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最近，河北衡水中学拟在浙江平湖开办分校，引发浙江教育界强烈反弹，甚至惊动了中央媒体和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一件“小事”，竟激起轩然大波，教育问题的分量之重及现实之困，于此可窥一斑。
衡水中学近年时常成为舆论场的焦点。它因连年输送大量毕业生考入北大、清华等名校而闻名，又因“魔鬼式”教育、半军事化管理，以及在省内大规模“掐尖”、垄断优质生源的办学模式，被外界贴上“高考工厂”“考试集中营”等标签，教育研究者则称之为“超级中学”。
而浙江在2014年成为全国两个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被认为正处于“摆脱应试教育”的改革关键期。许多人将衡水中学入驻浙江视作“应试教育对素质教育的入侵”，担心“落后”的教育模式构成对当地教育生态的危害。浙江省教育厅一位官员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们浙江不需要（这样的学校）。”
吊诡的是，浙江民间包括学生家长似乎并不介意衡水中学的到来。甚至，据媒体报道，该校启动招生后还颇受家长们欢迎，前往报名者众。因而也有声音为衡水中学鸣不平，认为它的存在反映了公众和市场的现实需求，不该成为人们炮轰应试教育的靶子。
跳出“衡水中学入浙”事件，不妨从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层面来观察和反思中国教育。应当说，经过多年讨论与探索，摒弃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已然成为全民的共识和教育改革的方向。但是，对于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如何推行等问题，在认知上还有相当大的差异，实践路径亦多有不同，总体进展并不尽如人意。
我们可见的事实是，在全国大学录取率较之早年大幅提高的情况下，高考的激烈程度反而有增无减，“独木桥”有越走越窄之势；乡村和边远地区的家庭艳羡大城市的孩子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素质教育”，知识面广、多才多艺，考大学还容易；可在一、二线城市和一些发达地区，家长们依然对孩子的课业负担和竞争压力抱怨有加……即便是此次宣称不愿受应试教育“污染”的浙江，之前也曾因“疯狂的课外辅导班”现象而被媒体关注；在举国公认的素质教育“高地”北京，诸如“海淀是怎么拼娃的”之类网帖照样能触发无数家长的共鸣。
凡此种种，折射出中国社会面对教育问题时的普遍焦虑。而这背后最大的症结在于，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之间的配置不均衡。
尤为突出的是城乡之间的不均衡。有人替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辩护说，这些学校为贫寒家庭子弟提供了通过拼搏改变命运的机会，“围剿它们，将毁掉穷人最后的希望”。还有从这些学校考进大学的孩子现身说法：上大学后确实看到大城市来的学生综合素质更高，但如果不经由“高考工厂”，自己连见识这种差距的机会都没有。听起来不无道理。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一点：所谓“超级中学”，不仅是一种高强度、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更是一种人为集中一地的优势资源（包括生源、教师等），全力打造高考神话的畸形办学模式。
杨东平等教育研究者发现，“超级中学”大都位于地级市或省会城市，远离农村腹地，教育成本高，在对部分优质生源产生“虹吸效应”的同时，使得更多农村学生上学难。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众多县级和乡村中学日渐凋敝，学生流失严重。近年的统计显示，国内大学特别是知名高校的农村生源占比明显下降，这种状况令人担忧。而“超级中学”恰恰是造成农村学生享有高等教育机会减少的原因之一。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同样存在于城市内部。北京等大城市备受诟病的天价“学区房”，就是这种失衡的体现。近几年，政府部门从派位入学、重划学区以及房产调控等多方面着手，进行了整治和改革。但目前看来，改革成效与公众的期待相比还有距离，尤其是尚未在城市全域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更有舆论批评一些地方“在素质教育的表面之下，本质仍是应试教育”。一方面，校内的课业负担似乎减轻了，但孩子们被“推”进各种课外辅导班、补习班，时间和精力受挤压，家庭还需支付额外成本，一些相对困难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本该在校内获得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推优入学”等方式未彻底退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择校、学校择生等情况难以禁绝。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考核评价机制有关，也有许多“牛校”不肯轻易放弃特权的因素。
“阶层固化”是这几年的热络话题。教育，寄托着很多人改变命运与前途、谋求社会进阶的希望。观诸历史和现实，掌握权力、财富、知识的人群总是更有条件为子女创造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这种代际传递的确可能导致阶层固化及贫富差距拉大。因此，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力求均衡、公平和普惠，使之覆盖底层和边缘群体。这也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从年初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重要文件看，瞄准的正是这样的目标。
另外，迈向成熟的现代社会，我们还应逐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取向，刷新“成功”等价值判断标准，开辟更加多元的社会流动和上升通道。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