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5年之后，在计划经济已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摒弃的今天，一场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前途的争论再度燃起。
计划与市场的优劣之争，并非一个新鲜话题，百余年来持续不绝。但这次的情形有所不同——争论的背景和起因，是大数据以及与此相关的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
企业家马云在去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说，由于大数据的获取，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可能被发现，未来“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马云的观点遭到吴敬琏、钱颖一等经济学家的反驳。不久前，马云在其最新演讲中解释，他所指的计划经济不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当年的计划经济，但仍强调，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配置资源的方式：前者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后者则由市场决定。从米塞斯到哈耶克，计划体制的批评者们普遍认为，由于经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永远不可能全面而准确地掌握足以支撑科学判断和决策的信息（数据），计划经济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及效果扭曲。20世纪计划经济大规模实践的结果验证了这一点。我们看到，曾经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上世纪末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中国的四十年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完善的历史。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能力正以惊人的速度提升，那么，未来会不会真如马云所说，人们可以通过精准的计算和判断，实现对经济运行的有效计划？计划经济能否“回归”、“重生”，或者演化出一种“新计划经济”？
从某种角度看，马云的说法不无道理。即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存在着“计划”；市场中的一个个企业，都可以视为按“计划”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由此观之，大数据技术的确有助于企业更及时、更精确地捕捉市场信号，从而做出更合理的决定和反应。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得到应用，例如定制生产、个性化服务等。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计划”的边界可以扩展到一个国家甚至更大的范围？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其一，大数据毕竟只是基于已发生的事实进行分析，却难以掌控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任何一个未知变量都可能造成预测落空和计划失效。而就一国的经济来说，内外部变量之多超乎想象，事先“计划”好一切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其二，世界是混沌的，经济体系的运行虽有一定规律可循，但总体上依然繁乱纷杂。就算有了大数据，数据和数据之间也会交互影响、瞬息万变，不断形成“大数据的混沌”和“混沌的大数据”，进一步增加不确定性。
其三，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市场的根本动能也来自人。在数据计算和推理方面，机器或可替代甚至超越人脑，但迄今为止，人的灵性、情感、想象力等等都是机器不能企及的，自然也是“计划”不出来的。
其四，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完美的“计划”需要建立在信息垄断的基础上。而在信息高度分散的现代社会，大数据实为公共资源，试图由某一个计划部门垄断全部数据，不仅不能被人们接受，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
或许有人会说，技术的发展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将来机器彻底取代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亦未可知。这就是另一个范畴的话题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人类的整个社会和经济形态都被颠覆，再讨论市场或者计划已无必要。至少在目前，“人”仍是我们观察世界、讨论问题的基点。在此前提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世间不会有“全知”的大数据，也不会有“全能”的计划。
综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微观（企业）乃至中观（行业）层面，大数据能在相当程度上增强经济的计划性，提高供需之间的匹配度，但这里的“计划”只是局部的、具体的手段，不宜称之为“计划经济”；而在宏观（国家）层面，所谓计划将在大数据助力下战胜市场的预言，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时下的中国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但是，鉴于我们有过探索经济体制的曲折经历，以及长期实行计划体制残存的惯性，还有必要对各种夸大“计划”作用的声音保持格外警惕，甄别那些隐藏其后的“潜台词”、“潜意识”。这也正是我们关注当前这场争论的原因所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制度重于技术。面对新的技术革命，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制度来约束技术，使其不被滥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技术可能带来的制度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