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都市圈精益城市就业集成及其运行机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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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拾

长三角都市圈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运行机制

长三角都市圈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是一个理想城市样式。要将这一基于理论设计层面的就业模式落到现实之中,必须找到可行的实践操作路径即相应的运行机制。初步考虑如下:

(一)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动力生成机制:就业熵的生态反身效应。“熵”是系统中能量转化过程时产生的不可再利用的废弃能量,就业熵则是就业活动所产生的不可再利用的废弃能量。在城市就业系统中,人的就业活动既在不断地为城市创造着价值,也在不断地为城市产生着不可再利用的就业熵,同时,亦在不断地从城市外部输入就业所需要的能量流即“负熵”,以尽可能保持城市社会系统的持续有序运行,这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

就业熵生态反身性效应是指,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所排放的就业熵会以循环方式作用于系统,使系统像生态生物一样按照自身的机制和意志付诸自主行动,并改变就业熵已有的作用路径,从而使熵能够在系统中得到多次性重复利用,最终使城市在外部负熵输入的情况下,处于一种总熵排放最低的状态。这一效应产生的关键是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本身所具有的生态反身性。反身性指被认知事件会随着人的认知行动而沿着自己的方式去作出认知者意料之外的改变。反身性现象存在于众多社会、经济、政治、历史事件之中,反身性理论则将其作为生态生命物来研究。在就业熵的生态反身效应作用下,精益城市就业集成不再是传统城市那样机械地充当就业集聚地,不再是各种资源要素的无机式堆积和拼凑,而是人口、资源、信息、能量等交互式依存、作用、互惠、促进与共生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态生命体。在这个生态生命体中,就业熵所演化的耗散结构系统为其提供最初动力源,就业熵的生态反身性效应则充当其持续运行的推进器。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与路径,现以城市交通子系统与其他相关子系统之间存在的生态反身性效应为例来说明:

第一步,市场需求刺激城市公共汽车交通业的大发展。因集聚的就业人口和不断扩大的城市规模,公交行业繁荣,就业持续扩大;同时,公交市场发展会带来空气污染、道路拥挤、城市喧闹、安全事故增多、人们出行失速甚至延误工作等一系列问题,并影响其他行业的运行。第二步,城市交通系统对人们思维和预期的反身性行为——交通工具多元化路径选择。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公交问题,促使人们对交通系统所能提供的资源和功能等进行必要的思考与判断,逐渐对出行方式作出预期改变,如考虑以其他更顺利、便捷、经济等多样的形式来达到目的。由此,城市交通业亦会随着人们对于交通的思考、预期和决策做出人的认知之外的反身性行为。即:发展更多的交通工具如地铁、轻轨等,对现有公共交通工具进行改造升级,改善公交运营路线、时间及服务,按照交通工具质量调整票价,在增加新运营方式的同时减少传统交通工具运行等。表面看来,这一系列改变性行为好像是城市当局为了缓解交通压力、道路困境,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等而推出的措施,但实际上则是人们认知城市交通系统,并做出外出方式改变的决策,亲自参与交通系统现实之中后,交通系统对人的思维、意志和参与行为所做出的生态性反身性行动。城市当局只是应交通系统的内在动能运行需要而做了相应的工作。如果没有交通系统本身对人们认知和参与的反身性行为,城市当局的工作将会在市场面前寸步难行。第三步,人们对于交通工具多元化的城市交通系统产生新的适应性认识和参与,会再次使其产生反身性行为——进一步使系统改良优化、拓展延伸,并助推交通网络沿线和节点上其他的城市子系统产生反身性聚集、扩展和升华改善,以至反过来促使交通系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包括:新的交通系统在人们认识和参与之下再次产生反身性行为,交通系统因为人流的支持将动态地促进其他系统变化,其他系统的变化同样反身性地促使交通系统的变化,其之间互为因果,共生互惠性地获得系统的优化升级。以上过程将永续进行。

(二)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演化升华机制:就业生态协同进化效应。协同进化在生物学上指一个物种的进化必然会改变作用于其他生物的选择压力,引起其他生物也发生变化,并反过来又会引起相关物种的进一步变化。其包括物种的个体、种群、群落及其之间的变化。作为生态系统的精益城市就业集成,同样是由系统内类似生态学的个体、种群、群落与环境有机组成。个体指承载就业的企业、事业、非政府社会团体组织、个人和家庭经济实体,其是构成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基本单元,而政府组织则作为特殊的就业生态个体嵌入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系统。种群指以上承载就业的个体有机组成的集合体,如农副食品加工制造种群、纺织服装服饰制造种群等。群落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由以上承载就业的种群有机结合而形成的集合体,如一个商业云集的街区,一块工业集聚的园区等。在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系统里,就业生态的个体间、种群内部、种群间、群落间均存在着复杂的有条不紊的协同进化效应,其维系并推动着整个系统的存在和演化升华。其表现如下:

第一,就业生态的互惠共生协同进化效应。其包括:一是就业生态的个体间和种群内共生协同进化效应。如服装产业链上的众多企业个体就是一种共生协同进化关系:成衣市场销售企业——成衣供给运输企业——成衣生产企业——布料纺织企业——纺纱企业——棉花加工企业——原棉储运企业——原棉收购储藏企业——原棉生产企业——良种供应企业——良种研发企业——研发设施与人员供应单位——设备制造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这个过程不断发散,形成众多产业行业彼此间的共生,并呈现循环往复与螺旋式上升相结合的共生协同进化效应。二是就业生态的种群和群落间共生协同进化效应。其呈网络状态镶嵌于种群内的个体间、群落内和群落间,并组成一个普遍联系共振的共生协同进化、持续驱动的倍增型就业生态机制。如建筑装饰业作为一个生态就业种群,就与多个就业种群如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材料制造业、建筑装饰材料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发生直接的共生协同进化关系,并同时对就业群落产生影响,引起群落间的共生协同进化。

第二,就业生态的竞争型协同进化效应。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系统运行机制中所普遍存在的竞争,是具有协同进化效应的“利用竞争”,其竞争者“资源领域”“特征替代”“能力强化”三种竞争性协同进化机制,被嵌入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就业生态理念、思路与设计之中,能大大改变现有粗放城市自发存在的竞争性协同进化效应,使得这一效应所具有的内在能量得到全面释放,从而保证就业倍增效应得到充分实现。

第三,就业生态的偏利共栖与协同适应系统的协同进化效应。生态学上的偏利共栖指生活在一起的生物种间一方对另外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无利也无害的生态关系。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体、种群、群落会产生生态协同适应系统,两者所产生的协同进化是对更大范围的共生协同进化、竞争协同进化的综合性协同进化。就业生态的偏利共栖与协同适应系统在社会生态中自发广泛存在。如广告媒体常常栖息式地出现在城市建筑物、街道、广场、景观、绿地、公交工具等处,不但没有影响它们的功能和外观,而且给城市及其这些构成要素增添了色彩和品位,同时还扩展了广告就业种群的发展空间。精益城市就业集成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制实现就业目标。

(三)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调节维护机制:就业生命体的内稳态循环效应。内稳态是一个生命体内部的可变而同时又相对稳定的环境状态。稳态是生命在运动中存在的一种动态平衡,即使生命面临的外界干扰因素众多,但生命体内的调节机制将会使其各个器官处于系统性地协调之中,从而使生命内环境保持相对稳定。内稳态机制是生物控制自我身体内部环境使之保持相对稳定的自组织作用系统,它使生物获得一种减少对外界条件依赖性的内在机体能力。精益城市就业集成作为一个有若干子系统及其构成因子所组成的庞大生命系统,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生命体运行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内稳态调节维护机制,而且具有一种主动的与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有效嵌入和耦合的生命内稳态调节维护机制,即就业生命体的内稳态循环效应。其从三个方面来保证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生命体的长期持续稳定运行。

第一,产业及行业系统就业生命体内稳态循环效应。运行机理是:产业子系统就业生命体在负反馈调节机制的自动作用下,持续产生内稳态循环效应。其包括三次产业分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命体,以及由众多行业构成的三次产业作为统一生命体,各自在负反馈调节机制的自动作用下,持续产生内稳态循环效应。譬如,目前上海市第三产业区域间分布失衡已经无法使其建立起就业生命体的内稳态,其不仅严重影响了第三产业就业的发展,亦造成了全市其他产业的失衡和发展受阻。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第三产业就业如果能按照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来进行生命体的设计,逐步建立起产业内稳态循环,让负反馈机制在其中调节运行,就会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中心商业区的过度拥挤问题。

第二,环境与公共系统就业生命体内稳态循环效应。环境系统主要指城市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运行机理是:生命体某一部分运行出现偏离目标差,信息系统将通过负反馈机制将信息传递给效应器,效应器将系统状态变量反馈给生命机体,促使机体通过内稳态机制调节目标差,以至生命体恢复内部平衡状态。公共系统就业生命体运行机理虽然在负反馈调节机制上与其他生命体相同,但是在具体工作方式上有一定特殊性。由于其目标来自城市政府组织对于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总体规划与设计,故工作并非是政府组织一手包办,而是依靠密布于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系统的每一个部分、器官和因子发挥目标差值确定、信息传递、效应器工作和系统状态变量供求的作用,使生命体持续保持内稳态循环效应。

第三,人文精神系统就业生命体内稳态循环效应。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软硬件要素的集合。以上仅涉及精益城市就业集成调节维护机制的硬件运行,而城市社会的核心——人文精神系统所形成的软件就业生命体所具有的内稳态循环效应,其从精益城市就业集成内部支撑整个系统的运行。人文精神系统就业生命体将从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和意识形态层四大生命器官上,全方位地发挥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软性内稳态循环效应。譬如,物质层运行过程中出现与意识形态目标的差值,像城市建设中出现不能反映城市价值理念的住宅建筑、交通设施或城市景观等,城市所具有的民主自治与高度参与管理的制度层将充分发挥作用,生命系统的比较装置会迅速形成物质层与意识形态层的目标差值,并无损传递给意识形态层的目标效应器即充当城市管理调解者的组织系统,再进一步形成系统状态变量即管理调节措施,并通过比较装置即管理措施实施校正,对出现问题的住宅建筑、交通设施或城市景观进行重新平衡性修复。正因为这种负反馈调节机制的不断运行,充分保证了人文精神系统就业生命体的四大器官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并使整个人文精神系统就业生命体内稳态循环始终保持恒常状态。

长三角都市圈精益城市就业集成实施的政策建议

(一)实施郊区制造业的产业配套融合就业政策,推动城市中心人口与服务业就业向郊区及远郊转移。从两方面着手:

1.大力发展郊区制造业的产业配套融合就业。全面彻底转化农民工身份,将现存制造业集装搬运式就业模式,改善成为以稳定性产业工人为主体,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整体融合渗透式集成就业模式,大幅扩展郊区服务就业量,为实现郊区就业集成打下基础。一是制定农民工自愿举家迁徙城市定居的法规和政策,为城市大规模接纳域外移民做好全面的制度准备。各级政府既要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平等、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财政分享、居住等权利制度供给,以及财力物力上的资源保障,还需要平衡移民与原住市民的利益格局等。二是推进城市郊区生活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为制造业与服务就业的协调发展提供无缝式整体融合、渗透式集成的市场硬件支持。目前长三角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大多存在重城区、重生产经营,轻郊区、轻公共生活配套的倾向,城区基础设施和公共生活配套较为完善,服务就业密集,而郊区特别是远郊基础设施和公共生活配套严重稀缺。譬如,2010年年-2014年的5年间,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水利与环境及公共设施投资额两方面,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和无锡郊区分别只有18.56%和19.37,17.92%和20.50%,7.59%和15.48%,18.78%和8.96%,19.09%和10.43%。

2.实施城市中心区人口与服务业就业向郊区和远郊转移政策。将现存服务业就业模式,改善成为以传统城市生活中心与新兴城市生活中心并行的多中心服务业凝聚式就业模式,同时造就文教卫服务单位所有制多元化和空间分布均匀化的就业模式。一是实施鼓励城市核心区、中心区服务业投资、就业和人口向郊区转移策略,改善市区公共资源过度消费的状况,缓解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荷重等市政供给压力,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二是实施吸引域外投资、就业和人口的郊区凝聚策略。三是实施文教卫服务单位所有制多元化及其由城市核心区、中心区向郊区大力扩展的策略。

(二)实施将生态共生系统嵌入精益城市就业集成之中的政策,运用多目标同时实现机制,构建长三角都市圈共生型生态就业价值链和价值网。从两方面着手:

1.以共生型生态就业价值链的就业质量系统均衡提升为导向,全面融合城市人口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生态人文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等多层目标体系,循序渐进地促进精益城市就业集成的实现。一是以共生型生态就业价值链的就业质量系统均衡提升为导向,设计精益城市就业集成共生体。城市当局将被作为一个生物有机共生单元,融入整个精益城市就业集成体之中,并与城市其他组成单元,形成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二是以共生型生态就业价值链的就业质量系统均衡提升为导向,促成集成体各单元在整个城市就业价值链流程上的有序运行与调节。在新的设计中,城市当局仍承担整个城市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职能,但其履行治理职能的方式和智慧将要进行自我重生,城市运行调节将被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城市共生体的自组织功能将得到全面发挥,城市共生体将实现各个子单元就业价值链的无缝链接。

2.以共生型生态就业价值网的就业熵系统均衡利用为中心,保障精益城市就业集成运行过程中的就业熵系统的整体零熵排放。一是构建具有持续势能差的立体循环式产业行业空间生态就业价值集群网,而不是靠从城市外无限制地吸纳能量、物质和信息等负熵,以实现精益城市就业熵系统的整体零熵排放。并按照供给—生产—交易—消费的经济依存流,将城市各产业行业整合成彼此间普遍联系,具有持续势能差的立体循环式生态就业价值集群网。二是构建具有持续循环式势能差的城市核心区—中心区—市区—郊区—远郊的区域空间生态就业价值集群网。如将城市熵在核心区—中心区—市区—郊区—远郊之间的单向流动排放,改变为各区域间交互式熵吸纳,以消除区域间的就业和生活差别,实现郊区市区化。

(三)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就业模式所积累的经验,并将其实践成功的理念、设计和措施嵌入长三角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模式之中。从两方面着手:

1.借鉴日本东京的循环经济与生态人文相融合以推进就业价值增长的经验。将东京的三废循环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立体绿化、街区人本文化植养、新型城市农业等实践操作经验,以及增加就业价值的“永续循环—立体绿化—人文街区”设计理念,嵌入到长三角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模式之中。

一是将东京的垃圾循环利用就业经验,嵌入到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模式之中。东京的垃圾循环处理就直接产生了11万个就业岗位,并以1∶3的比例带动了30余万人的相关就业。如2000年垃圾焚烧发电就焚烧了总垃圾量的77.4%,其焚烧所产生的废弃物又被加工成了新型环保水泥;东京生物降解工程,则将生活垃圾生成为洁净水和环保建材等。

二是将东京的水资源循环利用就业经验,嵌入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模式之中。东京建设了完善的立体化雨水收集与污水处理再利用系统,并广泛采取了节水型设备、地面透水性铺装、透水性管沟等有利于水资源利用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措施,水资源循环利用所直接和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达10万个。

三是将东京的立体绿化及其系统维护与补偿就业经验,嵌入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模式之中。东京既保有了大量绿化地带,亦采取了立体绿化、垂直绿化和空中绿化三位一体的生态位城市建设与就业行动,对每栋建筑物及其周围生态位的建设都做出了详细规定,立体绿化系统所产生的相关就业岗位超过50万个。

四是将东京的植养街区人本文化,拓展多样性的居民生活空间以造就城市熵的巨大吸收器,并带来巨大就业机会的经验,嵌入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模式之中。东京已将人们的居住、交通、工作、学习、社交、旅游、休闲、购物、餐饮等多重功能进行相互渗透、刺激、融合、补充、共生,使其多样性街区形成了人本文化功能空间,从而产生了增加城市就业的集聚效应。譬如,东京的礼仪文化等就催生了惊人的就业,2010年仅从事茶道、花道学习及其文化培训项目的就业者达46万人 。

五是将东京发展新型城市农业就业,以推动循环经济与生态人文相融合的经验,嵌入精益城市就业集成模式之中。东京的新型城市农业发挥着多种功能。包括:提供新鲜、卫生、生态的农产品,扮演市民日常生活的主要供应者角色;作为防治环境污染的城市藩篱和绿化隔离带;作为防治城市环境污染,营造宁静、清新、悦目的生活环境栖息地;作为农业、农村文化和传统的保留地与庇护所;作为市民与农村交流、接触、体验的媒介,以及为市民提供农业教育等。在此基础上,东京的观光休闲农业、农耕文化业、民俗旅游农业、教育农业日益昌盛,农业及其相关就业者呈现增长态势。

2.借鉴英国伦敦以发展清洁产业就业增长推动城市空间清洁的经验,并将其成功的“法治、公众参与以及污染内部化激励”相结合的协同治理与增加就业范本,嵌入到长三角精益城市集成就业模式之中。一是将伦敦实行的以清洁产业就业快速大规模发展,来及时填补污染性工业退出城市后所产生就业空缺的经验,嵌入长三角精益城市集成就业模式之中。

1980年代以来,作为清洁产业主体的伦敦创意产业给居民带来了成倍涌现的就业机会。2007年,伦敦仅从事创意产业前端工作的就业者就达59.90万人。二是将伦敦实施的与法治相配套的市民城市、便捷城市、繁荣城市、公平城市、绿色城市行动,以广泛的公众参与推动城市空间清洁建设、增加就业机会的经验,嵌入长三角精益城市集成就业模式之中。伦敦行政当局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在城市清洁治理中的作用,建立健全了一种由行政部门设计,以私人部门、志愿组织和公民个人共同合作参与的善治城市清洁服务模式。譬如,伦敦行政当局例行的“伦敦现状辩论会”“人民质询时间”等公共平台,在城市清洁工程中一直扮演着公众参与的重要角色。公众参与式城市清洁建设工程所增加的相关就业达30多万个。三是将伦敦创造的自组织、永续性实施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污染内部化激励行动,以使清洁城市建设责任渗透到社会每一个组成细胞上,从而增加大量相关就业岗位的经验,嵌入长三角精益城市集成就业模式之中。伦敦采取类似“自我排废三包”的形式,将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污染内部化,行政当局则将环保公共资金量化补贴到实体与个人,并以相应机制保证激励措施落实到位。这种污染内部化激励不但大大地调动了社会全员参与清洁城市行动的积极性,而且也直接与间接地增加了40多万个与之相关的就业机会。伦敦的“绿色交通”,使得近85%的市民选择公共交通上下班,汽车尾气污染得到显著缓解。出行方式的绿色化也创造了大量相关就业岗位。(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4YJA630072)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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