实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要把文件提出的“同等保护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规范财产处理法律程序、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合同执行力度”等意见切实落实落地。
2.打破垄断和市场管制、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行政垄断和市场管制是当前制约服务业发展的突出难题。国有企业在教育、文化传媒、医疗卫生、金融、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投资占比超过2/3。要改变这些状况，就必须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为核心，建立服务领域平等规范、公开透明的准入标准，并适时动态调整。除对少数垄断行业及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点服务业，制定“否定”或“限制”行业目录外，其他的一概实施“非禁即入”的准入制度，切实打破垄断经营，形成多元竞争的大格局。当前，特别要面向社会资本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领域，加快开放电力、民航、铁路、石油、能源、邮政、市政等行业竞争性业务。
3.培育市场主体，增强企业活力。服务业做大做强之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而企业又是市场的主体。所以要在培育市场主体上做好做足文章。服务业企业大中小并存，差异化很大。我们既要鼓励服务业企业专业化发展，推动优势服务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打造跨界融合的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培育若干有特点、有品牌、有控制力的服务业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又要积极发展服务业中小企业，让中小企业充满活力和效率。政府支持中小服务企业发展，不是简单直接的帮扶，而是要从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着手，通过平台建设，让企业产需对接，供需匹配。
4.加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服务品无形的特点以及越来越多服务网上交易，决定了服务交易更具“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完善企业、社会和个人信用环境体系建设，特别要善于运用大数据管理，实施信用信息共享，加大对“违信”的处罚力度，提高失信违约成本，让各类主体“不敢违约、不愿违约”，建立守信、有序的服务市场秩序。
5.顺应新经济新服务的要求，创新政府治理和市场监管方式。顺应服务经济发展新趋势，改革监管思维、创新治理方式，按照统一高效、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协同制衡的原则重新构筑服务业监管体系。新经济新服务，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创新难免有失败有过错。所以，要包容创新试错，允许草根成长，避免因为过度过细监管而可能错杀成长性的新经济新服务企业或业态。坚持“政府管理平台、平台自律共治”的原则来监管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和体验经济这些新型服务形态。
6.按照分类施策的原则推动服务业价格改革。服务业的异质性决定了它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所以，服务业价格改革的关键是分类指导、分类施策。竞争性领域的定价要尽可能放开，由市场供求、市场机制决定其价格形成，尽可能避免政府干预。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非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对那些具备竞争条件的客货运输、邮政服务的非基本公共服务类的价格要逐渐减少政府定价，条件具备时，可以主要由市场定价。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价格政府指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慎重对待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价格改革，保底线部分的定价由政府负责，但满足个人特殊需求的那部分由市场定价为主，政府实时适度调控。
7.切实降低服务业发展相关经营成本。成本持续增加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主要表现在房租、人力成本、融资难等方面。在用地、税收、融资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切实考虑服务业目前遇到的“阵痛”。一是通过推进服务业“营改增”改革，针对服务业“轻资产”“人力资本”密集、难以进行进项抵扣的特点，将养老服务、居民和家庭服务、餐饮服务、文化演出服务等服务业纳入简易征收范围，统一实行3%的简易征收税率。二是进一步清理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服务企业的成本负担。三是鼓励商业银行将服务企业的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纳入授信范围，创新信贷政策，完善无形资产、债券抵押、商业用地抵押制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