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5月的北京，风和日丽，碧空万里，中国迎来世界瞩目的时刻，关于“一带一路”重大合作最高规格的全球性会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这里举行。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依然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继续向前。同时，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并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丰硕。近4年来，“一带一路”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与成效？又呈现出哪些问题、阻碍或挑战？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将肩负起怎样的使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又对该倡议产生怎样的助力作用？未来将从哪些方面重点推进？
契合国内国际形势需要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两次出访相继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后合并简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有怎样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许文鸿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际上看，2007年-2009年的全球性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了复苏缓慢，增长乏力的困境：美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欧洲出现英国脱欧等不稳定因素，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砖国家中除中国、印度保持较高增速外，也都失去了增长的势头。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势头有所回升。
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现了许多新的状况：对外出口连年徘徊，部分领域产能过剩严重，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是提出了中西部开发战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力度，进而将中国的中西部开发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将中国西部开发战略拓展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和同东南亚、南亚、西亚国家共同发展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一带一路”建设，对内是进一步发展中西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写入了“十三五”规划和一系列重要文件；对外是加强国家间合作的经济发展倡议，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困境下，中国以深厚的东方智慧和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验，为走出困境提出的中国方案，其倡导的新发展理念、新合作模式目前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并写入多份联合国的相关文件。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罗雨泽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意义在于，第一，为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探索新机制。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接受惨痛教训，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体系，维护了世界秩序的长期基本稳定。然而在局部地区，战乱仍连年不断，并存在升级态势，一些大国介入后，也未有改善，甚至还进一步激化、扩大了矛盾。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想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和平的历史符号，通过包容化解矛盾，通过合作谋求发展，通过发展促进稳定，探索实现和平、和谐国际新秩序的新路径。
第二，为实现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寻找新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曲曲折折，起起伏伏，至今仍未摆脱危机的阴霾，大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仍然脆弱，而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隐患增多。全球市场需求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贸易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互补型强，增长潜力巨大。若打通合作的大通道，搭建起合作大平台，有望发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作用。
第三，响应沿线各国加快发展的客观需要。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比较优势已发生显著变化。劳动力比较优势弱化，人才资源优势凸现，部分产能在国内市场出现饱和，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对外转移，一些产业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布局。而“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伙伴很多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中级阶段，需要承接外部生产能力，实现借势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沿线国家互助发展提供综合性合作框架及机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韩立群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又一个里程碑，从资金规模、合作方式、合作理念到所涉国家、领域再到跨越的地域板块，都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广和最新的。“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再塑造，其复杂程度超越了我们以往所开展的各类经济技术输出或引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需要，是新时期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需要，也是促进新型国际关系、维护开放世界经济的需要，受到沿线各国的欢迎。
成果丰硕，挑战犹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4年来，取得了哪些进展与成果？又面临着哪些问题与挑战？在成果方面，韩立群概括为“三层、四类、五通”，“三层”分别是硬件建设（铁路、港口、桥梁、工业园等基础设施）、规则支持（各类双边、多边合作作机制或措施建设）和理念引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观念）；“四类”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金支持、人文交流合作和其他发展援助；“五通”即指政策相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三、四、五”逐层递进的过程，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从硬件到软件，从器物到理念的上升过程。
在罗雨泽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取得了超预期进展。具体来看，“政策沟通”方面，取得广泛共识，100多个国家积极参与，中国已与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签署了70多份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高度认可，相关精神写入了决议文件。“设施联通”方面，一大批项目投入使用或开工建设，如中吉乌铁路“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项目（乌境内）竣工通车，塔吉克斯坦“瓦赫达特—亚湾”桥隧项目一号隧道贯通，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中老铁路建设进展顺利，雅万高铁启动先导段建设，中塔公路二期、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等。尤其是多条中欧班列线路的常态化运营已为沿线地区甚至域外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贸易畅通”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额的四分之一以上，服务贸易额占比也增加较快。中国在沿线国家已建立50多个经贸园区，显著促进了当地就业和税收增长。中国已与东盟达成自贸区升级协定，就加快自贸区谈判与海合会意见达成一致。“资金融通”方面，中国设立的丝路基金已投入运营，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筹建并扩员，目前成员数量仅少于世界银行；一大批双边合作基金得以设立或扩容，与沿线超过21个国家和地区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商业银行在沿线地区布局加快。“民心相通”方面，交流的内容不断拓展丰富，形式日益多样。如文化交流，举办了系列艺术节、电影节、文化年、文化博览会等；人员交流，相互扩大留学选派规模，加大官员跨国培训力度，相互提升旅游便利化；民心工程，加强公共卫生援助合作和紧缺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专业沟通，举办系列智库论坛，建立智库联盟，开展访学和合作研究等。
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罗雨泽说，“一带一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战略互信仍待提升，一些国家仍未放下成见，习惯采用地缘博弈思维，对“一带一路”建设持保留态度。二是缺乏有效的多边协调机制，一旦项目涉及多个国家，推进实施的困难就会显著增加。三是面临的风险高，政治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恐怖主义风险集聚，且缺乏化解手段。四是我国单边推进的特征仍很明显，东道国和第三方参与度亟待提升。
韩立群认为，将“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风险作为整体来考察，可发现其综合性、复杂性、动态性都非常高，内涵与外延丰富，远远超越具体项目和地区国别风险，属于复合型国家风险。“一带一路”倡议需应对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四种转型所带来的种种复杂和深层矛盾问题，面临大国博弈、合作障碍、发展制约、信任赤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多重战略性与技术性困难，涉及大国关系、地缘政治、生态、能源、宗教文化、非传统安全乃至政治思潮等诸多方面，加之公民社会、跨国公司、民间团体、虚拟空间、宗教势力、族群移民等非国家行为，沿线地区内外各种势力高频互动，全面推升了倡议的实施难度，并影响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国际影响力。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所有这些风险要素不再是相互孤立和松散的，而是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如果把每种风险都想象成一个多面体，那么其中一定有一面是朝向‘一带一路’的。评估‘一带一路’政治安全风险将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工程。”韩立群说。
从“倡议”到“共识”，肩负新使命
5月15日，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闭幕。习近平主席会见中外记者，并介绍了会议情况和主要成果。这次高规格国家级论坛的召开，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怎样的助力作用与积极意义？
许文鸿认为，“从目前的实际经验来看，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中，许多技术性的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真正的障碍更多集中在制度层面与观念层面。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对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因此，对加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往来有重重顾虑和担忧。同时，也对本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得失和发展方向有诸多考虑。”
“本次论坛的召开主要是在‘政策沟通’层面加强沟通，进一步阐述‘共商、共建、共享’和‘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各国高层达到认识和理念上的沟通。如果沿线国家能够在发展理念和对中国倡议的认识方面取得一致，必将更加有力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更广范围内的落实，为涉及的各国民众带来更多的福祉。
韩立群表示，各方通过此次高峰论坛增信释疑，大国增进战略协调，中小国家增进务实合作，论坛可以满足各类国家的需求，相信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了解越多，就越能更好地接受和配合相关建设。同时，高峰论坛或将成为各方之间的一个公共合作平台，各国也借此展示自身风采，相互之间加强交流，中方作为主办方，则为各方相互交流提供便利。各方如能通过这个平台加强合作、实现共赢，也是中方乐于看到的。
罗雨泽总结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意义非凡，标志着三大变化：一是在性质上，“一带一路”从单边倡议成为国际共识；二是在推进主体上，由主要以我国推动走向大家一起推动；三是在推进方式上，由主要以双边磋商走向多边共商。经过此次论坛，“一带一路”可以从倡议阶段“毕业”了，今后应更多地称为“一带一路”合作或“一带一路”共识。
除了一般性的政策沟通，加深相互理解、增进友谊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还就规划对接、困难克服、经验分享、政策协调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寻找合作方案，探索合作原则，完善相关机制，为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合作扫除障碍，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通过这次论坛，“一带一路”建设的动力、能力、活力及合力均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许文鸿对记者说，2007年-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一定影响，危机虽已远去，但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美国日本复苏乏力，欧洲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金砖”失色，贸易保护主义此伏彼起，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
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又将肩负起怎样的新使命？在罗雨泽看来，当前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规则变化的突出特点是“分化”。一是对全球化态度的“分化”，有的国家选择退出一体化组织或区域合作协定，有的选择继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二是对贸易规则建设方向政策的“分化”，有的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态度，通过增收边境税等方式再筑壁垒和高墙，有的国家则倡导继续提高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水平。三是对应对困难方式的“分化”，有的强调本国优先，采取的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有的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思维”，通过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来实现自己的发展。前者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虽然全球化因受益不均带来一些问题，但它毕竟有助于做大蛋糕，若因噎废食，走向“逆全球化”和竞争对抗，蛋糕就会越来越小，走向“囚徒困境”。
许文鸿表示，“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提出的走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中国方案”，是以东方的发展理念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为世界各国贡献的发展经济、走出困局的新思路、新理念。
首先，这种新思路、新理念对世界各国只是一个倡议，“如果你接受我的倡议，我们可以一起结伴而行”，这是“政策沟通”的本质含义；“如果你不接受，那么你可以继续观察”。目前看来，13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我们的倡议，此次高峰论坛，有29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1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与会，说明我们的倡议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也是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其次，“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重要经验。通过铁路、公路、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改善投资环境，拉动消费等，获得多方面的综合效益。在国内取得良好效果基础上，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出了“设施联通”，希望在更广的范围内加强经济合作，促进资源的更有效配置，推动经济发展。
有了“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那么“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会是其自然的衍生品，最终自然会导致“民心相通”的效果。
韩立群强调，“一带一路”务实的一面非常突出，“五通”建设的主要作用在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沿线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加速各类桥梁、铁路、港口和管道的建设，辅以各类双边和多边便利化措施，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有许多项目着眼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能力建设，藉此可同时促进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双重均衡，而解决这两个失衡是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中最迫切的问题。
另外，“一带一路”也着眼于规则建设，但这是长远目标，且必须建立在沿线各国的共识基础之上，其具体路径和目标也是动态演化的，跟世界政治形势变化密切挂钩。现在来看，未来五年世界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各种新旧力量、各大板块的重新整合，形成新的格局，其间伴随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一带一路”蕴含重大地缘政治思想，契合当下世界发展大势，将在未来世界格局演变中发挥重大作用。
许文鸿认为，总体而言，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中国智慧和在中国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发展思路、发展理念和合作模式，为世界各国走出困境提出了新的方案。这个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但将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收益和福祉。
重点突破，总体推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赢得了世界的积极回响，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下一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重点与突破口将是什么？未来前景如何？
韩立群从三个方面分析道，第一，经过三年多推进，“一带一路”参与方不断增加，其世界性、普遍性意义大幅提升，越来越有代表性，未来的关键是用好、用足这一趋势，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战略意义，推动地区和国际格局朝着更加均衡、包容的方向发展。
第二，从务实角度看，还应分领域、分阶段稳健推进，防范风险，务求高效。既要快速大幅推进，也要注重风险防范。特别是，“一带一路”不同于以往我国提出的对外政策，传统的风险评估与防范手段可能有不足，需着力强化。
第三，经过这次高峰论坛，相信各方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将大幅更新，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而言将是一次重大飞跃。下一步，“一带一路”建设将进入观念理念不断创新、规则机制更趋合理、务实合作更趋扎实的新阶段，前景光明、可期。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飞跃不仅体现在国际上，也体现在我国国内，通过论坛前后的密集报道，也让我国国民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凝聚国内共识，这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样至关重要。
罗雨泽认为，“一带一路”精神理念被广泛接受，合作内容已经清晰，合作原则也已基本成形。“一带一路”兼具了天时、地利、人和之成功要素，且迈出了至为关键的一步，其前景不容置疑。不过，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便捷远近肯定不同。“一带一路”牵涉的国家较多，资源禀赋不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地情、国情、民情千差万别，要找出通向美好未来的最佳路径，需要沿线各国的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下一步的重点应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强化机制建设，在减少阻力、增强合力方面多下功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课题组研究认为，可本着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逐步建设完善“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针对性、综合性合作机制建设可选择设施联通领域作为突破口，探讨建立规划对接、项目筛选、利益分配、争端解决、政策协调等方面的共商机制，然后逐步拓展整合，最终形成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公信力高、运行顺畅的总体合作机制。
许文鸿强调，基本思路、基本原则都已基本确定，“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政策沟通层面也取得新的成就。下一步的重点在于将这些思路、理念、原则逐一落实。要让各国看到，中国的倡议是为世界的共同发展带来实际效果的。突破口是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重大项目的顺利进行，为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此，“一带一路”建设必将得到加高效的推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