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雄 林 斌
在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的经济社会转型历程中,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几亿人口进入城市,这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的200多年来,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巨大实践,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其中产生的现象、特征、机制和模式等,需要总结成败得失,以启来者。在此进程中,中国城市的发展动力也经历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特大、超大城市已由过去的以向心集聚为主导动力的阶段转而进入以离心扩散为主导动力的发展阶段,伴随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原有的城市格局受到极大的影响,诸多城市的空间结构出现由单中心向两中心、多中心发展的态势,城市中心出现明显的漂移趋势。城市中心漂移的现象,不仅在省会城市(西安、沈阳、哈尔滨、南宁、长沙、合肥、贵阳、太原、郑州、福州、南昌、昆明等)的发展中较为明显,在中小城市,在城市的局部片区发展中也存在。这种以行政中心迁移为先导,引发城市基础设施、经济文化重心、人口重心的漂移成为我国当前城市发展阶段的特有现象。
城市中心漂移论
1.城市中心漂移的理论假说
前几年出版的一本专著《城市中心漂移论》,提出城市中心漂移的理论假说。核心理念是,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各种功能集聚在一个中心,像一个地理板块一样,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人口大量集中,产生各种城市问题,政府将行政中心迁移,有些功能逐渐分解、分离出去,漂移至一定距离后固定下来,形成一个新的城区。这是2004年-2006年时,在对中国多个省会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案例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运用一手的调查资料和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重点针对南宁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进行实证研究时得出的结论,同时推演出近20年南宁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模型。现在看来,该理论假说在雄安新区、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验证,对雄安新区人口流向、空间布局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快速城市化的一个客观表征就是外部人口持续流入城市,与城市内部人口流动相结合,引起人口分布在城市空间上的重组,与土地开发和产业布局变动等多种因素合成,带动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
研究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在人口流动、政府政策、土地开发和产业布局变动等多种因素合成作用下,中国多个城市中心存在一个漂移的过程,其中宏观政策和政府的意图起了主导作用。城市空间结构已由单中心圈层结构演变为两心、多心结构,之间以交通轴带相连。在人口流动和城市中心漂移的相互作用下,城市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区。
根据城市中心漂移的理论假说,城市中心的分化需要时机、条件和动因,如宏观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地方政府着力实施;既有区域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包括人口流动的特征和道路交通的发展趋势等因素;新区没有旧工业的阻隔,地理生态环境良好;旧城拥挤,空间不足,城市空间向外拓展,城市开发重点方向转移。这三者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单核心城市中心分移过程要和人口流动、城市开发重点转移等因素相结合,因势而利导之,方可带动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
这一理论假说认为,中心漂移主要基于政府政策的作用力,市场力和社会力会随着政府的力量跟进,这恰恰符合中央在雄安新区的决策部署:雄安新区要体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与鲜明的改革要求不谋而合。
此外,城市中心漂移选址要求,一方面是生态环境比较好,另一方面是与老城区交通便捷,固定下来的点就是另一个中心。这也与雄安区位优势基本一致。
2.中心漂移中大、小、强、弱的组合
城市中心漂移规模有大小、力度有强弱,可解释为四种组合。
大而强:新区规模在几十乃至一百平方公里以上,决策力度大,政府的作用力强,市场力和社会力随着政府的力量持续跟进,像已建成的浦东新区和未来的雄安新区、通州城市副中心等。
大而弱:新区规模在几十乃至一百平方公里以上,决策力度和政府的作用力前期较大,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和行政领导变迁等原因,市场力和社会力未随之持续跟进,建设效果不佳,像国内某些城市出现的鬼城、空城。
小而强:新区规模在几十、十几平方公里以下,地方政府决策力度大,政府的作用力强,市场力和社会力随着政府的力量持续跟进,建设效果良好,发育成熟,像已建成的山西运城行政中心、江苏徐州行政中心、辽宁铁岭行政中心等。
小而弱:新区规模在几十、十几平方公里以下,决策力度和政府的作用力前期较大,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和行政领导变迁等原因,市场力和社会力未随之持续跟进,建设效果不佳,如国内一些中小城市的烂尾城、空城等。
雄安新区与城市中心漂移
首都地区展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时代精粹,新的历史时期,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定位未变,但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城市空间结构因之会出现调整。北京城市空间的结构是历史形成的,也会随着历史进步而演进。
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来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高涨等“大城市病”,一方面源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同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的产物。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北京“单中心”“同心圆”式向外扩展的城市空间布局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中央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核心就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如何疏解?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李强,2009),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力量。城市中心漂移论认为主要基于政府政策的作用力,市场力和社会力会随着政府的力量跟进,这恰恰符合中央在雄安新区的决策部署,在空间上必须找到一个点做文章,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承载地。雄安新区恰恰具有这样的优越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交通便捷,通过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和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将在首都地区出现又一个中心城市。
雄安新区的设立以及正在进行的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是调整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大举措。中心漂移主要基于政府政策的作用力,市场力和社会力会随着政府的力量而跟进,需要持续5到10年的努力。总结过去的经验,许多省会城市的新区都建成了,就是刚开始政府的力量比较大,后期市场的力量也会跟进,是大而强的组合,这对雄安新区是一个启发,一定要政府的力量跟上,历届领导要有一个意图,连续推进5到10年,能起效果。
雄安新区是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里的一个重要支点。目前,全世界的城市群中,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基本成型,在世界级城市群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要打造京津冀城市群,燕赵腹地发展还相对落后,光依靠市场力量不够,还需要利用政府和市场双向的力量带上去,这是中国首都地区的特点。以京津冀区域整体系统的视角来考量,首都功能的漂移有助于建设“反磁力中心”,治理“大城市病”,让北京、天津在发展的同时,补河北短板,促进京津冀区域空间结构转向多极网络结构,带动京津冀整体竞争力的上升。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中心漂移的现象,引人瞩目,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至雄安新区,是城市中心漂移在首都地区的特有表现,或许会成为一个时代转换的标尺。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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