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钱荒”的古今含义有所不同，现在说“钱荒”一般指银根收缩、资金紧张，古代的“钱荒”则主要指流通中的货币短缺，也就是“钱”不够用，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百姓的日常生活。
“钱荒”频发
一般认为最早的“钱荒”出现在唐代，但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过，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东晋，作为南渡的王朝，东晋政权没有正式铸造过新钱，而是继续使用各种旧钱，《晋书·食货志》记载：“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
所谓“孙氏旧钱”指的是孙吴统治江南期间所铸的各种铜钱，经过岁月的轮换，这些钱币在总量上肯定是有限的。除此之外，东晋还普遍使用一种“沈郎钱”，是大将军王敦手下一名叫沈充的参军所铸的钱币，属私铸的性质，既轻又小，如同榆荚，又称“榆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仅靠这两种货币已越来越不够用，《晋书》有“钱既不多，由是稍贵”的记载。
到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仍经常为“钱荒”所困。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出现“物贱钱贵”的现象，钱币的购买力持续增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生产出来的物资过于丰盛，而是由于通货严重不足，《南齐书》记载大臣孔觊曾上书指出：“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
“安史之乱”使唐代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后经过努力得到了一定恢复，大量人口迁往南方，使江南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活跃要求有更多的货币加入市场流通，但朝廷货币发行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这种需要，又出现了“钱荒”，当时还进行了税制改革，推行“两税法”，朝廷规定“一切税收，全用铜钱”，铜钱的需求量更大，加剧了“钱荒”现象。
一种东西如果变得稀缺，就更容易被大家收藏，一些富户、巨商大量囤积铜钱，让市面上流通的铜钱进一步减少，《唐书》记载：“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一匹绢约3200钱，贞元十年（794年）跌至1500钱，唐宪宗时一斗米200钱，40年后跌至50钱。
“钱荒”最严重的还是宋朝，《宋史·食货志》记载司马光曾上疏说:“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史书还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民间谓之钱荒”，宋哲宗元祐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时期“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
到了清代，“钱荒”也屡屡发生，间断持续了至少百年以上，虽然白银当时与制钱并为主币，但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制钱仍是最主要的货币，由于制钱不够用，市场上私钱、伪钱盛行。
通货紧缩
唐宋以来对“钱荒”的描述主要是“物贵钱贱”，属金融学中通货紧缩的范畴，只是与现代通货紧缩的成因不同，“钱荒”造成的通货紧缩更多的是由货币政策本身而引起的。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使用单一货币才是将交易成本降至最小的制度安排，中国人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所以秦朝统一中国后立即统一了货币。秦朝规定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即20两；铜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即“半两钱”。鉴于黄金十分稀少，主要流通的货币就是“半两钱”，《史记平准书索隐》引《古今注》记载：“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一两等于24铢，半两钱在重量上名至实归。
汉取代秦，一开始币制并未改变，这与汉初确定的“无为而治”思想有关。不仅如此，汉初还允许民间私铸铜钱，本意或许出于活跃经济的想法，但允许私铸势必产生铜钱在轻重、成色方面的混乱，也驱使一些人利用货币政策的漏洞犯法谋利，汉初出现了所谓“荚钱”，既轻又薄，像榆荚，仅3铢重，但上面仍铸着“半两”的字样，当“半两钱”用。还有一种“剪边半两”，一些不法商人把秦代“半两钱”剪下外面的一圈，用7到8个“半两钱”剪下的“边角废料”又能铸成一枚新钱。
针对这些混乱的情况，汉朝进行了货币改革，推出了法定货币“五铢钱”，并禁止私铸，这种钱据说由吕后亲自参与设计，标准重量为5铢，为防止剪边，在“半两钱”方孔圆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圈围边。当时私铸虽不允许，但盗铸仍盛行，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诏令，盗铸金钱者死罪，严厉打击了盗铸行为。汉武帝在位期间先后进行了6次币制改革，最终才把货币制度规范起来，确立了“五铢钱”的法定货币地位。这种货币不仅在汉代使用，而且被以后历代所借鉴，一直到晚清这种铜质钱币都是主币，成为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然而这项币制有着明显的弊端，那就是铸币的原材料不足，中国在古代是“贫铜国”，铜矿资源少、品位差，铜一向很稀缺，而且铜又是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除铸币外还大量使用在生产和生活中，再加上佛教在中国一直很兴盛，铸造佛像又消耗掉很多铜，所以历代以来铜材都很缺乏。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要求货币供应量相应增加，但受制于铸币原材料的匮乏货币又无法大量供应，这就是历代以来“钱荒”不断爆发的根源。
“救荒”之道
货币不仅是价值的尺度，更是流通与支付的手段，所以古人说“钱者，人君之大权，御世之神物也”，也认识到“百货不通，万商束手”。
“钱荒”一再发生不仅对经济发展、商品交换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货币的持有和流动体现着社会购买力的再分配，货币的增加与减少会加剧财富的转移与流动，所以“钱荒”带来的不仅是不方便，还容易加剧贫富分化、酿成社会问题。历代统治者对此都十分重视，也都采取了一些办法来应对“钱荒”，有些办法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则效果不明显。
晋安帝时桓玄辅政，曾提出废钱改用谷帛，也就是恢复到物物交换的形态，是一种货币制度的倒退，经过激烈讨论这个办法并未大面积推行。南北朝时期，废钱改用谷帛的方案又多次被提出，沈约更主张销毁一切铜钱，提出“销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还有的朝臣建议“小额用钱，大额用物”，这些办法都是被“钱荒”逼出来的，但如此以来商业就会受到极大摧残，一些商人会因此“弃商归农”，所以这并非解决“钱荒”的正途。
相对来说，唐代解决“钱荒”的措施更实际些，比如奖励开采铜矿以增加铸钱，还曾并省天下佛寺，把寺院里的铜像、铜钟等集中起来销毁铸钱，政府尽最大可能向市场投放货币以减少缺口，同时下令严禁销毁铜钱，限制以铜为器、限制大量蓄钱、禁止钱币出境等，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缓解了“钱荒”。
宋代在克服“钱荒”方面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提高铜的产量，加大铸钱力度，宋神宗熙宁年间每年铸钱达到370万贯，而在唐代开元盛世时期每年的铸钱量只不过十几万贯而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铸钱量更达到了506万贯，为中国封建王朝之最。另一方面，在金属货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进行金融创新，推行交子、会子等纸币，增加货币供应量。
清代将货币管理的重点放在严禁私铸上，据《清史稿》记载，朝廷规定凡发现私铸钱币的，为首的匠人判罪斩立决、财产没收，从犯及知情不报的也有可能被判绞刑、斩刑，打击金融犯罪的力度虽为历代以来最严厉的，但对于解决“钱荒”问题却并无太大帮助。
治本之策
纵观历代为解决“钱荒”采取的措施，通常有限制铜的使用、限制私藏、禁止铜钱外流、扩大铜矿开采、推行替代货币以及实行物物交换等，这些措施即使能收到一些效果，但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私藏、外流、毁钱等只是造成“钱荒”的次要原因，而在“贫铜”的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怎样扩大供给也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顶多治标却不能治本。
从根本上看，“钱荒”问题还是出在“钱”的本身上，铜钱属于金属货币，这种货币有许多优点，比如坚固耐磨、不易腐蚀、便于流通、适合保存等，同时金属还质地均匀，可以任意分割，分割后还可以再熔化以恢复原形，谷物、布帛、茶叶、贝壳等缺乏这些性能，金属货币代替一般物品成为通用货币是一种趋势。
但金融货币又有贵金属与贱金属之分，铜钱、铁钱属于贱金属货币，它们的价值量较低，不适合大宗交易，而且铜、铁等铸币材料又与生产和生活资料相冲突，所以贱金属货币后来被金、银等贵金属货币所取代，而贵金属货币的主导地位也未能长久，最后又被纸币等信用货币所取代，这是货币的发展轨迹。
中国货币发展呈现“起步早、进化慢”的特点，在秦代中国就以金属货币统一了全国币制，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领先的，但其后2000多年里中国一直以贱金属货币作为主币，又逐渐落后于世界货币发展的历史，偏偏中国古代又缺乏铜资源，就使这样的货币政策显得更不合理。
只有靠金融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古代的“钱荒”问题，固守陈旧的货币政策不是出路。然而，中国古代恰恰缺乏对金融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也缺乏对金融创新的实践，明代中期以后白银大量参与商品流通和交换，这个进程似乎有些晚，还有宋元时期大力推行的纸币改革，如果能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把这件事做好、做成功，那将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贡献，其后中国的命运也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