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这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根据造成生产过剩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症结，形成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和改革及政策措施，是缓解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这里笔者对一些流行使用的经济学思路和不同的政策工具进行有效性评估。
凯恩斯财政扩大需求的政策困境
凯恩斯将短期生产过剩解释为经济周期的一部分，扩张和繁荣之后就是回落和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消费倾向——边际消费率，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即储蓄起来多一些还是拿货币去投资多一些等。凯恩斯认为，生产过剩是这三个心理因素引起的，一旦预期未来投资不好，消费者就愿意自己储备货币而不愿意消费，最后导致生产过剩和投资不足问题出现。比如经济衰退时期，私人不愿意花钱投资，为了把周期抹平，政府就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基建投资等方面支出，以便最终实现扩大就业和拉动经济复苏的作用。凯恩斯政策确实使得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繁荣了十多年。
从改革开放到2013年左右，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的拉动。由于消费主要基于居民收入，且支出不会大起大落，因此其影响国民经济上下过度波动的力量不大。而投资和出口则受政府支出偏好、投资者国内经济预期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动影响较大，因而其变化是形成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上下波动的两个重要因素。而出口，受制于其他国家经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起落时，熨平波动的手段，从需求侧看，主要是政府运用支出进行增加或者减少投资的干预。
对2012年开始下降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这样的逻辑思路和政策建议。如林毅夫教授就认为，中国这一次国民经济下行，是由外部因素如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造成世界经济波动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际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造成的，这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的趋势，只有国际周期性的原因可以解释。国内国民经济本身因城市化水平还较低、人均GDP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还会保持15到20年8%以上速度高增长。因此，应当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熨平这一向下的波动， 增加赤字，发行国债，扩大基建投资需求，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从需求侧发力拉升起来，等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就会重新步入高增长速度的正常轨道。
实际上，凯恩斯财政赤字、发行国债和扩大基建投资的政策， 虽然在战后让发达经济体保持了十多年的繁荣，但是，也带来了“滞胀”的后果。1973、1974年发达国家出现了全球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凯恩斯政策工具长期使用，除了造成物价上涨，还发生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陷入低速增长轨道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两次物价上涨。前一次是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导致超发货币引起的，而后一次是价格放开和普调工资水平， 为工资成本推动和消费品供给不足形成的通货膨胀。自此，中国财政遵守收支平衡和略有盈余的原则， 经济运行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GDP比率都很低。采用凯恩斯扩大需求政策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下行影响开始的。财政支出方面，实施赤字政策，发行国债，并扩大了铁路、高速公路、水利等一系列基建投资规模。这一次财政扩大需求政策较为成功的条件和环境是：遇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后，生育较为宽松形成的经济主力人口上行增长，既提供劳动力要素供给，又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当时基建投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程度相对较低，投资中转化为劳动力工资成本的比例较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东部工业地区和城市转移，与制造业相结合，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也推动了出口的长期中高速增长；城乡和各自内部居民之间的财富收入差距没有现在大，收入向城市和向上层流动集中传导的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力量还没有形成主流。
但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环境发展了非常大的变化。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率从上行转变为下行，人口结构开始老化，进入工作的劳动力供给要素开始负增长，消费主力人口也在逐年减少；从农村向城市和东部工业地区转移的劳动力规模也在逐年减少，剩余劳动力逐步枯竭， 劳动力工资和社保成本上升；国内的欧美制造业外企投资和生产相对收缩，加上国际市场低迷，出口下行；而80年代的基建投资，其劳动工资转化率为40%以上，由于工程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与方式的发展、普及，投资转化为劳动工资的比率下降到了15%到25%之间，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分析， 我们从过去经济主力人口规模年年扩大，每年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是大于上一年的生产能力，需求大于供给；政府基建投资正好为要扩大的制造业创造外部经济条件，并转化为消费能力的程度较高，国民经济处于向上扩张的时期。而2011年以后，经济主力人口开始收缩和老化，每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减少，总是小于上年形成的生产能力，总供给开始大于总需求；政府基建投资转化成工资和消费能力的比率越来越低，制造业投资扩大和生产率提高，则导致更多的生产过剩；由于制造业扩张停止，政府投资基建对于企业的外部经济性边际效应也在下降。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时间太长和力度过大，经济主力人口下行的坡度太陡和人口结构老化较为严重，工业化在人均GDP水平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时就提前结束了；加上土地、户籍、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体制的阻碍，农村人口市民化城市化滞后，并在农村形成和积累了大量错过城市化的人口。
而从财富收入的流动和分配看，由于土地住宅等体制的扭曲， 也形成了城乡和各自内部居民间房地产财富向城镇和上层集中流动的格局，收入差距比过去要大，其也不同程度地传导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
而总量性的赤字和发债，支出以基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不能解决今天消费需求不足和最终消费品生产过剩的问题。
中性货币政策的无效和量化宽松的后果
凯恩斯政策的长期化，使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普遍发生了恶性通胀。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经济波动和扩大需求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生产能力长期由资本技术决定，而不决定于货币。货币是一个稳定的函数，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所需要的货币、股票、价格、汇率等，它和生产集体的变化关系不大，因此，即便短期内可以通过刺激需求使经济稳定，但对长期经济增长促进没有作用。于是， 他们提出中性货币政策，强调要放开市场、管住货币。
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弗里德曼的提法主要在德国效果比较明显，这是因为德国战后婴儿出生率比较高，人口增长处于上行期，德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要比英国法国晚，倘若使用凯恩斯扩大总需求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用多投放货币，只要放开市场，德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仍然存在。
各国政府和央行在实施货币主义政策时有一个发现，即当经济速度下行时，有时短期内多投放货币，可以通过刺激需求使经济回到稳定。于是往往将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配合使用。当经济增长较低，失业率较高，生产过剩严重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用来刺激经济。而另一方面， 当通货膨胀严重时，央行相对收缩货币，抑制物价水平过快上涨。国民经济在“高失业和低增长”与“通货膨胀、高失业和低增长”中徘徊。货币主义“管住货币、放开市场”的理念和中性货币政策，最终也没有解决其“滞”与“胀”间的反复纠缠。
中国进入21世纪后，实际上也向量化宽松的货币供给方向转变。笔者认为，这里要对被动的量化宽松货币供给与主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相区别。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和美国都出现了量化宽松的货币供给。美国是因为贸易逆差太大，进口实际就是通货紧缩， 导致经济不景气。为了刺激经济， 美国央行主动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由于美元是主权国际货币，多投放的美元，流入世界经济领域，引起全球大宗商品等价格的上涨，而其国内消费品的价格，上涨非常有限。中国则由于贸易顺差，越来越多的外汇在央行负债方的占款，需要投放货币进行平衡，也被动式地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当然，如果外汇不能被居民购买储备、外汇出外投资、扩大进口等加以平衡，就会有推动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压力。
在2008年遇到美国次贷危机， 导致中国对外贸易收缩，增长速度下行，出口加工提供的工作岗位减少。于是，中国也采取了主动式量化宽松的货币供应政策。特别是在2009年，M2总量为610225亿元，比2008年的475167亿元增加了135058 亿元，M2供应增长幅度为28.42%。这使2 0 0 9 年商品房价格上涨了23.18%，2011年的消费物价上涨了5.4%。当时，积极的财政政策， 加上中短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在2009到2011年间，GDP仍然保持了9.4%、10.6%和9.5%的增长速度。
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于2012年跌到8%以下后，进入中速增长并下行的轨迹。虽然2013和2014年，我们对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采取了淡定的态度，拟不再对需求实施如2009 年一样的财政和货币强刺激政策。但是，这两年的M2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仍然为13.6%和12.2%，2015年加杠杆推动经济增长，M2的增长速度还是为13.3%，均高于这三年GDP 的增长速度；2016年M2增长开始回落为11.3%，2017年上半年同比增速又放慢为9.4%。
多投放货币推动经济增长与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存在两难。目前，在中国持续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碰到的难题在于：（1）货币投放对提振消费物价水平，给制造业提供宽松的需求环境没有作用。由于经济主力人口收缩，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收缩，货币投放不能被增长着的消费品供给与需求吸收，消费物价仍然低迷，也就是说出现了类似于日本的“你可以印出货币来，但是， 你印不出挣钱和花钱的人来”的问题。（2）由于生产过剩，货币投放不被制造业的投资扩张吸收；由于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农村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受阻，需要大量消费品的传统工业化阶段提前结束，财富收入向城市和向上层流动集中， 消费需求不足，制造业几乎全面过剩，不能扩张投资和生产制造，而吸收央行放出的货币。（3）投放的货币不能进入股市和流出国内进行平衡。货币流向和被吸收的领域有限，实体经济和制造行业，由于过剩和比较投资利益低，而进入意愿不强；股市发行融资，以及定向增发市场，包括二级转手投资市场， 由于上市企业的效益和质量及其分红低少甚至无，许多当年融资的公司目前已经消耗完投资者的融资而成为空壳，二级市场机构投资者掠取中小股民的利益，其吸引居民投资的引诱力也大大下降；对外汇和其他资金汇出避险及其他投资进行限制，也使国内充盈的货币无法以流出加以平衡。（4）宽松的货币投放，能进入的渠道，只有房地产投资投机领域，但是，居住性的房地产供给实际已经过剩，如果放任货币持续流向房地产领域，结果只是不断地推高城镇的住宅价格水平。由于中国没有开征房地产税，居民不动产的持有成本几乎为零，房地产成为资产保值增值的货币投资选项，而行政寡头垄断拍卖土地和饥饿供地方式，使房地产的价格急剧上涨，财富增值效应很强，于是其吸收央行投放货币的引诱力非常强。而相当规模的中产居民直接投资创业，由于受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和亲戚不能办企业（这并不是对此项规定有反对意见，领导干部亲属确实要在办企业方面避嫌，只是从投资和货币的流向来观察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笔者注），持有的货币不能流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 他们只能投资股票和购买住宅才不算违规，从流向看，过多进入的是房地产投机领域。
前面已述，国民经济总的负债率，不计外汇占款，2016年已经达到了GDP的270%。如果继续以多供应货币，加杠杆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投放的货币不能被实体经济、制造业、新经济领域等等所吸收， 形成的是经济泡沫，金融稳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中性的货币政策， 解决不了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问题，而持续量化宽松的货币供给， 可能会造成金融体系动荡的后果。
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能够力挽下行吗？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从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的问题，增加储蓄和投资，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可以自动恢复。客观来看，供给学派相关政策经过美国里根时代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时代的实施，也的确带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兴。
为什么供给学派政策会起到作用，主要还是取决于劳动、资本要素供给数量的边际报酬率。如果政府税收太多，报酬率就下降，投资者就不愿意投资，劳动者甚至不愿意参加工作，而宁愿去领政府的失业救济金。所以，供给学派认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以实现市场要素的供需均衡和有效利用。他们提出要减少社会支出，主张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投资，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鼓励劳动者参加工作，提高工作意愿。企业投资扩张以后，生产能力就会扩大就业，创造出来的产品也能抑制通货膨胀。普通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后，收入水平和消费欲望提升，总供给和总需求也会平衡，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自动瓦解。
但是，从世界经济看，在发达国家总人口增长下行老化和收入分配向上流动机制传导生产过剩的两大难题下，供给学派解决不了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衰退困境。一是因为里根政策实施后，减税政策相当程度上有利于资本技术所有者，它的财富实际上是向上流动的，20世纪80年代实施供给学派政策，发达国家经济虽然有10到20年的繁荣，特别是给资本普遍减税，导致了财富收入差距的拉大， 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穷人数量也不断增加。如今美国陷入的就是其传导型的生产过剩和经济低迷。二是在人口下行背景下，萨伊定律是失效的。这是因为总人口减少后，总需求将不断压缩，减税后生产能力扩张，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过剩局面不仅不会好转，而且还会恶化， 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比如，目前欧洲的总和人口生育已经降低到了1.5左右， 人口增长率在5‰以下。日本生育率下降到1.42，人口已经负增长为-0.77‰，结构也已经老化。日本和欧洲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边际总需求萎缩要求上年生产能力相应减少，即生产过剩已经常态化。所以说，萨伊定律在人口增长上行阶段是成立的，而在下行阶段就不成立。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前三种理念和工具的整合，今天，特朗普在国内采取减税政策就是供给学派的办法，扩大基建投资是凯恩斯的办法，对外是反经济自由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总体上，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大杂烩和混合物。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单纯使用一种货币主义的办法或者财政政策的办法，但是，即使特朗普的这些政策实施，它的后果会怎么样？减税是不是让收入更多的资本所有者获得？美国的人工成本很高，智能机器人替代制造业中的劳动者，甚至大规模替代商业金融领域中的工作人员，特朗普减税吸引制造业回流和增加就业的目的是不是会大打折扣？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或许并不理想。
照搬供给学派的政策会解决中国目前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吗？回答也是否定的。（1） 前面已述，中国由于实行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的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下行更陡和更老化，边际总需求连续递减，下一年需求萎缩自动地压缩上一年原有的生产能力， 消费需求收缩和生产能力延续过剩的局面，可能比欧洲和日韩等国家和地区还要严重一些。普遍减税并不抑制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人口老龄化，更不能增加经济主力人口， 也就不能在总体上扩大消费需求来平衡生产过剩。（2）中国的另一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放缓原因，是城乡及其各自内部居民间房地产财富收入向城市和向上流动集中的传导。总量的普遍减税，也无法改变这一结构性的内因。（3）中国的税制结构与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是，税收来源以间接税为主，政府90%左右的税收来自于企业上缴的增值税，或者从企业中征缴的社保费等。而美国联邦收入结构中，企业所得税只占5%左右，其他为社保税和个人所得税，没有对企业开征增值税。美国州政府主要有销售税，县市地方政府主要有房产税。中国无法如美国特朗普计划的那样，将企业所得税负从35%下调到15%，减税幅度达57%。当然，这样的减税政策能不能在国会两院通过，还有待观察。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对企业减税也达到特朗普计划的幅度，那么政府公共财政和事务，基本上会陷入瘫痪。（4）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 创造制造业复苏的市场需求环境， 与对企业减税相结合；仅仅对企业减税，并不解决人口下行老化和财富收入向城向上流动集中传导的过剩。中国的高税负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显得并不突出，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的税负能通过规模销量和价格提高转移出去。而到了经济下行时期，生产全面过剩，制造业市场相对萎缩，高税负无法通过规模生产销售和价格向上变动转移，而价格下行和开工不足，使企业税收承受能力大大下降。因此，适当对企业普遍减税是必要的，但是，不针对经济下行深层次的症结治疗，还是无法扩大消费市场需求、平衡生产过剩和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5）在智能机器人大举发展和替代劳动力就业的情况下，对此企业减税，利益集中到技术和智能机器人资本所有者中，扩大收入差距，会形成新的生产过剩。现在还有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是，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会给未来的就业、收入、消费、生产和供给，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在替代减少的就业的同时，会创造更多生物人类的就业， 还是会越来越多地替代压缩生物人类的就业机会空间？如果其替代的生物人类的就业，多于其创造的新的就业，那么，一是劳动者从就业中获得工资的水平和规模就要相对或绝对减少，其收入水平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就会相对收缩；二是智能机器人创造的利润收入，向技术和机器人资本所有者流动和集中，其边际消费率越来越低，而智能机器创造的财富和服务能力越来越高。于是，可能会形成比传统经济时代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