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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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

“钱荒”的古今含义有所不同,现在说“钱荒”一般指银根收缩、资金紧张,古代的“钱荒”则主要指流通中的货币短缺,也就是“钱”不够用,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百姓的日常生活。

“钱荒”频发

一般认为最早的“钱荒”出现在唐代,但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过,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东晋,作为南渡的王朝,东晋政权没有正式铸造过新钱,而是继续使用各种旧钱,《晋书·食货志》记载:“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
所谓“孙氏旧钱”指的是孙吴统治江南期间所铸的各种铜钱,经过岁月的轮换,这些钱币在总量上肯定是有限的。除此之外,东晋还普遍使用一种“沈郎钱”,是大将军王敦手下一名叫沈充的参军所铸的钱币,属私铸的性质,既轻又小,如同榆荚,又称“榆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仅靠这两种货币已越来越不够用,《晋书》有“钱既不多,由是稍贵”的记载。
到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仍经常为“钱荒”所困。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出现“物贱钱贵”的现象,钱币的购买力持续增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生产出来的物资过于丰盛,而是由于通货严重不足,《南齐书》记载大臣孔觊曾上书指出:“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
“安史之乱”使唐代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后经过努力得到了一定恢复,大量人口迁往南方,使江南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活跃要求有更多的货币加入市场流通,但朝廷货币发行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这种需要,又出现了“钱荒”,当时还进行了税制改革,推行“两税法”,朝廷规定“一切税收,全用铜钱”,铜钱的需求量更大,加剧了“钱荒”现象。
一种东西如果变得稀缺,就更容易被大家收藏,一些富户、巨商大量囤积铜钱,让市面上流通的铜钱进一步减少,《唐书》记载:“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一匹绢约3200钱,贞元十年(794年)跌至1500钱,唐宪宗时一斗米200钱,40年后跌至50钱。
“钱荒”最严重的还是宋朝,《宋史·食货志》记载司马光曾上疏说:“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史书还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民间谓之钱荒”,宋哲宗元祐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时期“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
到了清代,“钱荒”也屡屡发生,间断持续了至少百年以上,虽然白银当时与制钱并为主币,但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制钱仍是最主要的货币,由于制钱不够用,市场上私钱、伪钱盛行。

通货紧缩

唐宋以来对“钱荒”的描述主要是“物贵钱贱”,属金融学中通货紧缩的范畴,只是与现代通货紧缩的成因不同,“钱荒”造成的通货紧缩更多的是由货币政策本身而引起的。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使用单一货币才是将交易成本降至最小的制度安排,中国人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所以秦朝统一中国后立即统一了货币。秦朝规定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即20两;铜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即“半两钱”。鉴于黄金十分稀少,主要流通的货币就是“半两钱”,《史记平准书索隐》引《古今注》记载:“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一两等于24铢,半两钱在重量上名至实归。
汉取代秦,一开始币制并未改变,这与汉初确定的“无为而治”思想有关。不仅如此,汉初还允许民间私铸铜钱,本意或许出于活跃经济的想法,但允许私铸势必产生铜钱在轻重、成色方面的混乱,也驱使一些人利用货币政策的漏洞犯法谋利,汉初出现了所谓“荚钱”,既轻又薄,像榆荚,仅3铢重,但上面仍铸着“半两”的字样,当“半两钱”用。还有一种“剪边半两”,一些不法商人把秦代“半两钱”剪下外面的一圈,用7到8个“半两钱”剪下的“边角废料”又能铸成一枚新钱。
针对这些混乱的情况,汉朝进行了货币改革,推出了法定货币“五铢钱”,并禁止私铸,这种钱据说由吕后亲自参与设计,标准重量为5铢,为防止剪边,在“半两钱”方孔圆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圈围边。当时私铸虽不允许,但盗铸仍盛行,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诏令,盗铸金钱者死罪,严厉打击了盗铸行为。汉武帝在位期间先后进行了6次币制改革,最终才把货币制度规范起来,确立了“五铢钱”的法定货币地位。这种货币不仅在汉代使用,而且被以后历代所借鉴,一直到晚清这种铜质钱币都是主币,成为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然而这项币制有着明显的弊端,那就是铸币的原材料不足,中国在古代是“贫铜国”,铜矿资源少、品位差,铜一向很稀缺,而且铜又是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除铸币外还大量使用在生产和生活中,再加上佛教在中国一直很兴盛,铸造佛像又消耗掉很多铜,所以历代以来铜材都很缺乏。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要求货币供应量相应增加,但受制于铸币原材料的匮乏货币又无法大量供应,这就是历代以来“钱荒”不断爆发的根源。

“救荒”之道

货币不仅是价值的尺度,更是流通与支付的手段,所以古人说“钱者,人君之大权,御世之神物也”,也认识到“百货不通,万商束手”。
“钱荒”一再发生不仅对经济发展、商品交换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货币的持有和流动体现着社会购买力的再分配,货币的增加与减少会加剧财富的转移与流动,所以“钱荒”带来的不仅是不方便,还容易加剧贫富分化、酿成社会问题。历代统治者对此都十分重视,也都采取了一些办法来应对“钱荒”,有些办法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则效果不明显。
晋安帝时桓玄辅政,曾提出废钱改用谷帛,也就是恢复到物物交换的形态,是一种货币制度的倒退,经过激烈讨论这个办法并未大面积推行。南北朝时期,废钱改用谷帛的方案又多次被提出,沈约更主张销毁一切铜钱,提出“销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还有的朝臣建议“小额用钱,大额用物”,这些办法都是被“钱荒”逼出来的,但如此以来商业就会受到极大摧残,一些商人会因此“弃商归农”,所以这并非解决“钱荒”的正途。
相对来说,唐代解决“钱荒”的措施更实际些,比如奖励开采铜矿以增加铸钱,还曾并省天下佛寺,把寺院里的铜像、铜钟等集中起来销毁铸钱,政府尽最大可能向市场投放货币以减少缺口,同时下令严禁销毁铜钱,限制以铜为器、限制大量蓄钱、禁止钱币出境等,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缓解了“钱荒”。
宋代在克服“钱荒”方面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提高铜的产量,加大铸钱力度,宋神宗熙宁年间每年铸钱达到370万贯,而在唐代开元盛世时期每年的铸钱量只不过十几万贯而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铸钱量更达到了506万贯,为中国封建王朝之最。另一方面,在金属货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进行金融创新,推行交子、会子等纸币,增加货币供应量。
清代将货币管理的重点放在严禁私铸上,据《清史稿》记载,朝廷规定凡发现私铸钱币的,为首的匠人判罪斩立决、财产没收,从犯及知情不报的也有可能被判绞刑、斩刑,打击金融犯罪的力度虽为历代以来最严厉的,但对于解决“钱荒”问题却并无太大帮助。

治本之策

纵观历代为解决“钱荒”采取的措施,通常有限制铜的使用、限制私藏、禁止铜钱外流、扩大铜矿开采、推行替代货币以及实行物物交换等,这些措施即使能收到一些效果,但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私藏、外流、毁钱等只是造成“钱荒”的次要原因,而在“贫铜”的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怎样扩大供给也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顶多治标却不能治本。
从根本上看,“钱荒”问题还是出在“钱”的本身上,铜钱属于金属货币,这种货币有许多优点,比如坚固耐磨、不易腐蚀、便于流通、适合保存等,同时金属还质地均匀,可以任意分割,分割后还可以再熔化以恢复原形,谷物、布帛、茶叶、贝壳等缺乏这些性能,金属货币代替一般物品成为通用货币是一种趋势。
但金融货币又有贵金属与贱金属之分,铜钱、铁钱属于贱金属货币,它们的价值量较低,不适合大宗交易,而且铜、铁等铸币材料又与生产和生活资料相冲突,所以贱金属货币后来被金、银等贵金属货币所取代,而贵金属货币的主导地位也未能长久,最后又被纸币等信用货币所取代,这是货币的发展轨迹。
中国货币发展呈现“起步早、进化慢”的特点,在秦代中国就以金属货币统一了全国币制,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领先的,但其后2000多年里中国一直以贱金属货币作为主币,又逐渐落后于世界货币发展的历史,偏偏中国古代又缺乏铜资源,就使这样的货币政策显得更不合理。
只有靠金融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古代的“钱荒”问题,固守陈旧的货币政策不是出路。然而,中国古代恰恰缺乏对金融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也缺乏对金融创新的实践,明代中期以后白银大量参与商品流通和交换,这个进程似乎有些晚,还有宋元时期大力推行的纸币改革,如果能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把这件事做好、做成功,那将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贡献,其后中国的命运也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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