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今年将召开中共十九大，也是中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3月18日—20日，在此次以“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为主题的论坛年会上，如何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改革在哪些领域进一步深化、如何将解决供给侧问题与解决需求侧问题相结合等，成为与会中外代表们讨论的重要话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作出这样的判断：“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形势所迫、问题倒逼的必然选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论坛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失衡，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必须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何立峰分析称，我国供给体系产能虽然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同时，我国存在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加大了金融体系风险，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此外，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一度带动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中国经济正继续向需求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型。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呈现向新常态发展态势，2016年GDP增长6.7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挑战和问题，在一些要素方面面临转变，比如符合工作年龄的人口在减少、工资在上涨等。同时，环保和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像去产能、去杠杆等，这些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比较强的刺激方案遗留的问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中的两个大逻辑。一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问题，其深刻根源是重大的结构性失衡；二是这些重大的结构性失衡，其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障碍，使市场没有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也没有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时表示，地方政府在减税和减少行政负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广泛认可，而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依然有很多争议，从原则上来讲，市场失灵的协调问题、创新和开发新技术面临的高风险，都意味着政府要发挥作用，但是实践中政府要参与多少、参与是否成功，各国都有不同的经验。
她同时认为，竞争依然是提升效率、推广技术和创新的最强大动力。经合组织（OECD）最近也指出，生产率增长乏力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不足，这又与金融危机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
“下一步，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张高丽在演讲中说。
房地产市场供给侧改革成热点
近年来，房价的暴涨、楼市的热火朝天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映射出背后的一系列问题，也对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供给侧改革提出了巨大挑战。
瑞安集团董事长罗康瑞说，“2016年是房地产市场破纪录的一年，销售额增长了22%，整体价格增长了36%。但是，城市的表现是非常分化的，其中最主要是供给的问题，一二线城市的供给是不够的，三四线城市却有很多库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表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的阶段性变化也已经显现出来。2015年到2016年的这一轮房价快速上涨，实际上是跟当前的阶段性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变化就是在高位上的快速增长，而且是从大城市的点涨到二三线城市的普涨，再到地价和房价的轮动上涨和大中小城市的高度分化。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泡沫，过度宽松的货币条件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因素，当然，也有大量的非银行资金，包括实业、资本市场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形成整个经济中资金的脱实向虚过程，带动了整个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王微继续说，“中国经济正在告别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阶段。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是在经济告别了高速增长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资产泡沫的现象。因此，告别了高速增长后，住房需求的变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是造成当前房价快速上涨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野村控股株式会社会长古贺信行看来，中国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地价上涨，当前的土地制度之下，地方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土地，尤其是大城市周边的土地，低价收，高价卖。同时，政府又为了维持比较高的粮食自给率，采取了“坚守耕地红线”的方式，这就导致农业用地难以转化为其他用途，城市化所需要的土地供给受到限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地价和房价上涨。
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表示，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和其他行业的供给侧改革背景不一样。他提出，供给侧改革关键要在供给上做文章，要在供应总量上解决问题，还要在结构供应上解决问题，同时要提高土地和建筑空间的利用率。
链家集团董事长左晖强调要考虑土地市场，在考虑增量市场的同时，不要忘记目前非常大的存量市场。另外，要考虑如何提供更多的租赁化物业，让租户享受到更稳定的租期和更好的品质。
王微就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更多的资源配置作用，特别是满足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的住房需求，政府更多地在规划、立法，特别是保证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上发挥作用。二是针对市场结构的变化，构造新的多层次住房市场体系，除了新房市场之外，未来更重要的是二手房交易市场和租赁市场。三是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住房金融、财税制度。四是土地的供给导向、供给方式要同人口的聚集方向相结合，这也是下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一个关键问题。五是搞好住房保障，特别是要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可支付的、满足低收入住房要求的住房保障体系。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两个重要转变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4份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此次论坛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表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蓝图。这个政策蓝图最核心的理念是要实现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农业农村的发展战略和思路要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转变；第二个转变是要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如何实现这两个重要转变？他表示，“首要的改革任务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
韩俊说，目前，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让市场供求关系直接决定价格，并建立起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制度。例如，从2014年开始，我国对棉花、大豆实行了目标价格改革的试点。从2016年开始，对玉米实行了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改革。这两项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实行价格和补贴的分离。改革以后，国内棉花和玉米价格大幅度高于国际市场的状况已经彻底改变。
“未来，我们将按照分品种决策，渐进式推进的改革思路，继续深化稻谷、小麦等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总的方向就是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同时要保障好农民的利益。”韩俊说。
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提出三个问题：一是结构性的矛盾问题。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产业链衔接不畅，个别品种阶段性过剩，品种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矛盾，无法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二是农业竞争力的问题。我国农业从种植到养殖，综合竞争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虽然我国的科技贡献率达到了56%，但是综合来讲，我们在单产、育种、科技水平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其中固然有自然禀赋的原因，但农业的组织化水平影响了规模化、自动化、信息化，这是影响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三是质量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消费者的信心，有了安全，才会有后续消费的提升。从当前来看，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急迫需要解决的阶段。
韩俊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地抓粮食生产，要把产能建设作为根本，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计”的战略，确保中国的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要树立大食物、大农业观，面向整片国土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要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推进农业的清洁生产，把超过环境承载力的边际产能切实退出来；要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要创造良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继续增加国内供求存在缺口的农产品的进口，扩大优势农产品的出口；鼓励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跨国企业。
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在发言中勾画了未来的改革发展路线图，“我们提出了‘五区一园四平台’的框架，包括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在不同的地区开发特色农产品和优势农产品，建立数据库平台，测算我们的生产要素投入，更好地保证农产品的质量。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市场的力量，来保证产品的销售。”他还表示，要结合在线和离线，使生产和产品进一步标准化；也要注重品牌化，培育更多的著名品牌；还要加强互联网在农村和边疆的应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改革如何发力，真正取得“深化”之效？
张高丽表示，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要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同时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分类指导，因城施策，重点消化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过量库存。积极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降低企业杠杆率。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大幅降低非税负担，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相适应，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加快提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创新发展、资源环境等支撑能力，打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
在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看来，化解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必须深入理解市场的需要和变化，从理念、机制、市场、品牌、技术等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高端供给，增加基础设施、住房、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郑之杰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无论是补齐短板的加法、降本增效的减法，抑或是改革创新的乘法、淘汰过剩产能的除法，都是旨在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尤其要把握好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并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传统产业，推动经济发展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重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何立峰说，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壁垒阻隔和地方保护，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另一方面，要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做到政府行为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
关于今年要重点推进的工作，何立峰表示，一是着力创新制度供给，优化要素配置；二是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振兴实体经济；三是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宏观环境；四是着力防控潜在风险，坚决守住底线；五是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增强人民获得感。
中尾武彦建议，中国需进行五个方面的基本改革：第一，促进更包容性的增长。城乡间差距扩大是一个主要挑战，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不仅能够让劳动力在各个区域之间自由流动，找到更好的工作，也能够在人口间形成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获得。第二，加快财政改革。“营改增”的改革已经广泛推开，税基也有所扩大。同时，对一些高污染企业和奢侈品的税收有所增加，政府也在考虑降低税费帮助企业更好地运营。房产税和遗产税方面的引入，也将有助于加大财政收入，提高公平性。第三，推进市场改革，促进竞争。中国应继续推进开放的投资和贸易体系，出台政策确保国内外企业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第四，促进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让行政手续更简化，确保初创企业更容易获得融资，将有助于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加强高等和职业教育，特别是在科技等领域加强这类教育。同时，保护知识产权也可为创新巩固基础。第五，保护环境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应该成为一项国家目标，在2030年前争取实现减排的目标，同时加快关停一些产能过剩企业，提出清洁能源方案，减少碳排放。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金融行业改革也非常重要。近年来，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快进程，确保资本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并产生合理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