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汉文帝刘恒处在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之间，在驾驭群臣、开创基业方面似乎不如前者，在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方面又似乎不如后者，但在那段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他依然做出了突出的政绩，高超的政治智慧、勇于革新的精神和体恤民生的情怀使他同样成为中国古代最出类拔萃的帝王之一。
拨乱反正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中子”，具体来说是第四个儿子。刘邦有8个儿子，分别由曹夫人、吕后、戚夫人、薄姬、赵姬等所生，由于生母的不同，他们的命运和结局也各不相同。
刘邦死后继位的不是长子刘肥，而是次子刘盈，因为刘盈是吕后所生。刘盈即汉惠帝，吕后为巩固他的地位，对刘邦的其他几个儿子纷纷加以迫害，如曹夫人所生的长子刘肥，不仅没能坐上皇帝的位置，还被吕后猜忌。汉惠帝二年（前193）刘肥进京朝见，与汉惠帝、吕后在宫中饮宴，汉惠帝因为刘肥是自己的兄长，就按家礼让其坐在上首，吕后大怒，要杀刘肥，幸亏刘肥假装醉酒才寻机脱身，事后听从齐国内史士的建议，刘肥把自己一部分封地让给了吕后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才躲过追究。
刘邦的其他几个儿子则多数没这么幸运：三子刘如意曾与刘盈争过太子，15岁时被吕后毒死；五子刘恢被迫娶吕氏女，原来的宠妃被吕后逼死，刘恢殉情自杀；六子刘友也被迫娶了吕氏女，但宠爱别的姬妾，被吕后幽禁而死；八子刘建死在封地，儿子被吕后派人追杀。
汉惠帝七年（前188）刘盈也死了，无子，吕后先后立了两位少帝，以皇帝年幼为名实行临朝称制，打破“非刘氏不得为王”的盟誓，大封吕氏诸王。吕后称制前后共8年，她死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对吕氏专权不满，设计夺取了兵权，准备重新迎请一位刘邦的儿子为皇帝。
这时大家才发现，刘邦的儿子只剩下了四子刘恒和七子刘长二人，刘长的母亲赵姬当年也死于吕后之手。刘长年幼丧母，由吕后抚养长大，因此保住了性命，但也由于这个原因，周勃、陈平等觉得由他继位不合适，于是刘恒成了唯一的人选。
刘恒的母亲薄姬原是秦末魏王魏豹的一名妾，魏豹被杀后薄姬入汉宫，因一个偶然机会被刘邦临幸，生下刘恒，但从此便很少能见到刘邦。她崇信黄老之学，与世无争，反而被吕后所忽视。刘恒后来被封到偏远的代地为王，薄姬随儿子去了代地。
刘恒听到众人拥戴他为帝的消息，心里并不感到欣喜，反而有深深的不安，他仅带了宋昌等6名心腹进京，一直小心翼翼。初步稳定后，他施展出了过人的政治手段，通过封赏功臣、广封刘氏子孙为王、预立太子等手段，不仅进一步清除了吕氏的影响，而且削弱了功臣集团的力量，同时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重才任能、诏举贤良、奖廉惩贪，使皇权得以巩固。
也有人对汉文帝的地位发起过挑战，汉文帝三年（前177）刘恒的侄子、济北王刘兴居发动叛乱，开同姓王武装反抗朝廷的先河，刘恒派兵将其镇压，刘兴居自杀；3年后刘恒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欲举兵反叛，尚未行动即被发觉，刘长被罢去王位发配蜀郡，途中自杀。经过这两场叛乱的平息，汉文帝的地位彻底稳固了下来。
经济改革
除政治方面，汉文帝继位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发展经济。
汉初，战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破坏仍然存在，虽然经过刘邦等人的不断努力，经济有所恢复，但总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辛，朝廷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史记》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当时的物价水平也很高，曾出现过“米至十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的情况。
汉文帝把发展经济放在突出位置。他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继位不久即下诏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他“躬身玄默，劝趣农桑”，为此专门创建了“藉田”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自下田耕作的皇帝。虽然只是一个形式，但为天下臣民做出了表率，这项制度为历代帝王所效仿。
为鼓励农耕，汉文帝还从税收政策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将之前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使朝廷收取的田租标准降低了一半。对比一下，秦朝的田租是“十税一”，汉高祖、汉惠帝时期实行休养生息，降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期所执行的田租标准仅是秦朝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自汉文帝十三年（前167）起还全部免去田租，这项政策一直实行了十多年。汉文帝“偃武兴文”，下诏“丁男三年而一事”，也就是将成年男子的徭役由每年一次改为每三年一次，这样的减役力度也是封建时代少见的。
减租、减役，目的都是为了把更多的劳动力吸引到农业生产上来，使“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史记》记载“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粮食价格急速下降，“粟至十余钱”。
为弥补减免田租对朝廷财政的影响，汉文帝在重视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工商业，汉高祖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不重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将山川林泽都收归朝廷，不允许私人开发。汉文帝改变了这样的政策，实行“重农宽商”，下诏开放所有山林川泽，允许私人开采矿山、开发渔业和盐业，鼓励农民开展副业生产，商人贩运也不受关卡津梁的检查限制，由此“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汉文帝继位后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司马光称汉文帝在位时“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甚至认为“后世鲜能及之”。
“一国两治”
汉文帝继位后还遇到过一个挑战，涉及国家统一问题。
秦朝在岭南设桂林、南海、象等3个郡，有个叫赵佗的人趁秦末战乱之际先控制了南海郡，继而又将其他二郡征服，之后“绝道聚兵自守”，他自称“南越武王”，将“国都”设在番禺，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
汉高祖很想将这个南越国征服，但因民生凋敝，国力不足，于是接受陆贾的建议封赵佗为南越王，命赵佗“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吕后称制后汉朝与南越国关系变差，吕后一怒之下命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赵佗不服，公开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郡，吕后下令毁了赵佗父母在中原的坟墓，同时派兵讨伐，却无功而返。就在这时吕后死了，这个棘手问题交到了汉文帝的手上。
如果此时继续出兵南越，不仅存在军事上的风险，而且即便取胜也将付出巨大代价。汉文帝认真分析了赵佗称帝的原因，认为其本意并非是想从中原王朝分离出去，于是命人重修了赵佗父母的坟墓，派兵守护、进行祭祀，又把赵佗在中原的亲属找来任命官职。
之后，汉文帝仍派赵佗的“老熟人”陆贾出使南越，让陆贾带去了一封他亲自写给赵佗的信，信中汉文帝主动放低姿态，拉近与赵佗的距离，同时也强调如果战火不幸燃起，对双方都是一场灾难。汉文帝对赵佗说，如果他肯撤销帝号，重新接受汉朝的分封，朝廷答应“服领以南，王自治之”，等于同意实行“一国两治”。
赵佗接受了汉文帝的建议，主动放弃了“南越武帝”的称号，重新被汉朝封为南越王，一直到汉武帝时他才去世，历经汉朝几位皇帝，至死都以汉朝藩属的身份守护岭南，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关心民生
汉文帝从小受母亲的影响也信奉黄老之学，他主张仁政，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废除肉刑。
肉刑起源于早期的部落战争，后来形成了黥（脸上刺字涂墨）、劓（割鼻子）、刖（砍掉脚）等残酷刑罚。秦朝法网严密、刑罚严苛，肉刑是其威慑臣民的一个重要手段，这项政策到汉初仍继续延续。
齐国有个叫淳于意的太仓令犯了罪，按律要被处以肉刑，他有5个女儿，没有儿子，小女儿缇萦陪着父亲来到长安，缇萦向汉文帝上书，愿做官奴以赎父亲的肉刑，汉文帝很受感动，他想到《诗经》所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于是命丞相张苍等人研究肉刑改革方案。最后朝廷颁布诏令，将黥刑改为剃去头发罚做苦工，将劓刑改为“笞三百”，将刖刑改为“笞五百”或罪行特别严重的判处死刑。这次改革后肉刑逐渐被废除了，它是中国古代刑罚从野蛮时期到文明时期的转折点。
废除肉刑只是汉文帝关注民生的一个方面，他还下令抚恤长者，每位80岁以上的老人都由官府按标准每个月配给米、肉、酒等，每位90岁以上的老人还增发麻布、绸缎和丝棉。汉文帝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带头节俭，吃穿都很简单，甚至穿着草鞋上朝堂，更不搞劳民伤财的事。他曾打算建一座露台，有关部门报上预算，汉文帝一看要用“百金”，相当于当时10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他于是放弃了这个项目。没有汉文帝就没有“文景之治”，没有“文景之治”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汉武盛世”，汉朝得以延续400多年，汉文帝的贡献最为关键。
历代有不少学者都曾对汉文帝给予过极高评价，认为他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出类拔萃的，如明代学者谢肇淛认为：“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清代学者汤谐在《史记半解》中也说“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
然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汉文帝比他的父亲汉高祖和孙子汉武帝仍有所逊色，这也许是由于汉文帝不好大喜功的缘故，也与他内敛、谦和的性情有关。正如曾国藩所说：“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