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
“企业家”在古典经济学里是没有位置的。古典经济学将生产活动简化为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要素的结合。一个经典的生产场景是，工人在厂房里运用机器制造产品，这里有土地、资本（固化成了厂房、机器）和劳动。生产过程结束，产品就送进了市场；之后，产品售出获得收益，最后进行收益分配。按照“自圆其说”的逻辑，古典经济学家们有相应的“分配原则”——土地获得地租，资本获得利息，劳动则获得工资。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如此的古典学说，一方面是对当时实际生产活动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为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得到相应的收益，提供理论依据。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分配原则”，土地主心安理得地收租金，资本家不劳而获地吃利息，劳动者自然只能出卖苦力，拿到那份不可能丰厚的叫做“工资”的报酬。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犹如一声炸雷，揭示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剩余价值创造的过程。“剩余价值”来自于劳动，应当归于劳动者。古典经济学的“分配原则”，实质上是将这部分价值从劳动者手中夺去给了地主和资本家。因此，天经地义，剩余价值必须回交给劳动者。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石。随后，在东西方世界里出现的革命，就是以劳动者“夺回”剩余价值为主要内容的。
鉴于人类的劳动总是从体力到脑力，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个到群体，从手工操作到借助工具，“劳动创造价值”也就预埋下了后来丰富的“劳动者”概念的扩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以脑力为主、复杂程度高、需要组织团队并且运用大量设备工具的“劳动者”，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固化资本，还不同于普通的操作性劳动者，这就有了“另类劳动者”的出现，他们被冠以“企业家”“经理人”等的名称。毫无疑问，他们在生产活动中，创造了价值，应当得到相应合理的回报。
有意思的是，现代经济学里虽然有“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学术性分类，按说，“企业家”顺理成章就能够被界定，并作为独立性强的要素，进入生产活动之中。然而，除了一些非主流学派外，“企业家”一直是一个被理论忽视的群体——他们与资本家、普通劳动者的区别何在，他们究竟贡献了什么样的“劳动”，应当凭借什么来获得报酬，都只有实践中五花八门的案例，没有相对统一的理论认知。如此的理论现状，导致“企业家”角色在实践中是时隐时现的，并未清晰独立出来。有时，他们积累资本，挤进“资本家”的队伍里去食利；有时，又频繁变换工作岗位，成为普通劳动大军中的一员。
相对较为普遍的认知是，“企业家”是身在企业却和市场关联最密切的“特殊劳动者”。在市场环境下，企业生产需要的各种要素，都是从市场获得的；同时，生产出来的产品，也需要通过市场去实现它的价值。那么，谁来把握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大势？谁来承担两大市场变化的风险？谁又根据市场情况来指挥、组织和管理生产过程？这就需要一种“特殊劳动者”，他们就是企业的战略制定者、风险的承担者和生产的组织者，也就是“企业家”。
相对于资本所有者或资本家，“企业家”并不依靠资本或至少不主要依靠资本来获得个人的收益，他们有企业经营的战略特长、管理技巧、认识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如果认为这些特长与能力都是某类“资本”的话，他拥有的就是依附于人自身的“专属资本”，不可能独立于人而外化出来。正因为如此，“企业家”与普通劳动者的区别就是明晰的，这就是后者通常是被动服从企业战略的简单操作者，并不承担也无力承担企业的市场风险；相对固定的“工资”报酬和挂钩业绩的奖金，取决于企业与其的合同，与市场风险的关联即使有，也是间接的、弱相关的。
现代企业里既然少不得“企业家”这样一类生产要素，而且“企业家”又具有鲜明的不同于资本家和普通劳动者的特征，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将这类生产要素清晰地从普通劳动者群体里分离出来。显而易见，分离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尊重现代生产的自然过程，尊重每个生产要素对于生产产品的价值贡献；另一方面，激励“企业家”这类特殊的劳动者，发挥“专属资本”的特长，消解或规避市场风险，实现企业生产价值的最大化。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进行分离呢？
撇开各种各样复杂的生产和市场过程，企业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因此，从普通劳动者群体里分离出“企业家”来，首先需要有基本制度方面的调整或补充。在此，有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必须先行。
一是会计制度的认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下，资本家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是有会计制度认可的——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普通劳动者获得“工资和奖金”，会计科目设置是明确的。而“企业家”则完全没有出现在这一企业重要的制度范围之内，其收入消隐在不同的科目之中，体现不出特性，那个所谓的“专属资本”就全然反映不出来了。由此来看，在企业会计制度里，建立清晰和独立的“企业家”类别，并设置关联的收入会计科目，是“企业家”存在和发挥作用必须走出的“制度性”第一步。
二是税收制度的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讲，税收制度是社会性地肯定某种生产要素合理、合法存在的重要基础。换言之，一种生产要素所获取的相应收入，若是独立地成为了一种税收品种的基数，那么，这种生产要素就具有社会性的基本地位。我们熟知的“资本所得税（或投资所得税）”“劳务所得税”等，政府在课税的同时，就对“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给予了基本地位的担保——纳了税的生产要素，就是合理和合法的。“企业家所得税”或说企业家“专属资本所得税”若是能够进入到税收制度中来，“企业家”的社会性承认，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自然，不只是要从制度建设里分离出“企业家”来，还必须在实践中解决一些具体难题。时下最大的实践难题，是如何对待风险的承担，以及由此而来的“企业家”收入。“企业家”的一项重大职能，是辨识风险、规避风险，在一个风险相对可控的前提下，组织完成生产和销售。但是，所有的风险都具有不确定性，不论一家企业如何事先预计和预防，最终结果，它们或者转变为实实在在的“风险损失”，或是转化为清清楚楚的“额外收益”。“风险损失”也好，“额外收益”也罢，它们均源自“风险”，关联“企业家”的特殊能量，必须给“企业家”相应的损失承受安排，或“额外收益”的分配机制。
遗憾的是，在企业实践里，“风险损失”或“额外收益”，大多与“企业家”的收入关联不直接，有的则完全没有关联。观察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困难，并非技术上难以计量或量化，而是难在人们的理念尚没有接受“企业家”和风险辨识、规避和控制的联系，当然谈不到去考虑“企业家”对风险的“损失承担”或“收益享有”了。如果说，一家企业要真正发挥“企业家”的特殊才能，风险与风险的损益就必须归位到“企业家”的头上去——风险管控到位了，那份收益归“企业家”；反之，损失了，“企业家”全额承担。
“企业家精神”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那些关于创新、冒险、诚信、合作等一系列的特质，都被作为了这种精神的内涵。因此，从学界到社会各界，无不将这种精神作为一种富有价值的正向能量来对待。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如果没有独立存在的“企业家”，又何谈“企业家精神”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基于此，企业制度建设和实践运作安排，都需要从催生和护卫“企业家”的成长等方面去大做文章。否则，哪里又找得到什么“企业家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