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俊峰 苗海民
近年来，中央对工商资本下乡保持着谨慎支持的态度。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对工商资本下乡的阐述。应该说，工商资本下乡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在工商业资本和农业不断磨合和融合过程中，经验教训也伴随而生。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着严峻的供求不匹配问题和农产品高成本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在这种新常态下如何看待工商资本下乡，以及如何通过工商资本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亟待理清的问题。
工商资本下乡的利与弊
当前，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以土地经营者的角色直接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或者采取土地反租倒包的形式，从村集体组织中承包土地，然后再配置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直接投资进行规模化种养殖活动；另一种是以间接方式进入农业生产环节，主要有“公司＋农户”“中介组织＋农户”“农产品交易所＋农户”等形式。
工商资本下乡改造传统农业，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工商资本将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重新整合，并引入现代化生产和管理要素，改造了传统农业，从而达到降低成本和增加产出的效果。
首先，节约土地。工商资本的逐利性，必然会通过土地整合实现规模化经营，以实现其利润目标。在土地的整合过程中，原先小块状土地之间的田埂、堤埂得到充分开发，增加了土地的有效利用面积。如被称为“希森模式”的山东省希森三和集团和希森中联马铃薯产业集团，其仅通过土地整合，就节省了650亩左右土地 。
第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根据2016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显示，我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总成本高达1190.04元/亩，其中人工成本为447.21元/亩，占37.58%；两种油料成本为1152.39元/亩，其中人工成本630.94元/亩，占50.75%；其他大宗作物，如棉花成本为2288.44元/亩，其中人工成本高达1387.75元/亩，占60.64%。劳动力成本已经成为推动农业成本上涨的主要动力，而工商业资本下乡则是利用先进的集约型生产要素，节约劳动力成本，实现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目标。
第三，提升农产品质量。传统小农习惯于投入成本低、见效快的简单技术，如化肥和农药，这种技术多为粗放式投入，对提升产量效果显著，但也有可能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产品质量下降。工商资本下乡可通过系统成套技术的运用，如农业病虫害检测预警技术，通过定点治理病虫害，实现对农业经营的精细化管理；同时标准化农业操作系统，有利于最大化保障农产品安全，避免人为因素带来的质量风险。如“希森模式”通过建立循环农业系统，有效解决了当地农业污染问题。
第四，推动农民增收。工商资本下乡通过与农民合作，有力推动了农民增收。第一种直接经营方式，可为农民创造稳定的非农收入，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将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而第二种间接经营方式，除通过订单农业增加农业收入外，也为当地农民提供了较为可观的非农收入。因此，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推动农民增收。
但是硬币都是双面的，工商资本的逐利性也容易引发市场的盲目性投资，造成农民利益受损和引发土地“非粮化”“非农化”现象，不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实现。
首先，在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工商资本利用自身市场和资金优势，可能会压低价格收购农产品，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资本主义倒牛奶”的假象。而农民在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往往会发生与公司冲突或集体性上访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另外，工商资本通过产业一体化，也可能会对小农生产形成替代，影响农民就业和增收，进而波及社会稳定。有调查显示，工商企业直接经营农地，原承包农户的劳动力只有20%左右能够进入企业工作。
其次，工商资本下乡，容易导致过度“非粮化”“非农化”以及大量圈地和排挤农民等现象。主要原因归结于种植业环节营利性较差，工商资本不仅要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也要面临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而土地的“非粮化”“非农化”具有较小风险和较大利润，在利润驱使下，易将优质农业土地转向其他方向，从而在宏观上影响我国粮食安全，不利于社会稳定。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企业从一开始出发点就不正确，准备钻政策的空子。
总之，工商资本下乡在高效利用农业资源、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和推动农民增收等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将工商业和农业融合在一起，有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但工商资本逐利性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如市场投资的盲目性、资本对劳动的排斥和土地“非粮化”“非农化”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因此，工商资本下乡重在扬长避短，才能发挥其真正作用。
新常态下工商资本下乡的挑战与机遇
工商资本下乡不是一种新现象。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鼓励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随后，由于个别工商资本存在着经营不善，农民土地租金不能及时到位，土地非农化等问题，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了调整，号召探索建立工商企业流转农业用地风险保障金制度，严禁农用地非农化。为尊重各地方差异化、更好地规范工商资本下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尽快制定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的准入和监管办法，严禁擅自改变农业用途。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完善工商资本租赁农地准入、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并将经验制度化。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研究制定引导和规范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具体意见，工商资本下乡开始进入制度完善化阶段。
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收紧，工商资本下乡既有机遇，又存在挑战。
机遇主要表现在：首先，小农生产方式带来的系列矛盾愈演愈烈。由于小农生产盲目性与从众行为，当前多数农产品在市场上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使得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过剩的矛盾。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缓解当前小生产及其所引发的系列矛盾，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在成本推力和利润拉力下，农民逐渐接受土地流转，土地规模化经营已成为趋势。根据农业部经管总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发生流转的承包地面积占比已达到35.1%，即有超过1/3的承包地发生了流转。与此同时，49.7%的新生代农民工习惯城镇生活，不会种地也不愿种地，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抛荒。据报道，在河南南部、湖南西部的山区耕地抛荒比例接近1/4。
第三，一二三产融合概念的提出，为工商资本创造了较好的宏观环境。工商资本下乡有了一个好的政策基础，可通过产业一体化，以二三产业弥补第一产业低收益，从而避免对土地的“非农化”使用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面临的挑战主要有：首先，工商资本下乡门槛逐渐提高。工商资本下乡引发土地“非粮化”“非农化”的现象，促使地方政府对待工商资本下乡态度由鼓励逐步转变为谨慎态度，通过工商资本下乡准入制度、监管和风险管理等方法，逐渐提高工商资本下乡门槛。
第二，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工商资本意愿不高。近年来，随着农业优惠政策不断出台，土地收益逐年上升，加上按承包面积进行补贴的粮补政策，农民转出土地意愿下降。而进城务工收入不稳定，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惜地”心理。另外，工商资本将农民土地流转后，往往不能给予农户相应的社会就业保障，而土地租金多为固定租金，与土地预期收益上涨存在不符，也降低了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
总之，当前工商资本下乡既有挑战又有机遇，面对挑战，只有迎难而上；把握机遇，才能实现工商业和农业的双赢。
推动工商资本下乡政策建议
通过工商资本下乡，改造传统农业，缓解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同时又要兼顾农民利益和社会稳定，是当前推动工商资本下乡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在政策设计上，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避免工商资本投资盲目性，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工商资本的逐利性，容易造成投资的盲目性，形成投资风潮，最终引发市场恶性竞争或供过于求，进而影响农民利益，严重情况下会导致经营失败，致使工商资本和农民两者皆输。因此，工商资本下乡，需对其进行引导，防止盲目投资，形成合理有序的投资格局。
第二，鼓励工商资本服务农民和农业，进入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农业并非所有环节都是弱质性和低效益，仍然存在一些具有较大潜在收益的领域，比如农地托管、农机全程服务、农产品精深加工、金融担保等，通常这些领域需要较大的资金或技术门槛，小农户无力承担。应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去投资这些单个“农民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鼓励工商资本用最现代化的机器、最现代化的技术，给传统的农民提供最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服务，形成互补性合作，由此获得双赢。
第三，工商资本下乡政策应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确保工商资本下乡稳定发展。随着惠农政策越来越丰富，农业开始有了较好的盈利前景，这也是工商资本下乡投资的动力之一。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工商资本，在前期往往会给予较多承诺或优惠政策。当这些承诺或政策不能及时兑现时，工商资本有可能会将政策风险转嫁给弱势农户，严重时可能引发工商资本跑路，引发社会风险。
第四，鼓励工商资本发挥专长，与农民建立稳定合作关系。政府应当识别工商资本原有的专业特长和优势领域，使工商资本下乡能延长农业产业链和增加附加值，并与农户建立长期稳定合理的利益链。如广东温氏食品有限公司 ，通过公司和农户稳定合作关系，切实降低交易费用，达成了参与者共赢的结果。
第五，兼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工商资本具有替代劳动力的性质，在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应逐步推进，兼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地方也不要动员和组织城镇居民到农村租赁农户承包地。
第六，工商资本下乡与土地流转要因地适宜，不能一刀切。如蔬菜主产区、养殖区、经济作物区和林区、生态保护区，则利于采取农超对接“公司+农户”“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等形式；郊区、工业发达区、旅游区，要防止过度“非农化”与“非粮化”；南方和中西部丘陵区、山区土地大规模流转不现实，若农业增长和农业生产效率等因素没有下降，政府没有必要插手土地流转。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