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
3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
在同日上午进行的“中国制造2025与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一单元，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指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制造2025”，应如何精准发力？为期三天的论坛，在各个场次围绕不同领域、诸多话题的讨论中，来自政府高层、学界和企业界的代表从不同视角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出谋划策，廓清方向。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是立国之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这个核心，加强技术创新，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将“创新驱动”置于五条方针的首要位置，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则被列为九大任务的第一项。
张高丽在本届论坛的演讲中同样强调，“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促进实体经济优化结构。”
论坛上，苗圩以“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创新将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引擎。我国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根本出路在于创新，使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主要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论坛期间的演讲题目为“塑造未来社会的关键趋势”。他表示，“创新将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就业形态、收入分配。”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智能制造越来越普遍，甚至由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应用，智能投顾在公开市场投资上以85%的概率战胜市场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不会太远。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得成本下降，应用方便，对于传统能源的大幅替代也不会太远。互联网和3D打印的发展，使得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的传播，甚至服务和制造的转移，不再受时间、距离和地域的限制。
“人工智能时代会发生什么？就制造业而言，会由工业经济时代的标准化设计、批量化生产、同质化消费，转向智能经济时代的定制化设计、单件小批量生产、个性化消费。”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红卫说。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在发言中同样谈及了制造业在生产方式上的革新，“在智能互联网时代，制造将走向智造。”传统的B 2 B，B 2 C，将会向C 2 M，即用户向厂商的模式发展，根据客户需求来定制化生产。厂商可充分利用大数据统计与分析，以更精准捕捉用户需求，优化产品设计，并有效预测销量，保证供需平衡。在制造环节，需要从数字化、自动化进一步向智能化迈进，这不仅意味着生产车间会应用更多机器人，而且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全生命周期都会被智能网络串联起来，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未来五到十年将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群体性迸发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建立新一轮科技革命，创造新产业，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重要机遇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玉普在发言时表示。
新科技革命给传统制造业带来了转型升级的契机，同样也带来了挑战与焦虑。沃尔沃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马丁·伦德斯泰特在互动提问环节回应道，不难发现，在互联网领域，独立的初创型公司确实把大部分蛋糕“吃”走了。但是在很多与传统行业相关的领域，只要传统的公司有变革的意愿，仍会在变革中抢占到较大的市场份额，也相对更有市场竞争力。
如何调动传统制造业企业主动参与变革的积极性？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在发言时表示，“中国的创新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在正迈向第三个阶段，即技术创新。”核心技术和基础技术的创新是今天中国制造企业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他指出，第三个阶段的创新，必须以广泛的技术进步为基础。目前激发中国企业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有两点：一是国家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发展，对外进一步开放，融入全球产业链重新分工、定位的大潮中去，对内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让民营企业享有同等的市场机会。二是保护知识产权，以保护企业的创新激情和创新成果。
苗圩在发言中也谈到，近年来我国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制造业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创新的短板和弊端。”为此，他提出，要完善国家制造业的创新体系。弥补创新链从实验室产品到产业化间的缺失环节，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充分依托企业，联合高校和研究院所，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推进新材料、机器人等创新中心建设，指导和推动省级创新中心建设，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示范。
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启动实施重点新材料研发和应用的重大工程，加快论证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重大工程，加快车联网的推广应用，在战略必争领域抢占发展高点。
要夯实工业发展的基础能力。针对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所急需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支持优势企业开展产学研用联合攻关，突破重点领域发展的基础性瓶颈。开展示范应用、建立奖励和风险补偿机制，完善首台套、首批次的支持政策，支持核心基础零部件研发。强化平台支撑，布局和组建一批研发中心，完善重点产业技术基础体系。
还要实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的结构调整。积极加强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同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市场准入制度的改革，完善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
实体经济与金融相辅相成
“创新会给金融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同时创新也需要金融的支撑。我们需要将科技的力量、人的智慧与资本相融合，以最大程度地迸发社会生产力和竞争力。”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论坛上发言时强调。
论坛期间，来自金融监管部门、银行、投资企业及政府研究机构的代表围绕产业与金融的创新融合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
“银行给实体经济输血，银行信贷对商业至关重要。”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主席、资深合伙人罗伯特·艾略特表示。他进而指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客户关系。如果客户关系薄弱，金融创新的益处能够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效益也会非常有限。因而对于银行体系而言，要重新赢得信任，就是要改善客户关系。
应该理性看待银企关系，理性看待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马蔚华也指出，“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金融和实体经济应相辅相成。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基础，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有人说，金融之水浇实体经济之苗，不浇，会枯死；浇多了，会淹死，所以把握这个关系十分重要。”
王兆星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以传统银行业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的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业仍以存款放款作为基本业务，如何使传统的商业银行更适应创新发展的需要显得尤为重要。他介绍，为了更好地支持在创新驱动战略中发挥金融杠杆作用，银监会当前在全国选择了5个省区，10家银行进行投贷联动试点，使股权投资和银行贷款融资相联动、融合，以支持金融创新。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表示，金融创新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的金融创新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迫切，需求更为旺盛。中国虽然拥有庞大的金融总量，但依旧出现融资难的问题，原因还是金融创新不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指出，金融创新下一步要抓住三点：第一，金融机构要瞄准经济转型期的机遇，抓紧推进全方位的金融创新，不仅是产品创新，还有流程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销售渠道创新，等等。第二，制度创新尤为重要，这涉及监管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及财税支持制度的创新。第三，金融机构要把准实体经济的脉，使金融服务更加精准，由过去的“高大上”进一步转向“专精细”。
实体经济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服务？在张承惠看来，在相当长的转型时期内，至少需要以下三方面：一是灵活多样的融资服务，不仅要融资，更要融智，不仅需要短期的流动资金贷款，更需要中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资金供给，包括贷款、债券以及资本市场其他融资方式。二是实现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涵盖产品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三是需要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服务，帮助实体经济有效管理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创新本身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和有形的可抵押资产，也缺乏正常的资产负债表，所以，在注重鼓励银行加大对创新支持的同时，也要更好地防范可能形成的金融风险。”对此，王兆星提出要建立五个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以更好地防范银行介入创新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金融风险。一是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机制，对投贷联动以及创新创业整个过程的风险形成科学有效的评估。二是建立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三是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以补偿、分担出现的风险和损失。四是建立风险隔离机制。五是建立更加有效的投资退出机制，以维护银行体系在支持创新全过程中的安全。
补齐人才短板
在“中国制造2025与推进结构性改革”单元的提问环节，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就中国制造业人才短缺的问题进行犀利提问。苗圩当场回应说，“中国制造2025”有11个配套性文件，其中就包括制造业人才发展指南。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每年近800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而另一方面制造业缺乏具有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的高级技术工人。由此，在教育体制上一定要进行改变，要加大职业教育的培养力度。“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也有一个专门的规划，但是调整起来需要有一个过程、一点时间，来逐渐补齐这方面的短板。如果没有一批掌握高技术的实操工人，中国要想建成制造强国，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董事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夫·拜尔在发言中同样指出了加强技能部门职业培训的重要性。他说，在中国当前的教育体系中，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想上大学，却少有人愿意从事一些重要的技术性工作，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
同时也应注意到，“数字化转型绝非易事，尤其是在中国，教育体系需要跟上，使国民有能力适应这样的新挑战。”克里斯托夫·拜尔进而指出，“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77%的就业机会将受到自动化技术的影响。”因而，劳动力要真正做好应对未来的准备，以迎接当下尚未出现的就业机会。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发言中也着重强调了数字化时代对教育的全新要求。“我们需要面向21世纪培养人才，让他们能够胜任未来的工作。”她表示，需要多管齐下，重视儿童早期教育开发，提供高等教育的均等机会，以市场为基础保证教育的可持续性，不断地推动改革，利用信息来提升成效、进行问责。
强生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戈尔斯基建议，这需要我们关注受教育群体进行可持续学习的能力，而不仅是局限于学习某一固定的知识体系，以适应急速变化的时代需求。
杜邦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柯林斯从自身企业出发，分享了企业层面在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方面的经验。他说，传统工人不太适应全新的数控设备，从以前机械化、自动化的工具，发展到如今智能化的加工设备，需要从业人员相关能力的提升。杜邦公司通过建立大学，致力于提升科技人员和工人的技能。同时，在中国人社部和全国总工会的支持下，杜邦举办了一些全国性的行业技能竞赛，如电钻工技能竞赛、数控机床操作工技能竞赛等。
除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企业家精神同样不容忽视。“不论科技取得怎样的进步，最终能够把科技转化成产业，转化成生产力，催生出成功企业，其中最关键的链条是企业家，是人的智慧与力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发言中强调，我们需要深一步思考，要在全社会营造怎样的教育环境和机会，以使得优秀的人才和企业家能够充分发挥才华，不断在创新科技领域打造出优秀的企业。在沈南鹏看来，政府的“双创”号召是其中一项非常成功的政策推动。
秉持开放思路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需要的不是单枪匹马的英雄，而是同舟共济的合作伙伴。”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论坛午餐会发言时如此说道。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经济规律，这符合社会效率不断提高的基本诉求。”沈南鹏在发言中提及了一则著名的经济学故事，制造一支铅笔的原材料中，木材可能来自美国，笔芯来自南美，橡皮头来自马来西亚，只有全世界分工协作，集结各地优势以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铅笔的价格才能降到几毛人民币。这个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适用，在今天更加适用。他进而以大疆无人机为例说道，该公司总部设在深圳，生产以中国为主，而主要配件来自世界各地，如果没有全球协作，不用说售价不可能降到6000元人民币，甚至我们可能看不到这样的产品问世。
“当前，全球化的模式正在进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重新平衡的时期。”中国中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奚国华在发言时坦言，全球经济的反全球化思潮日益抬头，“黑天鹅事件”频发，形成了“黑天鹅湖”，给企业全球化蒙上了阴影。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指出，“过去30年，西方发达国家希望可以把中国的市场打开。而当前，美国提出回归实业，欧洲也主张再工业化，希望重回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位置。但是想要封闭市场自己搞制造业，这无法实现。”
除了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人才、商品、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愈发明显之外，全球制造业市场也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变化。奚国华进而指出，不难发现，高端制造业正逐步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分流，全球制造业分工竞争的态势正在加剧，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梯队格局逐步形成。此外，各经济体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提高，全球价值链由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正在逐渐被打破，价值链重构的步伐不断加快。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在全球布局中掌握主动？宋志平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正在从低端迈向中高端，中国的企业走向全球、走向国际市场，这是一个必然。”“中国是世界的工厂”正在变成“世界是中国的工厂”。过去我们专注于让产品出去，后来是让成套装备、基本建设出去。如今，中国要逐渐让制造业走出去，分散到全球市场，这既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平衡，也可以带来就业上的平衡。宋志平在发言的最后强调，“中国制造业‘走出去’会进一步改变制造业的全球格局。”中国人“走出去”是抱着合作的心态，并非简单的竞争心态，要寻求共同发展，共同支持全球化和全球均衡，这才是全球格局下一步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据悉，在此次论坛年会期间，苗圩会见了参会的部分外方企业代表。针对外方希望参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关注，他指出，中国制造业始终秉持开放发展的原则，推动合作共赢。“中国制造2025”战略同等适用于外资企业，欢迎外资企业深度参与中国制造强国建设。
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20日上午会见出席论坛年会的境外代表时所强调的，“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欢迎外资企业来华，特别是到中西部投资兴业，并同大中小企业合作，共享、共创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