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迷雾中，似乎仍潜伏着不少‘黑天鹅’，经济全球化正负能量的较量、地区冲突、欧洲一些国家启动脱欧以及一些大国政府的换届、中美经贸关系等，都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3月19 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开幕式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致辞伊始如是说。
前有英国公投退欧，后有特朗普“逆袭”当选美国总统。刚刚过去的2016年，世界“黑天鹅事件”频发。放眼2017年，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依旧存在诸多风险点。加之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进一步加深了全球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那么，在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今天，我们如何认识与应对新时期的新挑战？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及其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政策体系又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哪些影响？作为全球化重要力量的中国，今后将在全球治理体系内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在外部与内部条件皆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又应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拯救”全球化
“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然而如今却出现了波折，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已从民间上升至政治层面；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涓涓细流也逐渐汇成了不小的潮流。”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其发言中说。
回溯历史，冷战结束后，随着中西方两大平行市场的融合，全球化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增长进入了高峰期与黄金期。在该时期内，全球GDP总量增长超过3倍，全球货物出口增长超过5倍，国际投资增长超过11倍，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近2/3。
而全球化在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平静因素。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指出，尤其是2000年以来，全球经济先后迎来了几大“完美风暴”，一是创建了欧元区；二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经济开放性做出重要贡献；三是互联网的发展日益影响人民生活。
钱克明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四个方面的“不平衡”。一是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净收益最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受益人口多但净收益总量不大；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很多被边缘化，未能搭上全球化的便车。二是行业间发展不平衡。高新技术领域、高端制造业、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发展非常快，而传统产业则在加速衰落，就业岗位也在不断流失。比如美国纺织业、钢铁行业衰落较快，中国则是农业、实体商店就业流失较多。三是收入分配不平衡。四是环境保护与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往往将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将发展放在首位，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诉求往往产生矛盾与冲突。
在钱克明看来，当前全球化最突出的问题是包容性不足。比如，有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具有非常明显的排他性和歧视性；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议程久拖不决，等等。“因此，各国迫切需要从实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构建起更加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以包容、协调、联动式的发展，来共同面对全球化的困境。”
去年，WTO下调了对2017年出口和进口增长速度的预期，将2017年增速预期下调至1.8%-3.1%；而2016年全球GDP增速预期为2.2%，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和生产增长将达到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缓慢的速度。
今年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称，2016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世界贸易量持续疲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到1万5200亿美元左右，较上一年减少了13%。
“我们必须承认，逆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绝不只是说辞，也不是危言耸听。”谈及今后如何“拯救”全球化，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给出了三个方面的思路。
第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使世界经济能够不断增长，以实现全球经济的改进。第二，要改善全球治理，首先要让WTO多边体制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包容、更加体现非歧视原则，同时也需要积极地利用G20、APEC以及“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加大贸易投资金融政策的协调。第三，要重点考虑如何在一国的国内政策方面做出调整，使得国内不同的阶层都能够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非各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包括通过加强培训和教育，使得低收入人群在失业后能够更好地获得新的工作机会等。
钱克明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强调，要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就必须建立起更加具有包容性与共享性的新型全球化，通过国际政策协调和国内、国际治理能力的增强，使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大型跨国公司还是中小企业，无论是资本所有者还是工薪阶层，都能参与到全球化中，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新型的全球化，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国技术与能力上突破与共享，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方能实现全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钱克明说。
“美国优先”之辩
美国与中国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国家。然而，在专家们看来，与中国不同，如今美国对全球化存在着颇多深层次的疑虑。
相关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对美国是否有益时，86%的美国学者认为有利，49%的公众答案则是否定的。
“全球地缘经济已然与二战后创立的秩序产生了巨大不同。在全球秩序正在遭遇挑战的今天，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政更是加快了这种转变，也增加了革新全球秩序的紧迫性。”在发言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坦言，特朗普新政充满了不确定性，其各项贸易政策都可能导致贸易战。究其成因，则源于全球化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的贸易出口主要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这一经济模式忽视了失业问题，加剧了经济系统的不平等。“如果经济系统不能惠及所有人，那就是失败的”。一方面，全球化的益处被高估且分布不均，受害者话语权丧失，而全球化的成本则被低估，在风险管理领域进展也较差。另一方面，立法与技术进步加剧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全球化提供了避税的方式，这亦反映了全球化的不对称性。“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将破坏掉已经形成的供应链现状，导致更多工作机会的流失。另外，特朗普一些新政也显示出令人担忧的破坏法治的信号，将会破坏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
要应对特朗普时代带来的不确定性，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需要分析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更深层次原因，制定相应的弥补措施。同时，需要重新制定市场规则，减轻不平等，实现收入平衡。此外，要缩小生产率增加与收入增加之间的鸿沟。“市场经济和精英话语权的失灵已经持续了三十年，规则修正导致不平等恶化。其实，2016年对于扭转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么，在特朗普时代，今后中美关系又将如何发展呢？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发言中表示，中美双边关系已然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将要举行的会面，不仅将影响两国关系，更将影响全球各项事务。
保尔森认为，中美贸易关系一直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未来中美在投资领域将有很多机会，特别是美国在中国进行绿地投资。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供应链，中资企业应更多地在美国投资，通过并购美国中小企业获得市场准入，增加美国就业机会。“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加大美国对华出口，从而在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对全球各方都有利。中国对美投资应考虑国家安全和敏感行业的问题，双边共同开放。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操纵汇率，今后中国应建立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希望人民币保持汇率的稳定和温和升值。”
“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美国需要加强社会保障，而且不需要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自身保护伞。而对中国来说，应借此机会推进自身的开放进程，在国际法治的环境下做出应对，并且支持就业创造和基建投资。中国可以与非洲、拉美进行更多合作，支持现有的国际机制和安排，弥补美国留下的空白。此外，中国已经在创造新的机制方面（比如亚投行、新金砖银行的设立）扮演了重要角色。”斯蒂格利茨与保尔森的观点基本一致。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在她看来，特朗普新政要违背世贸组织规定，提升关税、封闭边境等，需要看这是政策调整还是大规模的政策转型。“美国如果脱离全球化，将面临很高的风险。对中国来说同样如此。中国的发展依赖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中美都有责任保证全球市场的开放，建立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中国更应促进开放，减少歧视性措施，如此才能保证全球化的活力。”
保尔森也认为，中美要构建积极的新动能，需找到一些共同利益的领域，并尽快获得初步成果。同时，也必须跳出既定思维。“两国领导人都愿意用非常规手段和工具来实现双方的目标，这样做不无风险，但也可能会带来解决如朝鲜半岛等棘手问题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在会上，来自各国各领域的专家与企业家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于美国退出TPP的看法及鲜明立场。
保尔森直言，“退出TPP是美国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而中国现在可以主动参与其中。这对于中国、美国甚至世界而言，都是有利的。“中国加入TPP就意味着要提高自身的贸易标准。TPP不仅涉及到贸易和关税，还涉及到如何消除非关税壁垒、促进竞争，这是非常高标准的协定。中国加入TPP对各方都有益，我是乐见其成的。”此外，双边投资协定与TPP政策内容是相关的。因此，中国加入TPP也可以有效推动中美BIT的谈判进程。“未来中美BIT是我们要做的重点工作，其将很有可能达成一致。我也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在执政期间完成BIT谈判。”
“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并不代表America Only（只有美国）。”美国安利公司总裁德·狄维士认为，美国总统是3亿美国人的总统，他们的诉求是多元的，而“美国优先”恰是特朗普提出的可以团结这些人的政策，也因此，“美国优先”的民众支持度不容小觑。“TPP实则是非常值得倡导的。站在企业角度，我们更希望在投资领域出台更多的政策规则。参与多边贸易协定，当然要比孤立来得好。而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待TPP，不仅要看政治利益上的平衡，也要定期地来审议这项贸易规则，要让企业也参与进来，帮助找出其中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如此，才能获得一个更加具有平衡性的贸易协定。”
站在中国的角度，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表示，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TPP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TPP制定之初即是针对中国的，中国讨厌TPP。而特朗普把美国从TPP中撤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提升中美关系的。”
熊晓鸽认为，评判特朗普，要更多地考虑到他是一位企业家，而不是一个政客。他看问题时，往往会从商人的角度来看，他做的决定也都是从商人的角度来做的。“我也是一位商人，尝试着从商业角度去评价他、理解他，我认为他还需要时间，去慢慢地学习和了解如何能够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实现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做出更加聪明的安排。至于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中国则没有必要担忧。”
斯宾塞则认为，现在可以肯定，不认可现行治理结构的特朗普不是多边主义者，今后中美关系将更加微妙复杂，中美会因贸易摩擦而受到损失。“如果彻底抛弃多边主义，公共福利势必会发生动摇，就会出现‘真空’，而这恰是中国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为6.5%，是欧美的好几倍。而世界经济下一个巨人将是印度，如今印度经济增长率已达5%以上。放眼未来，中印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世界经济的新面貌。”斯宾塞说。
抵制全球经济离心力：中国的关键性作用
与会专家们建议，相较于当下美国政府的短视政策，中国应更着眼于长远。
对于全球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指出，于中国而言，应对之策应是更加重视加强中欧合作。一是完善多边体系。共同维护全球治理改革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建设的重要成果，包括G20、WTO、巴黎气候协定等绝对不能放弃。二是深化中欧之间经济关系。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启动双边自贸区谈判，共同分享市场准入开放的红利。三是把握住合作的机遇。加强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中的合作和第三方投资合作。
“未来，中国在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不会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不会另起炉灶，也不会去动谁的奶酪，而是要为全球治理做出增量贡献。”钱克明表示，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我们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起拥抱新型全球化。
在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看来，中国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如果过去只是参与者的话，那么今后则应变为推动者和倡导者。她指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主要经历了三个时间节点：第一阶段是1979年主动融入全球经济；第二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最后阶段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取得了很大发展。金琦认为，要实现这一倡议主要需做到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层面的广泛共识，推动联动式发展；二是政府层面的对接，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各国政府应积极制定规划，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三是企业家层面的合作与创新精神，推进产业链整合，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化。
联合国副秘书长、亚太经社理事会执行秘书沙姆沙德·阿赫塔尔在发言中称，对于“一带一路”的不断发展，联合国层面也已关注到。她对该倡议给出了颇高评价，她表示，“一带一路”并非双边倡议，而是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可促进地区连接与可持续发展，降低贸易壁垒及成本。
渣打银行集团董事长韦浩思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给出积极评价。他在发言中称，当前全球化正遭受攻击，中国在此时间节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很重要的，是对全球化的最大支持。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韦浩思分析，今后应重点考虑如何将其变成一个国际性的计划，让更多国家接受。
经济学家们认为，未来15年，全球基建融资缺口将达到20万亿美元。韦浩思指出，面对目前亚洲基建的巨大缺口，融资能力是很重要的，许多参与方都可以发挥作用。在风险管理上，私营部门也可以做出贡献。对于中国而言，更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韦浩思同时表示，这一倡议要取得成功，就要让各参与方团结起来，包括政府和企业等。此外还需要着力弥补资金短缺问题，以确保商业金融的可持续性。
在发言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从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的层面给出了中国外汇管理未来的四点政策取向。
第一，坚持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
第二，继续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有序地推动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
第三，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市场的监管体系。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预警和响应机制，丰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在外汇市场微观监管方面，在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外汇管理政策的框架下，开展市场监管和市场执法，维护中国法律法规和外汇管理政策的严肃性，维护良性、健康、稳定的外汇市场秩序。
第四，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的弹性。“我们一直按照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性和市场化的水平。并且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稳定，维护市场预期的稳定，尤其是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同时，我们将会根据国际外汇市场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增强汇率的弹性，以保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中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