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在私有制下，拜金主义难以避免。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曾多次掀起过拜金主义的高潮，可以称为“极端拜金主义时期”，只延续了51年的西晋王朝无疑是其中之一。西晋时期拜金主义的产生和泛滥，很大程度上与对财富未能树立起正确的认识有关。
世易风移
在三国时代，人们普遍崇尚节俭，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汉末天下大乱，战争、天灾和疾疫对生产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破坏，人口锐减，物资匮乏，物价飞升，正常年景50钱一石的粮食到战乱最严重的时候窜升至数万钱一石，还时常有价无市。
在这种情况下，节俭成为一种风尚，不仅普通百姓不得不节俭度日，统治阶层也意识到节俭的重要性，纷纷带头节俭。以曹操为例，《三国志》说他“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帏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曹操每天的饮食“不过一肉”，女儿出嫁，嫁状只不过一些阜帐。当时“天下凶荒，资财匮乏”，文武官员们的服饰难以照古制完全统一，曹操为此发明了一种“皮弁”，也就是简易的冠帽，“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贵贱”，曹操带头佩戴这种帽子。
曹操的节俭作风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卞王后“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她经常提醒身边的人“居处当务节俭”，她到弟弟卞兰家做客，“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曹魏大将军夏侯惇“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曹操的重要智囊荀彧及其侄荀攸“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名臣毛玠“常布衣蔬食”，位至三公的华歆“素清贫”，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虽在军旅，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翻开史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三国志》将汉末和三国时代称为“节俭之世”。
三国归晋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方面国家实现了统一，结束了近百年的战乱，生产逐渐恢复，物资慢慢丰盈起来；另一方面门阀制度进一步确立，世家贵族不仅享受高官厚禄，还利用政治特权占山封泽、广建庄园，积累起大量的财富，为一部分人追求奢侈享受创造了物质条件。
魏晋以后玄学兴起，玄学主张“率性而动”，认为人们应该“各任其所欲为”，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和消费观，《晋书》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
奢靡享受
西晋的首任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前期尚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励精图治、积极革新，最终灭掉了吴国，建立了统一王朝。但他登上皇位之后却性情大变，《晋书》记载其“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由于后宫得宠的人太多，司马炎“莫知所适”，于是“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宫人们就把竹枝插在门上，又在门口洒上盐水，引诱羊车停在自家宫门口，司马炎的荒淫奢靡从这个“羊车望幸”的历史笑谈中可见一斑。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当时整个贵族阶层都弥漫着一种追求享乐的风气。
从饮食上说，王公大臣们争相锦衣玉食。辅国大将军王濬因为平吴之功，“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太傅何曾在司马炎禅让代魏中立下汗马功劳，从此“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他每次参加宫廷盛宴都不动筷子，原因是宫中的美味虽然已极为丰盛，但都比不上他自己家里的馔食。司马炎发现了这个问题，不仅不加以责备，反而允许他再参加宫廷宴会时可以带上自家的菜肴。何曾的儿子何劭继承其父的奢侈风气，“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从居住上说，西晋上层贵族居住的地方也普遍比较奢华。《晋书》记载，晋武帝时齐王司马冏“大筑第馆”，规模“与西宫等”，“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晋惠帝司马衷的长子司马遹不学无术，小时候就喜欢在宫里胡闹，曾在宫里开设集市，让人杀牲卖酒，他亲手拈量斤两，被立为太子后将府第修建得“镂饰金银，刻磨犀象，画室之巧，课试日精”。《晋书》还记载，侍中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另一位侍中贾谧“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闳，器服珍丽”。石崇还在金谷涧修建了豪华别墅，“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
从服饰上说，尽管对不同品级官员服饰有着不同的规定和限制，但大家也尽可能想办法突破这些限制，通过华丽、昂贵的服饰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和财富。《晋书》记载，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何劭“衣裘服玩，新故巨积”，石崇“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就连家中的厕所也“有绛纹帐，祵褥甚丽”。
这种穷奢极欲的生活自上而下传导到社会各阶层，带坏了社会风气，许多人不以奢靡为耻，反而认为铺张奢侈是“名士”作风，有的表示羡慕，有的想办法加以效仿，形成了“富者扇其骄风，贫者耻躬不逮”的不良风气。
炫富斗富
西晋刮起的这股奢靡之风十分猛烈。除了追逐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外，一些大富大贵的人在充分满足自己享受的同时，还经常以各种方式来“炫富”，以获得内心的虚荣感。
骁骑将军王济的祖父王昶曾任曹魏司空，父亲王浑当过司徒，都位列三公。王济本人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女婿，既是世家大族又是外戚，所以深得晋武帝的宠信。《晋书》说他“性豪侈，丽服玉食”。他家的厨师曾发明一种极为美味的“蒸肫”，司马炎亲自品尝后赞不绝口，询问之下才知道是“以人乳蒸之”。当时京城洛阳的地价很贵，王济买了块地，在那里修了一处“马埒”，也就是跑马场，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编钱满之”，就是用铜钱铺地，时为称之为“金沟”。
王济的“炫富”行为引起了一个人的不快，此人名叫王恺。他的祖父王朗做过曹魏的司徒，父亲王肃是魏晋间的名士，他本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更得司马炎的偏爱。《晋书》说王恺“既世族国戚，性复豪侈”，他曾用一种名贵的赤石脂涂抹墙壁，目的也是“炫富”。听说王济弄出一个“金沟”，王恺大为不满。王恺有一头绰号叫“八百里驳”的名牛，于是就拿这头牛与王济一决高低，双方的赌注是“钱千万”，看谁能射中这头牛。王恺认为自己箭法好，就让王济先射，结果王济“一发破的”，一下子就把这头牛射死了，王济呼左右来把牛心一割，留下无比沮丧的王恺扬长而去。
王恺跟石崇斗富的故事更广为人知。石崇的父亲石苞曾任大司马，石崇也是豪族出身。听说王恺的家中用糖水洗锅，石崇就吩咐家人烧火不用柴禾而改用蜡烛；听说王恺为了“炫富”专门做了一条长达四十里长的丝步障，石崇马上吩咐下去，专门订做了一条五十里长的锦步障；听说王恺家用赤石脂作涂料，石崇立即用当时十分名贵的花椒去涂墙。
王恺、石崇二人斗富，王恺眼看处处都居下风。司马炎知道后不仅不去制止这种无聊的行为，反而暗中帮舅舅王恺的忙，“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王恺于是拿这个来打击石崇的气馅，哪知石崇看到后“以铁如意碎之”，还在王恺惊愕不已之时，石崇“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恺比者甚众”。王恺的虚荣心被彻底打击，“恍然自失”。
走向衰亡
用铜钱铺地、用花椒涂墙，织数十里长的步障，这些东西消耗掉巨大的财富，但除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却不具备什么特别的实用价值，为此大量资源白白地被浪费，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破坏性的奢侈消费。
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奢靡生活，有限的社会财富必须投入到一些奢侈品的生产中，一部分人为此也要离开农业生产，去生产供富人们消费的那些东西，农业和一般性手工业生产在资金和人力投入方面就会因此降低。为了维持奢华的生活，王公贵族、世家豪门往往要养大批仆人为其服务，《晋书》记载司徒王戎有“家僮数百”，石崇家里有“苍头八百余人”，所谓“苍头”就是奴仆，石崇家的厕所里都“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贾谧家中则“歌僮舞女，选极一时”。
晋初虽然经济有所恢复，但基础仍很薄弱，百姓的生活总体上仍很艰辛，名臣傅咸曾上疏说：“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针对当时已经刮起来的奢靡之风，傅咸痛切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但统治阶层对这种现象的危险性明显认识不足，认为这不过是“吃吃喝喝”的小事，不必大惊小怪，以司马炎为代表的晋朝皇帝不仅带头奢靡享受，对群下“炫富”、斗富的行为视而不见，还经常在其中推波助澜。
追求过度享受，竞相“炫富”和斗富，不仅造成了财富的浪费和对经济的破坏，而且带坏了社会风气。一个沉迷于享乐之中的人会逐渐丧失事业心和进取心，而为了追逐标准越来越高的生活，许多官员自然会走上由“奢”入“贪”的恶性循环，使吏治难以清明。
马克思曾指出：“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消费过度和疯狂消费。”对西晋王朝来说，即便没有“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这个整天追求过度消费、热衷于“炫富”的王朝想必也难以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