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近代以前，中国和日本先后实行了一套“闭关锁国”政策，原因和具体内容有相似之处也有所不同，执行情况则有更多的差异，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版本的“闭关锁国”，也为中日两国带来了不同的国运。
清朝闭关
明清时期，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总体呈保守姿态，从明朝的“海禁”到清朝的“闭关锁国”，保守倾向越来越严重，政策越收越紧。
明初朝廷即规定“片板不得下海”，这道命令是朱元璋亲自下达的，主要出于经济和军事上的考虑。在经济上，朱元璋执政后强调“重本轻末”，大力发展农业而抑制工商业，不鼓励海外贸易；在军事上，当时东南沿海频遭倭寇袭扰，为加强海防，朝廷试图通过“海禁”来断绝与外界的联系，维护沿海一带的安宁。
到了清初，由于郑成功抗清力量的存在，朝廷仍实施“禁海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应闽浙总督屯泰的请求，朝廷在沿海省份实施海禁，规定“无许片帆入海”，违者严惩。郑氏降清后康熙曾下令解除海禁，各国商人一时间大量涌向中国，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带动了中外交流的增加，也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政府“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后来又规定广州是唯一贸易口岸，在此实行商行制度，所有对外贸易必须通过由朝廷认可和管理的“十三行”进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经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清政府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规定了“防夷五事”：不许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到广州以后只能寓居在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不许中国人借用外商资本，不许受雇于外商；不许外商雇中国人传递信息；外国商船进泊黄埔港后，由水师负责弹压稽查。这些规定更加具体和细致，“闭关锁国”政策完成了制度化。
幕府锁国
与中国清朝一样，同时期日本德川幕府也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德川幕府创立于德川家康，是推翻丰臣秀吉势力后建立的。
自1543年一只葡萄牙商船登陆日本种子岛开始，西方人和西方宗教、文化便来到了日本，天主教在日本得到了迅猛发展。那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掌握各地权力的大名们为扩充势力都希望开展对外贸易，同时也希望得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强国的支持，所以对西方的传教活动给予了默许或支持。到1583年日本各地的教堂达到了200所，信徒近20万人，长崎开港并成为重要贸易中心就与教会有关，教会在长崎等地拥有很大的势力，甚至取得了行政权和司法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向来往船只收取停泊费。教会还与各地大名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1585年丰臣秀吉就任日本关白，之后逐步统一了日本，他对天主教会势力迅速膨胀感到了警惕。1587年丰臣秀吉突然颁布《伴天连追放令》，宣布驱逐外国传教士。之前丰臣秀吉与天主教的关系较为友好，所以这道命令来得十分突然，关于它颁布的原因至今仍有许多不同说法。但从根本上看，日本传统文化与欧洲天主教文化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是最根本的原因，比如天主教独尊天主，要求信徒绝对信奉天主而不得崇拜其他偶像，这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以及有着深厚基础的佛教、儒教都形成了信仰上的对立，日本战国时代各地大名把天主教作为吸引人民、扩充势力的工具，但现在战乱结束了，国家实现了统一，丰臣秀吉更关注如何稳固政权，教会势力的崛起在他看来是一个威胁和隐患。
1603年德川家康取代丰臣氏开始统治日本，他对天主教的态度跟丰臣秀吉是一致的，继续实施禁教政策，到第二代幕府将军德川秀忠时又强化了禁教措施，颁布了新的禁教令，1622年在长崎处死了55名传教士和信徒。到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时，制造了“江户大殉教”“平户大殉教”“东北大殉教”等教案，禁教措施进一步升级，为了禁教，幕府规定一切外国船只均不得在大名的领地内通商，只能在长崎、平户等几个地方从事贸易活动。
从1633年到1639年德川幕府共颁布了5道“锁国令”，大致内容是：禁止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禁止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除荷兰、中国外其它国家的人和商船一律不准来日本，荷兰、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也仅限长崎一地。
在此期间，日本先后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断绝了来往，但对荷兰却“网开一面”，这是因为荷兰人向幕府做出了保证，绝不在日本传教，也不支持任何传教活动，为取得幕府的信任，荷兰商人还对幕府镇压教徒起义的行动提供支持。尽管如此，幕府对荷兰人也不完全放心，除规定其只能在长崎一地经商外，还把他们居住的地点限定在长崎港外的一个小岛上，规定他们不得与日本百姓接触，进出都要接受严格检查，荷兰人与日本女子私下来往，其所生子女一经发现将立即处死。
似与不似
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德川幕府都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从形式上看，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两国都禁止天主教，在清朝雍正年间的1722年也曾颁布过“禁教令”，包括5位主教在内的50多名西方传教士被驱逐出境，1732年集中在广州的35名西方传教士被清朝两广总督驱逐到澳门。有人说，在康熙诸子夺嫡斗争中传教士们支持皇八子胤禩，结果站错了队，所以雍正继位后要驱逐他们，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与德川幕府的出发点一样，不同的信仰和主张决定了天主教也不会被清朝的上层接纳。
但是，与德川幕府对天主教严厉禁绝、对天主教徒残酷迫害不同，清朝的禁教手段相对温和，对传教士也仅是驱逐出境而已，乾隆时对天主教虽然仍有入境的限制，但在有些地方执行得并不严格，许多传教士偷偷入境，在中国境内以半公开的方式传教。据统计，到1810年有30多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16个省秘密开展传教活动，信徒超过20万人。可以看出，与日本因禁教而引发“锁国令”不同，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主要针对目标不是天主教，这项政策一部分是明朝“海禁”的延续，同时也有不希望中外人民交往增多的原因，以及防范东南沿海一带海盗的考虑。
在经贸方面，尽管中日两国都采取了“一口通商”政策，清朝对外唯一开放的口岸是广州，日本开放的唯一口岸是长崎，但双方对海外贸易的认识有明显不同。清朝处处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地大物博、出产丰富，不需要与洋人做生意，之所以开放广州是出于对洋人的“照顾”，是“天朝圣恩”的体现，而日本则对海外贸易更渴望，希望与中国以及欧洲的商人做生意，也希望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文化和科技。
东方自古就有一个儒教文化圈，日本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其中。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儒教文化不是原生的，对日本人来说崇信儒教是因为它具有先进性，是出于学习吸取才去接受的。与中国保守、封闭的文化观不同，同样在儒教文化主导下的日本其实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兰德斯在《国富与国贫》中说：“学习从来没有使他们感到其渺小，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天生优于中国人。”
所以，同样“闭关锁国”，中日两国在思想和文化方面也有不同的表现，清政府不仅排斥天主教，更排斥一切西方科技文化，严格限制它们在中国的传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说：“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当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当时大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和文化其实都持这样的态度，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了解都十分有限。
“同途异归”
日本在锁国之初，除禁止天主教外也曾严格限制外来书籍，但出于文化开放性的基因，以后慢慢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无关的科技、文化图书，天文、地理、历史、船舶、武器、医学、动植物学等西方书籍大量进入日本。据统计，从1771年至1825年日本翻译的欧洲科技文化著作多达500多部，译书者超过110人，他们成为向日本介绍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先驱，以他们为中心在日本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兰学”。
“兰学”从字面上看是指“荷兰的学术”，其实泛指整个西洋学术，又称为“洋学”，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就酷好“兰学”，曾派人去欧洲学习荷兰语及自然科学。到十九世纪初，日本从事“兰学”的人不断增多，研究范围也日趋广泛，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名为“尚齿会”的组织大力传播“兰学”。据日本学者统计，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各地建有30多所专门教授“兰学”的学塾，先后培养出近万名了解西方科学的学生，一些人醉心“兰学”，出现了许多所谓的“兰癖家”，其中包括一些掌握地方实权的大名，人们称他们为“兰癖大名”，这种景象与越来越封闭保守的中国截然不同。
德川幕府还通过“风说书”及时了解外部信息，它由设立在长崎的“风说役”负责，该机构下设大通事、小通事、稽古通事等职，所谓通事指的是翻译，人数最多时有数百人，外国商船从进入长崎港开始他们就制作各种“风说书”，标题一般为“进港顺序+出发港名+船人口述”，主要内容来自外国商人的讲述。
“风说书”分为“唐风说书”“东印度风说书”“兰风说书”等，分别记述中国、东印度以及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情报信息。被日本人称为“阿片”的鸦片在亚洲泛滥后，幕府又下令编制“阿片风说书”，通过“风说书”，发生在外面的事日本国内很快便能知道。比如，1840年由一个叫周蔼亭的中国商人提供信息编写的“阿片风说书”提到：“皇上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命令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交出鸦片，酌价给大黄、茶叶为补偿。如果隐匿不交，不但行家正法，异国之人亦当坐罪，决不宽假……英国商人共交出二万零三十六箱。1839年9月，中英两国军舰交战，在广东的外国人纷纷回国。”这些信息，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刚刚发生在中国的情况。
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角度看，都是严格的“闭关”、真正的“锁国”，而日本除在严格禁止天主教传播方面比中国更严厉之外，在其它方面均相对宽松，是一种有选择的“闭关锁国”。
正因为如此，后来日本在美国“黑船”的胁迫下被迫开国后，他们对外部的形势才看得更加清楚和全面，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才更加深刻和清醒，这才使日本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中国虽然也有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但由于“闭关锁国”的时间太久又执行得太彻底，结果没能与日本“殊途同归”，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