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张菀航
去年年底因自曝赴美投资建厂“内幕”而被媒体关注的“玻璃大王”曹德旺，最近再次成为舆论焦点。6月12日，《纽约时报》刊发一篇《中国工厂遇到了美国工会》的报道称，福耀集团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兴建的玻璃厂，被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署（OSHA）处以“违规操作”罚款，并迎面撞上美国“强大”的工会，遭到关于工作条件与种族歧视方面的诸多投诉。
该报道在国内迅速发酵，一些自媒体称曹德旺“10亿美元换来辱骂、游行、罚款”。对此，6月20日，曹德旺公开表示，福耀在美工厂并没有遭遇“工会危机”，且目前福耀仍在美国进行选址，计划投建新工厂。
曹德旺赴美投资风波引发深思。当前，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 但是面临着诸多复杂的问题，企业要怎样适应海外的各方面环境，又该如何规避和防范风险？对此，《中国发展观察》记者对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度采访。
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迅猛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逐步打开，中国企业“走出去”渐成浪潮。纵观过往，中国企业“走出去”经历了哪些历程？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向《中国发展观察》记者介绍道，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先后遭受来自东西方阵营的全面贸易封锁，在这个阶段，尽管条件极为艰难，中国政府仍然尽力在海外维持一定的投资规模，不仅接收了作为官僚资本的旧中国官方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如中国银行的海外分行，招商局的香港分公司），还新设立了一批海外中资企业，在香港的中资企业尤其突出，如华润公司、民安保险、南洋商业银行、招商局，等等。这些海外中资企业在打破贸易封锁、稳定繁荣港澳、为中国引进外资、学习使用国际市场惯例等多个方面，对当时和日后的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经济增长、外部环境日益改善、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和经常项目收支改善……所有这些因素推动了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颁发文件，提出15项经济改革措施，其中第13项明确指出“要出国开办企业”，从而在建国后首次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确立为正式政策。
梅新育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1979—1984年）。这一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由专业外贸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求所做的，带有浓厚的尝试色彩。由于企业自身实力有限，加之政府外汇管制严厉，审批程序复杂且不明确，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甚小，每年仅1亿美元左右，新设立海外企业不多。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阶段（1985—1991年）。在此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法律政策环境都比前期明显改善。三是加快发展阶段（1992—2000年）。在这一时期首尾发生的两件政经大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四是快速增长阶段（2001年之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方，对“入世”后中国外向型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期推动了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增。五是狂飙突进阶段（2009年之后），次贷危机之后，美欧对中资开放门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势迅猛。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跨国企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志能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主要有四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产品出口以及售后服务阶段；中国重化工业阶段获取海外资源的阶段；获取海外技术和市场网络的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全球布局阶段。第一阶段，中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基础是人口红利。低成本的劳动力，良好的配套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大规模相对完整的制造产业链，是中国产品冲击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基础。第二阶段，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中国自身需求的扩张，全球需求叠加，形成了“大进大出的格局”，需要全球的资源来支撑，中国的企业在全世界购买资源。第三阶段，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中国从重化工业阶段转向创业创新推动的阶段，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相比之下，一些欧美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和巨大的金融混乱，一些企业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断臂求生，而为中国企业低价购买技术和市场网络提供了机会。第四阶段，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一次具备了国家顶级战略的指导，并逐步配备了一些全新的顶级机构的支持，例如亚投行等。
“走出去”面临政治、法律、经济三大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持续发展，海外投资的规模和总量持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海外投资的风险也在不断地积聚并呈上升趋势。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霍建国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着三大风险：政治、法律和经济的风险。第一，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意识形态的潜在矛盾冲突以及各种可能产生的政治动荡和民主运动的冲击。这些变化将对正常的海外投资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如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动乱、南苏丹冲突，这些都属于政治上的矛盾冲突，并给我国在当地的投资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二，法律方面的风险主要包括贸易法律限制条款、财务的约束、就业及环境的保护政策等，例如中兴在美国公司同伊朗企业签署的贸易合同就违背了美国国会通过的对伊朗的制裁法令，并因此遭到美国政府的经济处罚，造成巨大损失。第三，经济方面的风险主要包括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乏力、通胀和失业的影响以及企业海外投资、经济测算不当所造成的投资回报率的损失等。
霍建国说，这一系列风险都需要我们在海外投资中予以密切关注和研究，有些情况应通过专业部门进行分析研究。此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也是不同的。从国有企业看，更多的风险来自于投资决策的失误。例如，中国一些大型国企在澳大利亚收购铁矿山亏损的案例，就属于决策风险的问题。而民营企业的风险多数体现在外汇波动风险和融资贷款方面有可能遇到比较大的麻烦和问题。特别是通过高息贷款支持的投资项目一旦遇到市场波动、利息上升就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甚至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等等。
李志能谈及中国国企和民企“走出去”面临的风险时表示，主要是对国际经营环境中的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认识不足。具体的表现是，在发达国家安全审查和司法诉讼多，在发展中国家涉及大量社会和环境风险造成的冲突。从投资主体看，中国对外投资从以国企为主转向以民企为主已经是必然趋势。国有企业主导的工程承包、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在2012年开始大力治理产能过剩后相对停滞，国有企业跨国投资并购能源和资源的风险已经被充分认识到。跨国并购过程中，国有企业代表国家主权财富的问题很容易被国外媒体渲染和攻击。国有企业投资决策和国内审批流程方面的不匹配也会带来额外的风险。民营企业则相对务实，决策灵活，反应迅速，在克服市场和制度文化障碍方面具有优势。在规模小的时候，一般不容易触及法律方面的风险。但是，在国际化过程中，民营企业依靠企业家自身的能力，缺乏对世界经济变化总体趋势的深入研究，在一些大的环境突变面前容易遭受挫折。
而在梅新育看来，民企和国企面临的风险绝大多数是一样的，只有少量不同：其一，由于国企、特别是央企平均规模大于民企，因此其在融资方面会得到相对较好的条件。不过这是由于规模决定的，不是源于所有制差异。除非是某些特定项目和特定企业，贷款人有理由认为借款人如果是国企，可以给予接近主权信用的评级。
其二，央企做的投资项目，在东道国没有发生政权更迭的情况下，东道国政府有可能将其国有化，但腐败官员、黑恶势力以私人名义把整个项目直接抢夺过去的可能性较小。而民企做的投资项目，有可能被腐败官员、黑恶势力以私人名义把整个项目直接抢夺过去。
企业加强风险防控，政府加大支持与服务
回顾历史，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历了众多艰难险阻。新时期，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规避和防范风险？从政府的角度，可给予企业哪些方面的支持？梅新育强调，首先，事前策略第一，事后策略第二。其次，“走出去”之前做好风险调查与防范工作。第三，不能指望别国商业环境与国内并驾齐驱，许多在国内不成问题的事情，在国外可能就是颠覆性风险。第四，高风险国家多销售，少投资，轻资产；低风险国家可以多投资，重资产。
霍建国强调，在加强风险防范方面，关键是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经营能力和水平。首先，企业要提高分析和把握市场的能力，对于国际经济的发展势头和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应预先有所了解，并注意采取防范措施。其次，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前一定要做好可行性研究分析，特别是针对投资行业领域及地区的选择等方面应进行深入分析，确保投入产出的效益。第三，要学会依赖专业团队提供必要的研究成果。目前国际市场竞争日趋复杂，金融市场波动异常。一般管理层对市场的把握难度越来越大，需要专业的咨询团队提供必要的市场分析报告，如美元的发展趋势，经济的表现及通胀的变化等经济信息，这些大的经济指标如果把握不准，有可能对投资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霍建国继而说，从政府角度看，对于“走出去”企业的支持关键在于开辟良好的国际环境，形成与不同投资目的国友好的双边关系。在此前提下，应积极同一些主要的投资伙伴国签署一系列有利于保护企业投资的协议。包括投资保护协议，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税收互免协议以及相互认证协议等，有了这些双边协议的保护，对投资企业的业务拓展是十分有利的。此外，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政府应尽力提供多方面的信息服务，为企业办理各种手续提供方便，特别是在外汇管制、资金流出方面政府应提供更多的便利。
从成败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
目前，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海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国内吸引外资的比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时也有失败案例。这些案例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李志能向记者介绍，2013年5月，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宣布，双汇以71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已发行的全部股份。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历程中对美国企业特大规模的并购。双汇国际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而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当时是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和猪肉加工企业。从双汇的角度分析，先进的技术、优质的资产、健全的管理制度、专业的管理团队、完善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领先的品牌组合等都具有较大的优势。从史密斯菲尔德角度看，它在美国处于生猪市场规模化进程的尾端，国际化才是其根本出路所在。它期待的是通过与双汇强强联合，引领中国这一世界最大猪肉市场的发展和现代化，扩大对亚洲这一主要增长地区的投资，加速全球扩展战略，进而影响国际市场的竞争。双汇通过并购史密斯菲尔德实现国际化，持续提高国际竞争力，成为国际肉类行业的前三强，是其今后的发展战略。这种立足全球整合的购并案例值得企业借鉴。
霍建国介绍，成功的经验还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在美国的起步也是比较早的。它通过建立仓储式的分销中心不断扩展业务类别，从最初的仅提供万向节单一产品逐步拓展到可提供多种汽车零部件产品，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企业的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同时企业的本土化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比较明显。而反观TCL集团2005年在法国投资收购汤姆森集团的案例，就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和曲折，收购多年后才产生效益，其间的投入成本和资金占用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最主要原因是对于产品的技术前景判断产生了问题，后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同最初的研判产生了巨大误差，拖延了数年才使TCL逐步恢复走向稳定发展的轨道。
李志能强调，新时期，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产业大都面临产能过剩，绝大多数有成长机会的创新型产业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需要中国企业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更强的社会责任、超越竞争对手的胸怀气魄，采用立足全球整合的并购战略，带动整个国家在新的阶段顺利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中国的进一步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