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有人会觉得“义”与“利”的关系很容易弄清楚，只要不“见利忘义”不就行了。但其实，二者是一种多维的价值对应关系，忽视“利”的存在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忽视“义”又会产生拜金主义、诚信缺失等问题。古人对义利观有着许多丰富而精深的探讨，重温先秦诸子们的有关论述仍会获得许多启发。
重义轻利
在甲骨文里就有“义”这个字了，最早它由“羊”和“我”两部分组成，“羊”表示祭祀品，“我”的意思是兵器，结合起来指的是出征前的祭祀仪式。人们都希望在战争中取胜，而获胜则意味着一种正义，“义”慢慢地被引申为合适的、正义的。
孔子进一步丰富了“义”的内涵，他在许多言论里都谈到了“义”，认为“义”就是正义、道义，是人的基本修为。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有圣人、仁人和君子等多个层次，其中君子是他最看重的，因为这是普通人经过努力而可以达到的，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如何成为君子？孔子给出了几个条件：“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意思是，要想成为君子必须把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去表达，用忠诚的态度去完成。
孔子将“义”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强调“义”不以任何事物为目的，但所有事物必须以“义”为目的，认为不坚守“义”就会“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所以在“义”面前要有坚定的信念，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即使贫穷、即使面临危险也要义无反顾地把“义”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
孔子自然也知道“利”的存在，但他说“义”的时候多，说“利”的时候少，即《论语》所说“子罕言利”。除“见利思义”外，孔子关于“利”的论述里还有一句话著名的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虽然将“义”与“利”对立来看，但他并没有完全否认“利”，《论语》还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只要符合道义，追求“利”也是可以的，而不符合道义的“利”则毫无意义，也就是孔子说的“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
义利两分
孟子对孔子的义利观进行了发展，与孔子“重利轻义”有所不同，孟子在重视“义”的同时也强调“利”，强调对二者的追求都有其合理性。
在追求“义”的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的思想并且加以新的强调。孟子是著名的“性善论”者，他提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又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总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既然如此丢掉“义”就是对人性的背叛，是一种坚决不能容忍的行为，所以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
孟子“舍生取义”较孔子“见利思义”在程度上无疑又进了一步，但孟子并不排斥对“利”的合理追求。有人曾问孟子的弟子屋庐子“礼与食孰重”，屋庐子回答说“礼重”，此人马上反问道：“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如果坚守礼可能生命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先得到食物活下去再说呢？这个问题难住了屋庐子，如果按照老师讲的“舍生取义”，那就应该宁可饿死也不要食物，但这似乎又违背了常情。
屋庐子向孟子请教，孟子回答道：“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意思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如果不看所处起点是否一致而只拿最高的地方去作比较的话，那么可以使一块一寸见方的木头高过尖顶的高楼，金属虽然比羽毛重，但一个金属的衣带钩却无法与一车羽毛去比重。孟子接着说，食物虽然重要，但如果只有扭断亲哥哥的胳膊才能将它夺过来，这样的食物还吃吗？
这段对话的重点并不是强调“义”始终高于“利”，而是在揭示“义”与“利”之间其实有着复杂的辩证和层次对应关系，“义”与“利”既有质的区别也有轻重、大小、层次上的差异，不能因为任何一种“义”去否定所有一切的“利”，“义”与“利”应区别对待，在具体情况下做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对待二者应当并重。
孟子提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意思是统治者首先要让百姓的物质利益得到一定满足，才能要求他们讲求道义，这是孟子义利观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运用。
以义制利
荀子对“义”与“利”的认识也有新的发展，荀子总结了许多历史经验，进一步证明了遵守道义、正义的重要性，他指出“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在从兴盛和衰亡两个方面分析了历史经验后荀子得出结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义”很重要，但荀子又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认为追求“利”是人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的存在无关乎出身和地位的高低，“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荀子还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荀子认为仁、义、礼等道德规范并非与生俱来，需要人们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才能获得，问题不在于如何抑制这种逐利的欲望，而在于如何加以引导。
荀子说“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主张统治者不要回避和打压人们对“利”的追求，但荀子也反对将人们的欲望不加限制地无限释放，对于当时出现的以它嚣、魏牟等为代表的主张纵欲的学说，荀子给予了猛烈批评，指出“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认为这样的学说只能使人们的思想产生混乱。
荀子认为可以用“义”去约束“利”，对个人修身来说，他主张“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认为加强自身修养可以实现“以利制义”。对于治国，他认为“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所以强调治理国家首先要“立义”，认为“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
贵义尚利
墨子的义利观也有新的内涵，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义，天下之大器也”，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义”提到了新的高度，但同时他也认为“利”同样重要，提出“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也就是把能否“利人”作为衡量“义”的标准，认为如果不以“利人”为目的，“义”也就没有了实际意义。
这种认识的产生有一定的现实原因，墨子生活的时代出现了一种现象，对于究竟什么是“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出现了“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的状况，大家都打着“义”的旗号行事，有的还互相攻击，甚至“父子、兄弟作怨仇”。针对这种状况墨子提出“同天下之义”，也就是确立“义”的统一标准，他主张“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在统一“义”的过程中墨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没有“利”其实也就没有“义”，他甚至指出：“义，利也。”这样的观点较之前的诸子们又前进了一步。
从修身的角度，墨子主张“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表面是说与“利”无关的行为都可以停止，其实强调的是“利”与“义”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从治国的角度，墨子主张“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强调治政者要多为百姓谋利益，而不只是一味地强调百姓要去尊崇礼义。
先秦诸子们之所以对“义”与“利”进行了大量深入而细致的探讨，是因为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无论对修身还是治国都十分重要，而“义”与“利”有着复杂的辩证关系，无法“一言以蔽之”。由于所处时代的原因，他们的某些认识可能还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在对“义”的认定上就有一定的狭隘性，有的观点是站在当时统治者的立场去提出的，但总体来说这些探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尽管逐利是人的天性且有着强大的驱动力，但2000多年前的先秦诸子们并没有在“利”的面前臣服，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强调坚守“义”的重要性，对见利忘义、急功近利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具有思想上的引领作用，他们的许多论述仍值得今天的人们去重温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