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蔚 曹德军
“全球化”概念产生于西方社会，其被中国社会接受和使用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独特的全球化过程。但长期以来，主流叙事都将中国仅仅看作全球化进程的被动接受者与参与者。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内嵌于全球化进程的，但现代以来由于复杂历史原因，中国开始脱离全球化浪潮，脱胎于冷战的分裂进程中。直到冷战终结，中国再次融入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竞争，更意味着世界秩序的一次“扩容”，从15世纪的麦哲伦环球航行开始，全球化的发端是一个仅仅局限于欧洲的1.0版本；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动，全球化开始整合西方世界，演进成为美欧跨大西洋共治的2.0版全球化；随后，当冷战分裂了世界继而又整合了世界，中国改革开放与跨太平洋合作的时代到来了，这是全球化的3.0版，全球化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并没有积极主动塑造全球规则，而是在努力融入与学习过程中。
中国崛起推动全球化转型
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全球化进程，这一历史阶段的背景是中国崛起与西方衰落。全球金融危机后，旧有的全球化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逆全球化”的迹象日益明显。过去两年里，全球贸易的增速低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这是二战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标志着全球经济的一个转折点。英国《金融时报》刊登署名菲利普·斯蒂芬斯的文章表示，全球化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维护，如果没有共同努力定位国家利益的政治架构，经济框架注定会支离破碎。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一个合作的政治架构。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态度的深远转变，特别是当前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动向，似乎显示出美国在逐步“去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设计师似乎不愿再做全球化的引领者。而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成为主要的全球化推手。一个曾经被塑造的大国，开始反过来重新塑造世界。新一轮推动全球化的核心动力是中国崛起，通过释放巨大能量重塑与升级当前的全球秩序。
一方面，中国在经济、金融、旅游与网络发展模式各方面，显示强大实力，已经进入净输出阶段。201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务旅游市场，2015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旅游花费104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2%和16.7%。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游客”在全球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此外，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活跃，领域不断拓展。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15年以来，中国商品贸易出口额由2001年的2660.98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2765.7亿美元，增长了约7.6倍；进口由2435.53亿美元增加到16820.7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与众多初级产品的最大买家，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对非洲发展的贡献率超过3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这种显著的经济成就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 “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公共产品开始被视为中国的新名片和“软实力”标识。在金融方面，中国推动全球金融治理规则走向完善。2015年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额高达1.1万亿美元，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30%和全球贸易额的3%。而在2000年，跨境贸易结算中还看不见人民币的踪影。通过推进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主要贸易国的双边协定，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币的崛起可以成为促进中国及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建设性力量，特别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蓄货币，以及新开发银行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先后成立，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除香港外，中国央行设立了近20处境外人民币清算中心，分布在新加坡、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多哈等全球金融重镇。
另一方面，中国高举全球化大旗，用行动抵御逆全球化。从数据上看，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3%，是全球经济第一引擎。2017年3月份亚洲大部分地区制造业获得稳健增长，中国再次引领潮流。近年来，中国积极扩大进口，维护全球开放自由贸易。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结构改革，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贡献中国方案。其中，“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是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行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精神是强调开放合作、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建设助推全球化既有利于中国自身，也惠及参与该建设的沿线经济体。2016年，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成绩显著，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0.6%，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此外，中国还有其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行动。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性的作用。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多哈回合谈判，采取切实行动推进多边框架下的各类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完善工作，在多边和区域平台G20、金砖国家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积极发出中国声音。“一带一路”、AIIB、金砖银行，都让大家看到中国吸收了以前全球贸易体制的规范和规则，这是中国推进全球化的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塑造全球化新规则
作为新的革新者，中国以创新为驱动，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主动否定与回应当前西方舆论界甚嚣尘上的“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声音。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参与“再全球化”的抓手是“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战略倡导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以及包容共生的价值理念，体现在：
一方面，积极满足他国的全球发展需求，促进共同增长。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次月他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推动区域互联互通、促进中国与亚洲经济共享的“一带一路”战略由此正式面世。互联互通的战略思路为企业和政府在更大范围配置、整合与借用资源提供了广泛机会，同时也促进人们跳出排他、区隔、对抗、制裁、干涉、结盟等传统思维陷阱，以和谐共生的哲学平衡自身利益与他国利益。通过建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格局，中国不仅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区域融资方面提供大量的国际公共产品，还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进行补充、升级与完善。“一带一路”建设拉动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增加贸易量，对货运、码头、供应链管理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提供更多服务，增加运力都会变成现实，码头运营商还可获益于海外新码头的投资。根据英国学者尚塔努·密特拉（Shantanu Mitra）估算，“一带一路”项目将惠及全球63%的人口，并将为全球GDP贡献2.1万亿美元。通过释放中国崛起红利，再全球化实现了多重利益的包容与共赢。
另一方面，发挥比较优势，以中国模式引领基础设施建设。毫无疑问，道路、桥梁、运河与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10年亚洲经济繁荣的基础。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备显著的优势。中国的大型基建技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建设大型工程的经验丰富。例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其中水力发电技术非常成熟，2015年中国国内水电设施的配置能力已经超过2900亿瓦，排名世界第一。此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网络，2016年年底，中国的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2万公里，占全世界高铁总量65%左右。中国的技术成本与劳动力成本偏低，向外输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比较优势明显。
此外，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中国积极尝试制度化。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互联互通伙伴对话机制、“中印缅孟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等多种机制正在为区域发展提供制度性协商框架。2017年3月27日，新西兰与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成为首个签署相关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广泛的示范意义与制度化合作新前景。这些外交努力都一步促进了中国倡议的机制化与常态化。
亚投行扩建的全球化含义
亚投行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又一战略性大举措，是中国经济从产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的标志性大事件，也是中国改善现有国际体系不合理性的一次重大“战略试水”。中国提议建立亚投行是中国对现行世界金融体系进行补充性变革的一次成功尝试。实际上，在亚投行启动前后，中国已经主导提议成立“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筹备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类似的金融机构和基金，具有同样的意义。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签署。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出席签字仪式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说：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展示了各方庄严承诺，体现了各方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共谋发展的务实行动。从“再全球化”角度看，亚投行的成立有重大意义：
首先，创设亚投行是中国塑造国际金融秩序的战略试水。当前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发布的《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报告指出，在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投入总额预计在8.22万亿美元左右，此外存在约3200亿美元缺口用于1202个区域间交通、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项目。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导提议成立“金砖五国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丝路基金”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些列新的金融机构和机制，突出体现了中国制度创新的潜力，彰显包容开放与合作精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中国供给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真正从物理上实现了国家地区间的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截止到2017年3月23日，亚投行宣布正式批准13个新成员的申请，这是2016年1月正式开业运营以来在其57个创始成员基础上首次扩容，总规模达到70个。有预测认为，2017年还将有15个国家加入亚投行，其成员总数或将达到85到90个。从成员数量上看，亚投行已经超过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所释放的发展潜力将成为打开包容共享经济局面的新钥匙。
其次，亚投行有助于积累国际制度的创新经验。目前，中国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用务实的态度发出新的治理倡议，而今后10年要重点将这些成果制度化、多边化，形成初步的国际规则与机制网络。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全球公共产品可以通过运用和整合资源来释放供给国的影响力，其中制度是撬动资源的关键杠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吴翠玲（Evelyn Goh）认为要理解中国供给公共产品的逻辑，就要解释它是如何将其不断增长的实力资源转化成对目标国的实际政策影响的。中国要发挥积极的全球影响力，一方面有赖于其如何技术娴熟地运用经济实力、经济利益来吸引，另一方面还在于国际制度产生的分配效应和领导力强化。
今后10年，中国应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与亚投行为切入点，促进国际金融机制的多元化，补充既有体制的低效与不公平问题。并由此对区域内的资源进行重新整合，激发区域制度竞争同时，促使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反思和完善。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