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张菀航
今年年初以来，由于中国经济指标的回暖，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迎来“新周期”的讨论。这种讨论随着上半年经济增速达到6.9%而进入高潮。无论是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进出口，还是房地产，都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的答卷。
在认为中国即将进入新周期的学者们看来，中国经济已走完增速换挡期的“L型”，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其理由主要是供给出清与需求复苏。另一些学者则称，中国并未进入经济增长新周期。他们认为，中国的投资主力仍然是政府，上半年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在20%以上，接近投资总体增速的3倍，而民间投资增速慢于总体投资增速，以新需求或者新技术驱动的可持续、高效投资尚未形成。
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周期”？当前经济环境下，“新周期”的定义是什么？经济运行进入“新周期”的条件或判断标准是什么？下一步我们应如何调整，重点做好哪几方面的工作？《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相关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新周期”之说很难成立
“很多人理解的‘新经济周期’只是在短期内库存去化、产能去化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表示不认同进入“新周期”的看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持类似观点。他说，目前的情况既然是“超预期”，意味着它是一个“意外”。中国经济运行的逻辑是政府主导，并不完全反映经济的自然运行状态。所谓“新周期”，如果存在的话，只有在经济有内在的、自然的驱动力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也才可能持续。当前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在哪里？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懒政”、民营企业经营环境不佳、民企信心与活力不足、人民币贬值和外汇流出的压力依然存在，最近的环保督察在具体执行中又出现一些过激行为，都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另外，所谓“库存周期”也缺乏说服力。苏剑的看法是，库存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不是经济运行的原因，也很难成为经济运行的推动力，库存的变动可以用来分析和诊断经济的运行状况，倒推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经济运行的逻辑，但不能把库存的周期性变动抬高为描述整体经济运行的“库存周期”。
李勇坚表示，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趋势是稳中趋好。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物价水平持续稳定。二是工业生产持续向好。三是服务业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对就业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加。四是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俊伟看来，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确实出现了一系列向好迹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PPP快速发展，弥补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所造成的投资缺口；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向深入，“去产能”取得显著进展，钢铁、煤炭、有色、化工等行业市场供求关系显著好转，留存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改善。三是市场信心逐渐恢复。近年来，我国虽然也发生了许多风险性事件，但这些事件的影响都限制在了地区范围之内，并没有扩散、发展成为全局性恐慌和危机。上述三个因素集中在一起，推动了当前的经济回升。
张俊伟认为，在三个原因中，“去产能”是最直接的推动因素。他说，借助行政手段，大刀阔斧地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快速而显著地改变了重化工业的市场供求态势，并带动相关产业、相关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升。这可以归结为存货周期的特殊而强烈的表现形式。至于由“去库存”引发的投资增加，我们还没有看到，因此，很难说我国经济现在已进入了新周期。
苏剑则表示，本次中国经济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形势改善。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一谈到国外需求的贡献，人们往往用“净出口”的贡献来衡量，这是不确切的。按照净出口来衡量，目前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但“净出口”低估了国外需求的贡献，高估了国内需求的贡献。比如消费需求虽然提高了，但如果提高的是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也就是消费品进口需求的增加，这种消费的增加对国内需求没有贡献，但却计入了消费的贡献中，同时通过增加进口压低了净出口，这就高估了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考虑国外需求时，应该用总出口，而不是净出口；同样，在考虑国内需求的贡献时，应该用本国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来衡量，而不是总的国内支出。根据中国近年来的数据计算可知，出口的增长直接拉动名义GDP增速0.25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加上乘数效应，至少拉动0.5个百分点，远远超出今年GDP增速0.2个百分点的提高量。因此，可以说，“目前的所谓‘新周期’，是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的结果。中国经济自身的内在动力其实是下降的，也就不存在所谓‘新周期’一说。”苏剑说。
新生增长力量尚未形成
“新周期”的定义是什么？“新周期”有哪些地方仍然值得探讨，为什么社会对此看法并不一致？经济运行进入新周期的条件或判断标准是什么？李勇坚认为，“新周期”的定义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一种：第一，社会进入一种新的需求状态。即社会因为技术进步、社会心理变化、人口年龄变化、未来预期变化、出口环境变化等诸多原因，整个社会需求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社会供给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技术变化等原因，使社会的整体供给模式发生变化。只要这两种因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可以视为社会进入一个“新周期”状态。但是，从目前已发生的经济增长故事看，没有看到这两个变化的迹象。
所以，所谓的“新周期”，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社会的新生增长力量是否已经形成。不论这种力量源于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
张俊伟认为，在以下几个因素调整到位之前，很难说经济运行已步入了新周期：第一，经济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由于利益关系复杂、涉及关系广，最核心的两项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只是刚刚完成改革方案设计、进入改革试点推进阶段。只有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利益关系调整基本到位，经济运行步入新周期的制度基础才能真正夯实。
第二，金融体系运行。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近年来，我国金融创新“日新月异”，这与金融市场固有的缺陷结合在一起，导致金融风险、金融事件层出不穷。不久前，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了“先监管、后改革发展”的思路。这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改革发展思路的改变，也带来了“监管风暴”。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客观上具有金融紧缩的效果；而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影响到中小企业融资。在金融运行“新常态”建立之前，紧缩将是金融市场运行的主格调。在此背景下，经济运行很难进入新周期。
第三，新型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这为发掘经济增长潜力、迈入新周期指明了努力方向。近年来，有关方面多次强调要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加快外来人口落户。但由于不愿意改变既有的利益格局，相关措施明显缺乏力度，政策效果也十分有限。在新型城市化道路进一步明晰并取得显著成效之前，经济运行很难进入新周期。
第四，“去产能”“去杠杆”进程。当前的“去产能”措施具有强烈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一方面，重化工产业领域内大企业收入增长、利润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被淘汰出局，导致企业主及相关投资者（借款人）财产湮灭。类似的，“去杠杆”操作也具有明显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在“去产能”“去杠杆”告一段落，中小企业主信心得到恢复之前，经济运行很难进入新周期。
第五，下游产业结构优化进程。“去产能”带来基础产品和基础原材料价格“回归”，也使下游产业面临进一步结构优化和整合重组的压力。在下游产业结构优化取得切实进展之前，我国经济也很难整体进入新周期。
风险上升，内生动力下降
2017年中期国民经济“成绩单”稳中向好，亮点频现。然而，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仍存在哪些问题及挑战？在苏剑看来，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内在动力不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失衡。国有部门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下降，而民营部门因为经营风险的上升内在动力也有所下降。
李勇坚表示，第一，金融业面临着失速的风险。我国金融业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到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8.4%，其比重超过美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仅次于以金融业和航运业为经济支柱的新加坡；金融业利润占比亦远超美国。金融业对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2016年为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源于房地产（与金融密切相关）、投资（与金融直接相关）、汽车、金融等。在金融业面临失速风险的情况下，将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从调查数据来看，资金脱实向虚的情况仍然存在。调查显示，自2017年3月起，反映资金紧张的企业比重连续4个月超过四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增强。
第二，部分行业经营情况仍不理想。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行业PMI连续位于临界点以下，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原材料上涨的动力消减，部分相关行业的增长不可持续。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1-5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2033.1亿元，同比增长79.4倍。但是，这种上涨的动力已明显不足。
第三，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严重。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仍未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山西等资源型省份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刺激下，经济增速表现不错，但是，长期转型的动力仍未形成。
第四，利益格局固化，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较为困难。从近几年来看，虽然在中央层面出台了很多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但并没有完全达到理想的效果。从政府部门的监管来看，监管体系对于新经济不适应的情况仍然存在。
完善市场机制，实质性推进结构性改革
在步入新周期之前，结构调整仍将是经济运行的主旋律。而经济运行步入新周期的上述前提条件，则为我们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下一步需要重点做好哪几方面的工作？张俊伟指出，一是完善市场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方面出台了多项改革措施。当前，要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好、贯彻好，加快构建新体制、新机制的步伐。尤其是在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完善要素市场，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立规范高效、透明有序的市场环境等领域，要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充分发掘内需潜力。要顺应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内在要求，推动城市和产业布局的优化，推动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缓解中产阶层焦虑，进一步释放需求升级的潜力；进一步推动“双创战略”，以创业带动就业，发展壮大中产阶层；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当前，我国“三农”发展正处在关键转折点上。应借鉴“塘约道路”的经验，以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为抓手，推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三是落实好“一带一路”建设。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讲好“中国故事”，在不断扩大“朋友圈”的过程中，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扩大经济调整回旋余地。
“我仍坚持中国经济在今年可能出现前高后低情况的判断。即使经济增长率在下半年维持在6.9%，也不代表中国经济新生增长力量已经形成。”李勇坚说。
他认为，下一步要做好四项工作：第一，通过各种政策，稳定社会预期，促进消费水平持续增长。第二，鼓励创业创新。创新创业对增长的作用仍未能在最大程度上释放出来，需要进一步出台相应的政策，促进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第三，更加精准化与精细化的宏观政策。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宏观政策的操作难度正在加大，这需要更加精准化与精细化的宏观政策。政策的灵活性仍需要增加。第四，实质性推进结构性改革。要大力推进国企、财税、金融、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政府监管体系等领域的改革。只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国才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