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以中国为起点，在世界地图上勾勒“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轮廓，两道自东向西绵延的线条，仿佛一位东方巨人正在张开双臂，播撒种子。
从内陆到海洋，共商、共建、共享的种子落地生根、发芽结果、初露收获：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到，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数字是最直观的表达。从铁路到港口，再到产业园区，随着一个个项目的布局与落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产能合作开启了新篇章。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合作是基础，共赢是方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研究员看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全球性、跨区域合作意义非凡，对各参与方均有利好，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
互补与共赢
这种“利好”，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和地区“有互补性，有合作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组织研究室副主任郭朝先研究员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中国在中低端产业上有优势，有劳动力资源、资金优势，部分产业和技术已经进入与国际先进水平可以并跑的阶段，少数产业和技术已经进入领跑的阶段，这些优势能够充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发挥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欧国家，可谓凸显了“一带一路”倡议之要义。郭朝先介绍，该区域共19个国家，经济总量合计仅占全球的2%，虽然经济体量有限，但中东欧国家处于连接亚欧的重要位置，进出口贸易在其经济增长中占有突出份额，可以说是“一带一路”推进中的重要板块。
具体而言，首先，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都面临发展本国经济和继续推进工业化的重任，中国需要解决去产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问题，而中东欧要完成经济转轨后的发展问题，以及探索加入欧盟后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共同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双方合作的利益出发点。
其次，中国与中东欧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客观的合作空间和潜力。在现有国际贸易方面，“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搭建，欧亚便利交通的实现可以有效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中国产品出口到中东欧国家的竞争力，扩大原有出口规模，中国装备和投资是中东欧国家争取引进的热点；而在加深彼此了解的基础上，有利于双方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的出口，特别是包括食品类产品在内的日常消费品，如奶制品、花卉、葡萄酒等产品，还有木材类产品，是中东欧的特色主打产品，并且在中国市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这类产品是双方合作的潜力点；虽然运输距离遥远，中东欧产品具备高性价比的优势，中东欧国家很多领域执行欧盟标准，产品质量高，而本国生产成本又低于欧洲发达国家，在中国市场具有不容小视的竞争力。
在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开展跨国产能合作的产业则有更多。既有以轻工、家电、纺织服装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为主的富余产能优势产业，也有以电力设备、工程机械、通信设备、高铁和轨道交通为主的装备制造优势产业。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能合作的方式日益多样化。比如电力行业，起初中国企业只是设备供货，目前则有EP（设计－采购）、EPC（设计－采购－建设）、IPP（独立电站）、BOT（建设－运营－移交）、BOO（建设－拥有－运营）、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并购、融资租赁等多种形式。
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承包企业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优势，积极探索开展“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方式的合作，也有项目采用了BOT、PPP等方式。
“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企业，则是国企、民企各放光彩。在5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介绍，三年多来，共有47家中央企业参与、参股、投资，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
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则显示，2015年，民营企业500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共有183家，占比36.6%；比上年净增118家，增加了1.82倍。
疑惑与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异，但都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的任务，面临着收入迈向新水平、产业迈向新高度的挑战。尤其落实到实践层面，细碎的问题并不算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赵福军向《中国发展观察》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诉求多元化，造成规划对接面临现实困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主体众多，不仅政府部门、企业和居民对区域设施建设和联通所期盼的目标有所不同， 国与国之间也存在差异。沿线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表现出较大兴趣并乐于参与，有些则在对接规划时因对中国意图不了解而存有疑虑和戒心。
他还表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设施联通建设中，面临诸多技术壁垒。比如，中国铁路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但在国际上尚未得到完全认可；“一带一路”沿线设施联通中，多数基础设施建设由中资企业承担，大量使用中国生产的设备和物资，有些还按照中国标准建设，但往往与沿线国家的运输标准和认证认可等要求不符。此外，因铁路轨距不同，中欧班列需要中途调运换装，增加了运输时间和成本。
此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还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项目风险等多重风险。由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涉及主体多，不仅包括沿线国家的政府部门，还包括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当地居民等，蕴含的主体行为风险和所在地风险都无法忽视。尤其是部分沿线国家和地区地处局势动荡地区，政治安全风险不容小觑。
尽管中国已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政府间合作文件，但由于各国政府对设施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同，不同利益群体对相关项目在投资、收益、环境影响甚至战略安全等方面存有疑虑和担心，企业预期存在较大风险隐患，不敢贸然进入。
愿景与策略
过去的全球化，推动者都是发达国家。如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特点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开启一个全球化新时代。
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最终实现繁荣发展，一批中低收入国家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最终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合作共赢的原则下，一批低收入国家陷入“贫困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将就此画上句号，“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时代必将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多位学者合著的《“一带一路”国家产业竞争力分析》一书中，如此描绘“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图景。
愿景是美好的，跨国合作也确实有益于合作各方。但不可忽视的是，近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乃至街头运动。“这就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应当如何把‘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落到实处，真正做到互利共赢”，侯永志强调，真正的共赢不应仅仅体现在国家层面，还应体现在区域、企业和居民层面，我们应在更广的意义上理解“共赢”。具体而言，要把握如下四点：
其一，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各个地方和社会阶层，都能从合作中有所得。应将他们都纳入“一带一路”的合作网络，使之都有机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而具有良好通达性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
其二，企业在境外投资时，要融入当地经济，不要成为一块“飞地”。比如要尽可能吸纳当地人参与工厂的建设和生产运营，设备、原材料尽量从当地购买，以带动当地各种要素和资源参与价值创造过程，分享价值增益。
其三，拓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领域。在进行产能合作时，要考虑产业的技术先进性和环境友好程度。
其四，相互尊重合作各方的文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和多宗教信仰的特点，参与合作的各方应相互包容，在文化互鉴中，实现共同进步。
具体来看，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和层次不高，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不断提高发展水平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任务。
“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产业发展上水平、上档次，使产业发展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郭朝先说，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能完全停留在现有层次和规模上，应在发挥中国传统优势的同时，通过双方乃至多方合作，共同创造和培育新的优势，大力推进高端产业发展，补齐各自的短板。全球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合作，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共同分享中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红利。
此外，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尊重经济规律，政府要鼓励企业“走出去”，但又不能过度干预企业的决策，为了完成某种业绩，强制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设厂。政府要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主权，不能搞“拉郎配”。政府应当有的作为是，为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提供信息、营造环境，给企业补短板。
赵福军则强调，在市场层面，应统筹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避免恶性竞争。比如中国铁路总公司统一中欧班列标识、统一对外议价磋商，改变一哄而上、各自为战的状况，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事实上，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为代表，中国企业已经进入资本净输出的“走出去”新时代。《2016年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62517亿元，比上年增长0.5%；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对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2905家，增长34.1%，直接投资458亿元；中国对沿线国家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760亿美元，增长9.7%，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的47.7%。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就此提醒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疆拓土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现阶段的“走出去”，意味着从被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到开始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整合全球资源，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转型升级。要从过去被动参与全球产业整合转变为主动整合全球资源，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从而在做大产业的基础上做强产业。
更深一层的意义还在于，中国企业通过自己在海外的投资经营活动与相关国家建立了比过去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这种企业间的合作有助于中国与投资所在国增加利益交汇点，从而有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