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一个热衷“炫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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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

在私有制下,拜金主义难以避免。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曾多次掀起过拜金主义的高潮,可以称为“极端拜金主义时期”,只延续了51年的西晋王朝无疑是其中之一。西晋时期拜金主义的产生和泛滥,很大程度上与对财富未能树立起正确的认识有关。

世易风移

在三国时代,人们普遍崇尚节俭,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汉末天下大乱,战争、天灾和疾疫对生产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破坏,人口锐减,物资匮乏,物价飞升,正常年景50钱一石的粮食到战乱最严重的时候窜升至数万钱一石,还时常有价无市。
在这种情况下,节俭成为一种风尚,不仅普通百姓不得不节俭度日,统治阶层也意识到节俭的重要性,纷纷带头节俭。以曹操为例,《三国志》说他“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帏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曹操每天的饮食“不过一肉”,女儿出嫁,嫁状只不过一些阜帐。当时“天下凶荒,资财匮乏”,文武官员们的服饰难以照古制完全统一,曹操为此发明了一种“皮弁”,也就是简易的冠帽,“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贵贱”,曹操带头佩戴这种帽子。
曹操的节俭作风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卞王后“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她经常提醒身边的人“居处当务节俭”,她到弟弟卞兰家做客,“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曹魏大将军夏侯惇“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曹操的重要智囊荀彧及其侄荀攸“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名臣毛玠“常布衣蔬食”,位至三公的华歆“素清贫”,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虽在军旅,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翻开史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三国志》将汉末和三国时代称为“节俭之世”。
三国归晋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方面国家实现了统一,结束了近百年的战乱,生产逐渐恢复,物资慢慢丰盈起来;另一方面门阀制度进一步确立,世家贵族不仅享受高官厚禄,还利用政治特权占山封泽、广建庄园,积累起大量的财富,为一部分人追求奢侈享受创造了物质条件。
魏晋以后玄学兴起,玄学主张“率性而动”,认为人们应该“各任其所欲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和消费观,《晋书》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

奢靡享受

西晋的首任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前期尚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励精图治、积极革新,最终灭掉了吴国,建立了统一王朝。但他登上皇位之后却性情大变,《晋书》记载其“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由于后宫得宠的人太多,司马炎“莫知所适”,于是“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宫人们就把竹枝插在门上,又在门口洒上盐水,引诱羊车停在自家宫门口,司马炎的荒淫奢靡从这个“羊车望幸”的历史笑谈中可见一斑。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当时整个贵族阶层都弥漫着一种追求享乐的风气。
从饮食上说,王公大臣们争相锦衣玉食。辅国大将军王濬因为平吴之功,“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太傅何曾在司马炎禅让代魏中立下汗马功劳,从此“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他每次参加宫廷盛宴都不动筷子,原因是宫中的美味虽然已极为丰盛,但都比不上他自己家里的馔食。司马炎发现了这个问题,不仅不加以责备,反而允许他再参加宫廷宴会时可以带上自家的菜肴。何曾的儿子何劭继承其父的奢侈风气,“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从居住上说,西晋上层贵族居住的地方也普遍比较奢华。《晋书》记载,晋武帝时齐王司马冏“大筑第馆”,规模“与西宫等”,“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晋惠帝司马衷的长子司马遹不学无术,小时候就喜欢在宫里胡闹,曾在宫里开设集市,让人杀牲卖酒,他亲手拈量斤两,被立为太子后将府第修建得“镂饰金银,刻磨犀象,画室之巧,课试日精”。《晋书》还记载,侍中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另一位侍中贾谧“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闳,器服珍丽”。石崇还在金谷涧修建了豪华别墅,“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
从服饰上说,尽管对不同品级官员服饰有着不同的规定和限制,但大家也尽可能想办法突破这些限制,通过华丽、昂贵的服饰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和财富。《晋书》记载,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何劭“衣裘服玩,新故巨积”,石崇“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就连家中的厕所也“有绛纹帐,祵褥甚丽”。
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自上而下传导到社会各阶层,带坏了社会风气,许多人不以奢靡为耻,反而认为铺张奢侈是“名士”作风,有的表示羡慕,有的想办法加以效仿,形成了“富者扇其骄风,贫者耻躬不逮”的不良风气。

炫富斗富

西晋刮起的这股奢靡之风十分猛烈。除了追逐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外,一些大富大贵的人在充分满足自己享受的同时,还经常以各种方式来“炫富”,以获得内心的虚荣感。
骁骑将军王济的祖父王昶曾任曹魏司空,父亲王浑当过司徒,都位列三公。王济本人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女婿,既是世家大族又是外戚,所以深得晋武帝的宠信。《晋书》说他“性豪侈,丽服玉食”。他家的厨师曾发明一种极为美味的“蒸肫”,司马炎亲自品尝后赞不绝口,询问之下才知道是“以人乳蒸之”。当时京城洛阳的地价很贵,王济买了块地,在那里修了一处“马埒”,也就是跑马场,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编钱满之”,就是用铜钱铺地,时为称之为“金沟”。
王济的“炫富”行为引起了一个人的不快,此人名叫王恺。他的祖父王朗做过曹魏的司徒,父亲王肃是魏晋间的名士,他本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更得司马炎的偏爱。《晋书》说王恺“既世族国戚,性复豪侈”,他曾用一种名贵的赤石脂涂抹墙壁,目的也是“炫富”。听说王济弄出一个“金沟”,王恺大为不满。王恺有一头绰号叫“八百里驳”的名牛,于是就拿这头牛与王济一决高低,双方的赌注是“钱千万”,看谁能射中这头牛。王恺认为自己箭法好,就让王济先射,结果王济“一发破的”,一下子就把这头牛射死了,王济呼左右来把牛心一割,留下无比沮丧的王恺扬长而去。
王恺跟石崇斗富的故事更广为人知。石崇的父亲石苞曾任大司马,石崇也是豪族出身。听说王恺的家中用糖水洗锅,石崇就吩咐家人烧火不用柴禾而改用蜡烛;听说王恺为了“炫富”专门做了一条长达四十里长的丝步障,石崇马上吩咐下去,专门订做了一条五十里长的锦步障;听说王恺家用赤石脂作涂料,石崇立即用当时十分名贵的花椒去涂墙。
王恺、石崇二人斗富,王恺眼看处处都居下风。司马炎知道后不仅不去制止这种无聊的行为,反而暗中帮舅舅王恺的忙,“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王恺于是拿这个来打击石崇的气馅,哪知石崇看到后“以铁如意碎之”,还在王恺惊愕不已之时,石崇“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恺比者甚众”。王恺的虚荣心被彻底打击,“恍然自失”。

走向衰亡

用铜钱铺地、用花椒涂墙,织数十里长的步障,这些东西消耗掉巨大的财富,但除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却不具备什么特别的实用价值,为此大量资源白白地被浪费,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破坏性的奢侈消费。
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奢靡生活,有限的社会财富必须投入到一些奢侈品的生产中,一部分人为此也要离开农业生产,去生产供富人们消费的那些东西,农业和一般性手工业生产在资金和人力投入方面就会因此降低。为了维持奢华的生活,王公贵族、世家豪门往往要养大批仆人为其服务,《晋书》记载司徒王戎有“家僮数百”,石崇家里有“苍头八百余人”,所谓“苍头”就是奴仆,石崇家的厕所里都“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贾谧家中则“歌僮舞女,选极一时”。
晋初虽然经济有所恢复,但基础仍很薄弱,百姓的生活总体上仍很艰辛,名臣傅咸曾上疏说:“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针对当时已经刮起来的奢靡之风,傅咸痛切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但统治阶层对这种现象的危险性明显认识不足,认为这不过是“吃吃喝喝”的小事,不必大惊小怪,以司马炎为代表的晋朝皇帝不仅带头奢靡享受,对群下“炫富”、斗富的行为视而不见,还经常在其中推波助澜。
追求过度享受,竞相“炫富”和斗富,不仅造成了财富的浪费和对经济的破坏,而且带坏了社会风气。一个沉迷于享乐之中的人会逐渐丧失事业心和进取心,而为了追逐标准越来越高的生活,许多官员自然会走上由“奢”入“贪”的恶性循环,使吏治难以清明。
马克思曾指出:“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消费过度和疯狂消费。”对西晋王朝来说,即便没有“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这个整天追求过度消费、热衷于“炫富”的王朝想必也难以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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