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技术的推广将为物联网和智能城市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 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个人数据保护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在医疗、教育和工业自动化中展现出巨大潜力。
  • 社交媒体对年轻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引发社会对其影响的讨论。
  • 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
  • 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教育模式。
  • 人工智能在医疗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正在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
  •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教育、医疗和娱乐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
  • 电动汽车行业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新能源技术的发展。
  • 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人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正在改变生产流程。
  • 社交媒体在政治和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 太空探索的商业化为航天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 全球经济正在逐步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
  • 全球健康危机加速了医疗保健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 随着5G网络的部署,智能城市的概念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 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全球经济逐步走向复苏。
  • 5G技术的推广为物联网和智能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 生物技术的进步为治疗遗传疾病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 在线教育的普及为全球知识共享和教育公平开辟了新道路。
  • 随着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的普及,金融行业的服务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 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带来了新的突破和挑战。
  •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教育和娱乐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 随着人们对健康意识的提高,健康食品和生活方式受到更多关注。
  • 远程工作模式的普及引发了对工作生活平衡和城市居住模式的新思考。
  • 全球疫情的逐渐缓解使得经济复苏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 教育改革之要,在于均衡和公平

    教育改革之要,在于均衡和公平

    0

     

    车海刚

    最近,河北衡水中学拟在浙江平湖开办分校,引发浙江教育界强烈反弹,甚至惊动了中央媒体和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一件“小事”,竟激起轩然大波,教育问题的分量之重及现实之困,于此可窥一斑。

    衡水中学近年时常成为舆论场的焦点。它因连年输送大量毕业生考入北大、清华等名校而闻名,又因“魔鬼式”教育、半军事化管理,以及在省内大规模“掐尖”、垄断优质生源的办学模式,被外界贴上“高考工厂”“考试集中营”等标签,教育研究者则称之为“超级中学”。

    而浙江在2014年成为全国两个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被认为正处于“摆脱应试教育”的改革关键期。许多人将衡水中学入驻浙江视作“应试教育对素质教育的入侵”,担心“落后”的教育模式构成对当地教育生态的危害。浙江省教育厅一位官员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们浙江不需要(这样的学校)。”

    吊诡的是,浙江民间包括学生家长似乎并不介意衡水中学的到来。甚至,据媒体报道,该校启动招生后还颇受家长们欢迎,前往报名者众。因而也有声音为衡水中学鸣不平,认为它的存在反映了公众和市场的现实需求,不该成为人们炮轰应试教育的靶子。

    跳出“衡水中学入浙”事件,不妨从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层面来观察和反思中国教育。应当说,经过多年讨论与探索,摒弃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已然成为全民的共识和教育改革的方向。但是,对于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如何推行等问题,在认知上还有相当大的差异,实践路径亦多有不同,总体进展并不尽如人意。

    我们可见的事实是,在全国大学录取率较之早年大幅提高的情况下,高考的激烈程度反而有增无减,“独木桥”有越走越窄之势;乡村和边远地区的家庭艳羡大城市的孩子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素质教育”,知识面广、多才多艺,考大学还容易;可在一、二线城市和一些发达地区,家长们依然对孩子的课业负担和竞争压力抱怨有加……即便是此次宣称不愿受应试教育“污染”的浙江,之前也曾因“疯狂的课外辅导班”现象而被媒体关注;在举国公认的素质教育“高地”北京,诸如“海淀是怎么拼娃的”之类网帖照样能触发无数家长的共鸣。

    凡此种种,折射出中国社会面对教育问题时的普遍焦虑。而这背后最大的症结在于,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之间的配置不均衡。

    尤为突出的是城乡之间的不均衡。有人替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辩护说,这些学校为贫寒家庭子弟提供了通过拼搏改变命运的机会,“围剿它们,将毁掉穷人最后的希望”。还有从这些学校考进大学的孩子现身说法:上大学后确实看到大城市来的学生综合素质更高,但如果不经由“高考工厂”,自己连见识这种差距的机会都没有。听起来不无道理。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一点:所谓“超级中学”,不仅是一种高强度、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更是一种人为集中一地的优势资源(包括生源、教师等),全力打造高考神话的畸形办学模式。

    杨东平等教育研究者发现,“超级中学”大都位于地级市或省会城市,远离农村腹地,教育成本高,在对部分优质生源产生“虹吸效应”的同时,使得更多农村学生上学难。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众多县级和乡村中学日渐凋敝,学生流失严重。近年的统计显示,国内大学特别是知名高校的农村生源占比明显下降,这种状况令人担忧。而“超级中学”恰恰是造成农村学生享有高等教育机会减少的原因之一。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同样存在于城市内部。北京等大城市备受诟病的天价“学区房”,就是这种失衡的体现。近几年,政府部门从派位入学、重划学区以及房产调控等多方面着手,进行了整治和改革。但目前看来,改革成效与公众的期待相比还有距离,尤其是尚未在城市全域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更有舆论批评一些地方“在素质教育的表面之下,本质仍是应试教育”。一方面,校内的课业负担似乎减轻了,但孩子们被“推”进各种课外辅导班、补习班,时间和精力受挤压,家庭还需支付额外成本,一些相对困难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本该在校内获得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推优入学”等方式未彻底退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择校、学校择生等情况难以禁绝。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考核评价机制有关,也有许多“牛校”不肯轻易放弃特权的因素。

    “阶层固化”是这几年的热络话题。教育,寄托着很多人改变命运与前途、谋求社会进阶的希望。观诸历史和现实,掌握权力、财富、知识的人群总是更有条件为子女创造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这种代际传递的确可能导致阶层固化及贫富差距拉大。因此,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力求均衡、公平和普惠,使之覆盖底层和边缘群体。这也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从年初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重要文件看,瞄准的正是这样的目标。

    另外,迈向成熟的现代社会,我们还应逐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取向,刷新“成功”等价值判断标准,开辟更加多元的社会流动和上升通道。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Visits: 0

    评论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