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先后供职于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专注经济史和三国历史文化研究，出版有《曹操秘史》《曹操》《三国往事》《浪花淘尽英雄》《生子当如孙仲谋》《旷世雄才刘玄德》《机关》及随笔集、诗集等，有多部作品在香港、台湾出版。
春秋末年的“三家分晋”，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大幕。独立成国后的魏国率先由李悝主持开展全面改革，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国力变得强大起来，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然而这种势头却又是短暂的， 由于这场改革本身存在一些不足， 魏国没能实现持续强盛。
经济改革
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灭掉智氏，晋国公室名存实亡，晋国一分为三，这件事被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的分水岭。公元前403年，魏文侯被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为侯，魏国正式成为封建国家。
魏文侯不仅是魏国的开国君主，也是魏国最有抱负的领导者。他在位期间拜李悝为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使魏国呈现文化鼎盛、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局面，奠定了魏国作为“战国七雄”的基础。
李悝所主持这场改革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所以经济领域是其改革的重要方面。当时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生产粮食的多少决定了综合国力的强弱，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是一个重要课题。除此之外，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受商业流通因素的影响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农民的收入未必会因此而增加，这会挫伤其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何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也是一个难题。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李悝在改革中分别采取了措施，一方面提出“尽地力”，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解释，其“着重的并不是农业技术，而是推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 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并采取一种措施保证粮价稳定，以保障农民的生活”。具体来说就是统一分配耕地，督促农民积极耕作，增加粮食生产。李悝算过一笔账：“以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百里之地有农田600万亩，耕种尽心与不尽心，每亩有3斗的增减，算一下总数就是180万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另一方面，李悝又提出用“平籴法”来解决丰产与欠收情况下粮价波动的问题，丰收年景百姓手中的余粮很多，这时由国家以平时的价格收储粮食，等到欠收年景粮食短缺时再以平价卖给百姓，既防“谷贱伤民”又防“谷贵扰民”。在具体操作上，李悝根据丰收或欠收的程度不同分别制定了相应的余粮收购和“国储粮”投放比例： “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乘三而舍一，中孰则乘二，下孰则乘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果之。”
重视农业生产，照顾从业者的切身利益，无疑可以让他们更稳定地依附在土地上，从而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史记》称“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
政治改革
李悝的改革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涉及政治层面，主要体现在人才的选拔和官吏任用方面。
魏文侯视李悝为老师，经常就如何用人的问题向其请教。有一次，魏文侯问李悝：“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
这里说的两个人分别是魏成子和翟璜，李悝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着重讲了他对人才认定标准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只要看他平时所亲近的是哪些人、富裕时结交哪些人、显贵时推举哪些人、不得志时不做哪些事、贫穷时不要哪些东西就行了，总的来说就是“举贤以德”。
针对当时用人上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李悝提出了“淫民”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这是贵族世袭制所带来的弊端，李悝认为应该“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土”，他还提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 使有能而赏必行”。
这些主张得到了魏文侯的支持，魏文侯本人就是一位“贤君”，《战国策》说“周衰，世主无如魏文侯之贤者”，对他的评价极高。魏文侯能知人善任，拜子夏、田子方为师，任用李悝、翟璜为相，起用乐羊、吴起为将，治下还出现了西门豹等有行政专长的人才，一时间魏国人才济济。
法治改革
李悝还被视为法家的始祖，这得益于他撰写的著名法家著作《法经》，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法经》现在已经散佚了， 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其大致分为盗、贼、网、捕、杂、具等6篇，李悝编制这部法典的目的是“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 在逐步废除世卿世禄制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保护封建制度，维护封建秩序的稳定。
从前人的论述和评论来看， 《法经》的规定系统而严密，《盗法》涉及的是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情况，《贼法》涉及的是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情况，《囚法》规定了有关审判、断狱的程序， 《捕法》讲的是如何追捕罪犯， 《杂法》涉及的是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犯罪行为如何处罚，《具法》规定了如何定罪量刑。
《法经》提出了“王者之政， 莫急于盗贼”的立法精神，体现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以及“轻罪重刑”的立法原则。它先列罪名、后定刑制，这种“以罪统刑”的方法被后代所广泛接受，使《法经》成为历代法典的蓝本。商鞅曾拜李悝的继任者公叔痤为师，他对《法经》十分崇拜， 后来正是带着《法经》到秦国去实行变法的，以至于后人评价说“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
改革依赖
综上所述，李悝在魏国主持的这场变法活动是一项内容丰富、系统全面的综合性改革，在魏文侯的大力支持下，这场改革总体上也进展得较为顺利，取得了切实成效， 《汉书》总结称李悝的改革“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从地理上看，魏国西有秦、韩，南有楚国，北有赵国，东有齐国，周边“列强”环伺，地势易攻难守，稍有不慎即有亡国之危，很难有太大作为。但魏文侯在位50年间却不断向外拓展势力，向西攻占了秦国的河西之地，向北越过赵国伐灭了中山国，向东打败了齐国的大军，向南不断出击楚国，使楚国在中原的土地几乎全部丧失，魏国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新兴的霸主。
如果魏国的综合性改革能持续发力，魏国的国力继续上升，那么未来统一天下的不是秦国而应该是魏国了，但魏文侯以后的魏国却逐渐暗淡下来，虽然其一直被位列“战国七雄”之中，但慢慢地走了下坡路，李悝主持的改革没能使魏国实现持续强盛。究其根源，应该说这场改革虽然找准了问题，也采取了对策，但改革的力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
从经济方面看，重视农业、调节市场都是正确的，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农业发展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建立重农、扶农的“长效机制”。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获利更加容易，要解决百姓弃农经商的倾向不能仅凭号召和鼓励，还应该有更为切实有力的措施，比如对非农业生产者进行抑制。对比一下随后的商鞅变法就会发现，李悝在改革方面的力度和深度都还不够，其花了很大精力推行的“平籴法”， 在未对商人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情况下其实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商人反而利用国家的平籴政策去谋取更大的利益，百姓受益是有限的。
从用人方面看，李悝的主张吸收了儒家的一些思想，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选人用人原则，但这些思想和原则只有落实到一项项具体的政策、措施上才会产生效力。判断一个人的德才与功绩不能只靠印象， 要有实际的操作办法，比如商鞅后来推行的“二十等爵制”，没有这样具体的考评办法作为配套，单凭正确的用人导向还难以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
从法治方面看，《法经》的规定虽然系统而细密，但正如许多学者研究后指出的那样，其中的许多规定未必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比如《法经》专门为太子立了法， 规定太子有赌博行为要处鞭刑，不改正受杖刑，仍不改的就要废黜。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这样的规定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而即使所有的规定都能很好地执行，其也多停留在律法的技术层面，对于维护封建秩序有很大的作用，但对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则帮助有限。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阶段，李悝洞察到改革的契机，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也推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但这场改革总体来看还缺乏足够的深度。它之所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与魏文侯本人的作用密不可分。魏文侯是一位既有雄才大略又有忧患意识的君主，他能充分理解并全力支持这场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改革措施本身的不足。
魏文侯去世后，魏武侯继任， 他虽然也能征善战，但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也缺乏对深化改革的理解和支持。他辛苦征战了十几年，魏国的国势非但没有因此更加强大，反而四面树敌、危机重重。在用人方面，魏武侯也远逊色于魏文侯，他放弃了用人唯贤唯德的原则，重回用人唯亲唯贵的旧路，重用了善于逢迎的公孙痤等人，致使吴起、公孙鞅、范雎等一流人才纷纷离开了魏国，造成“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的窘境。
因人而兴又因人而废，这暴露了李悝改革的不足，根源就在于改革本身对于改革者的过分依赖。其后商鞅效法李悝在秦国推行改革， 他克服了李悝改革的不足，尽可能用制度去深化和细化改革，将改革措施落实为一项项可操作执行的法律条令，从而使改革本身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对改革者个人的依赖，以至于商鞅本人后来虽被“五马分尸”，而他所主持的改革仍能继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