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冠群
贸易逆差是当前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共同决定开展旨在解决贸易逆差等问题的“百日计划”谈判。而贸易逆差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未来一个时期特别是“百日计划”达成后，可以通过高技术、农产品、能源、服务贸易、国际产能合作、美国代工、中美BIT谈判等领域的合作，削减贸易逆差，打牢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问题背景
中美经贸关系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间的双边经贸关系。中美两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发育程度存在差异，双方经贸领域的关切各有侧重。从建交30多年的历史看，中美经贸关系虽历经风雨，但始终向前。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在双边经贸合作中的利益不断扩大，相互倚重日益增强，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中美经贸关系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两国在经贸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利益更加融合的趋势不会改变。
目前，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40%，货物出口占全球的近四分之一，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占全球的比重均接近30%。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了500%，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出口90%的增幅。中国是美国许多产品的重要海外市场，美国出口62%的大豆、14%的棉花、17%的汽车、15%的集成电路，以及波音飞机全球交付数量的约25%都销往中国。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两国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今年1月20日，特朗普走马上任，执政后一直将中美关系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主席也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将中美交往作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今年4月6日-7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坦诚相见，释放了极大的善意和诚意，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并新建了四个对话合作机制，开启了“百日计划”谈判。这反映出两国元首非常务实的工作风格，掀开了中美合作新的一页。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大国，又共同肩负着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大责任。中美合作则世界兴，中美对抗则世界乱，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项。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美关系牵扯面广、问题错综复杂，搞好并不容易。特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两国认识还存在一些偏差，影响了两国合作的开展，比如近期双方高度关注的贸易失衡问题。
在特朗普上台前后，许多人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些担忧，认为特朗普会实现竞选诺言，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并可能发动贸易战。这种担忧一度影响中美甚至全球的经贸热度和市场情绪。然而从特朗普半年的执政情况看，特朗普非常重视中美关系，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与中方展开交流与合作，并对参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表示浓厚的兴趣，成绩是值得肯定的。
在中美关系新的历史阶段，经贸关系作为压舱石的地位更为突出。海湖庄园会晤后，两国经贸关系谈判先行，双方积极推动“百日计划”，并同意在“百日计划”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再讨论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目前，“百日计划”已进入收官阶段，双方为扩大两国经贸规模，改善两国经贸结构，各自付出了巨大努力，将达成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历史性成果。“百日计划”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我们不能指望只通过一百天的谈判解决所有的事情。“百日计划”后，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向何处发展，如何推进？是社会各界都极为关注的问题。
如何看待当前美中贸易逆差
解决贸易失衡是“百日谈判”的核心。“百日谈判”的成果是丰硕和务实的，但也要看到，贸易问题日积月累、根深蒂固，彻底解决绝非一蹴而就、旦夕之功。在“百日计划”中，中美双方已就相对容易的方面达成了共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特朗普总统将实现中美贸易平衡作为他的政策目标之一，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很大程度是中国造成的，中国是美国失业、贫富差距的重要根源。中方认为，应当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贸易逆差问题，这对于处理好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如果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认识偏差，可能会使两国关系陷入迷茫甚至冲突。
（一）从本质上讲，美国贸易逆差是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决定的
2016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大约7500亿美元，这些逆差来自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逆差国，并非是这10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是美国自身的问题。美国外贸逆差问题由来已久，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外贸从未顺差过，这根本上是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决定的。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各国为获得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元，争相向美国出口货物。美国自1971年出现逆差至今，除1973和1975年外，再未出现过顺差，迄今逆差累计已达11万亿美元。截至目前，全球美元储备5.1万亿美元，各国持有美国国债约6万亿美元，二者总计也是11万亿美元，与美国贸易逆差累计额相当。这说明，美国的外贸逆差实质上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产物和支撑。如果美国不放弃美元国际货币功能，贸易平衡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美国贸易逆差是国内消费和投资比例失衡造成的
美国是一个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2016年消费12.8万亿美元，占GDP的68.7%，比中国高出17个百分点，而储蓄总额3.5万亿美元，仅占国民总收入的18.1%，比中国低近30个百分点。储蓄率低意味着投资少、产能低，弥补国内消费缺口必然依赖进口。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消费占比上升了9个百分点，而储蓄率却下降了5个百分点，此消彼长意味着要有更多的进口满足需求，这也是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美国若继续执着于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非着力调整国内消费储蓄模式，只会造成逆差来源的转移，而不会根本上解决逆差问题。
（三）中美贸易逆差实质上是亚美贸易逆差
关于中美贸易逆差，表面上看规模大约3500亿美元，占美国逆差的将近一半。但深入分析，这个数据是要大打折扣的。从国际分工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密切相关，是国际分工梯度转移的结果。现阶段中国顺差大多是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根据美方统计计算，美对华贸易逆差占美逆差总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0%升至2016年的47%，但同期美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贸易逆差占比则从23%降至11%。贸易顺差或逆差反映了中美比较优势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口贸易国之一，很多亚洲企业在中国设厂，来自日韩、东南亚乃至中亚、蒙俄等国家的原料、产品经简单加工、组装后从中国售往美国，美国对华逆差实质上反映的是对整个亚洲地区的逆差，将这3500亿美元全部算在中国头上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如果能够按附加值来统计贸易结算，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会大大缩小。按照中美两国商务部联合研究表明，如果扣除中国加工贸易中的进口成分，2016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将调减至2205亿美元，较美方统计的3500亿美元减少了约1300亿美元。
（四）汇率问题并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关键
解决中美经贸问题要摆正方向。一直以来，美国有人认为，中美贸易逆差是人民币低估造成的，这个观点禁不起基本的推敲。历史上，美国曾要求日元、马克、韩元、新台币升值，意图解决对日、德、韩及台湾地区的逆差问题，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现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还是美国逆差的重要来源地。中国自汇改以来一直在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人民币已经大幅升值。2005年7月至2016年1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7%。中国不会搞货币竞争性贬值，在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将会增强，这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人民币也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经过一个震荡期后，人民币汇率将逐步趋向新的均衡。
“后百日计划”双方的行动方向
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客观事实，但这种不平衡主要是由全球产业布局、国际分工以及中美经济结构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引起的，存量资源结构很难一时改变。在中美经贸关系上，不应老是纠缠在存量方面，应该眼界更宽，着眼于增量，发现新机遇、新市场、新领域和新空间。希望中美两国能以“百日计划”成果为开端，持续有力地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和市场开放，加强经贸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消除双边贸易投资障碍，通过在第三国进行商业合作等多种方式共同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实现更加平衡的双边经贸关系。
（一）扩大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出口，缓解中美贸易逆差
美国高技术产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应扩大对华出口，缓解中美贸易逆差。
高技术产品出口。目前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约为20%，而十年前为30%，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降幅，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对美国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医药、机械设备、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品具有巨大市场需求，如果美国能够放松管制、增加技术转让，将会大大增加美对华出口，中国将为美国创造重要的增长动力和更多的就业岗位。双方应共同反对两国及其他国家采取进口替代、不合理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和保护主义政策。
农产品出口。农业是中美经贸合作起步最早的领域之一。自2001年以来，两国农产品贸易额年均增长15%，其中美对华出口额年均增长17%，长期保持顺差，中国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第二大市场，仅次于加拿大。中国是美国大豆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棉花第二大出口目的地，未来在大豆、棉花贸易方面两国还有很大合作潜力，中方愿意进一步增加自美国大豆、棉花等农产品进口，同时加快与美国就牛肉追溯和检验检疫条款的谈判，适时实现美国牛肉对华实质性贸易，这在缓解中美贸易逆差的同时将惠及数以百万计的农户。
能源出口。美国自“能源革命”以后，能源供应充足，能源价格具有竞争优势，中美双方具有较大合作潜力。中国可扩大自美液化天然气、原油、成品油等能源进口。据全球能源和金属行业专业顾问Wood Mackenzie估计，到2030年，美国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可能达到每年260亿美元，合作市场空间很大。
（二）扩大中美服务贸易规模
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产业门类齐全。2016年美国服务业年均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79.5%，而中国同期服务业比重仅为50.7%。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测算，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中国的4倍。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美方是逆差，但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是逆差。据中方统计，2016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约1/4。
如果美国能够进一步向中国开放医疗、养老、旅游、教育、保险、科技服务等市场，将会大大弥补商品贸易的逆差。比如教育，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数据，2016年中国在美留学生已超过30万人，他们吃穿住行都在美国，一年就为美国经济贡献了114.3亿美元。比如旅游，2016年中国赴美旅游人数估计在300万人次左右，如果按每人次在美消费5000美元计算，总消费将达到150亿美元。这些对缓解逆差的作用都是不能低估的。从2006年到2016年，美对华服务出口额增长5倍，服务顺差增长39倍，2016年中国在美旅游和教育支出也分别较去年增长16.6%和8.1%，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中美服务贸易领域合作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三）中美共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美国基础设施的老化促生了对投资的大量需求，美国新一届政府已将其作为一项工作重点。中国在市政道路、高速公路、立交桥、高速铁路和港口等基建领域具有较强的能力和成本优势，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有很大潜力通过融资、提供货物和服务来为此做出贡献，中国企业有能力、有意愿参与美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相关投资。
中美可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共同“走出去”，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特别是在“一带一路”中，中美可加强合作。“一带一路”是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重大倡议，既有沿线国家的深度合作，也一直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其他非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美国企业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高标准和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巨大产品需求，也将会极大促进美国的出口，有助于“美国优先”战略的实现。中美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合作。美国钢铁有技术，中国钢铁有产能，中美可以合资组建钢铁公司，为美国及各国基建提供高质低价的钢材。美国核电技术发达，中国核电施工能力很强，中美可以共同组建核电集团拓展全球市场。中美可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由美国出技术和装备，中国负责施工建设，共同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经济发展能力。
（四）推广“中国品牌+美国代工+返销中国”生产模式
目前，美国部分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美国在电、气、土地、物流、原材料、融资、税收等领域有成本优势，可尝试推广“中国品牌+美国代工+返销中国”模式，即选取若干产业，采取“两头在我、中间在美”，即品牌和市场在中国、加工制造在美国的做法，中国提供品牌、技术和部分原料，在美国加工制造，再使产品出口中国，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化为中国在美离岸加工贸易，既有利于削减中美贸易逆差，又有利于为美方创造就业和税收。可将该模式作为解决美对华贸易逆差的有效方式，纳入中美“百日计划”谈判和全面经济对话机制中，选取食品加工、建材生产等在美国有综合成本优势的产业先行先试，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商讨如何为该模式创造贸易、投资、通关、检验检疫、政府监管的便利条件。
（五）尽快重新启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
目前中美BIT谈判已完成了34轮磋商，并已交换了3次负面清单，特朗普上台后，中美BIT谈判已被搁置。当前，双方应尽快重启中美BIT谈判。BIT谈判将为中美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让美国企业分享到中国的开放红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大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将贸易领域的盈余以投资形式回流美国。如果BIT谈判能够取得重大进展，未来可在BIT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路径推动开启中美BITT谈判（BIT+Trade），并可在BITT的基础上，争取早日启动中美FTA谈判，打牢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本研究得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重大基金课题《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变化研究》的支持）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