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超
2017年11月8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次访华，我们则到访总部位于中国上海的新开发银行，采访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祝宪先生。
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又名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巴西联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印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统称为“金砖国家”）政府在2012年新德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期间作出、在2013年德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期间宣布关于建立开发银行的决定。2015年7月21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创始成员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初始资本为500亿美元，可扩充到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作为新开发银行中国籍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祝宪先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之后长期在财政部工作，并担任过财政部国际司司长。
1999年-2001年，祝宪出任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2001年-2002 年期间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2002 年加入世界银行，先后担任过世行太平洋岛国和孟加拉国的国别局长，之后升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世行集团首席道德官。
作为国际组织中屈指可数的中国籍高官之一，祝行长的谦和与“国际范儿”令人印象深刻。他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我很高兴能够接受这个采访，我希望广大的朋友们，不管什么样的背景都可以关注大使访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很宏大，但是与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当我问他最想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分享的一句话时，祝行长表示，“实际上，中国发展经验的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最关键一句话还是，‘发展是硬道理’。因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仍是第一要务。我们不应以GDP 的增长作为最直接、最重要的考核目标，而应该注重质量、效率和更可持续的发展。虽然内涵发生变化，但是发展是硬道理，是一个实践出来的真知。”
“特朗普是否变了”是个正在进行时的问题
中国发展观察：尊敬的祝行长，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首次访华。您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很多年，在正式开始采访之前，作为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中国籍领导，您可以和我谈谈特朗普吗？
祝宪：大家都很关注特朗普亚洲之行，他的首次访华不仅对中美关系，而且对全世界都会有影响。但是目前很难预测访华的最终结果，是现实主义战胜了他选举时“美国第一”（又译为“美国优先”）的竞选口号，还是他要把竞选中提出的那些口号借机提出？这些还是要看两国之间的互动。
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特朗普的原则就是“不能吃亏”，同时很多事情在他看来都是可以交易的。这种思维方式和习惯令他跟其他美国总统不太一样。可以说他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人。
但我觉得，他会坚持“美国第一”，问题在于他如何坚持。特别是在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交往的过程中，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他会在哪些问题上妥协，会在哪些问题上坚持到底。
中国发展观察： 作为一个“很难预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时声称“美国第一”，接着又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一段时间过去了，他是否意识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受到削减？特朗普亚洲之行是否散发出来一个新的信号，美国或者是说他本人要有所改变？
祝宪：上任以来的这段时间， 特朗普其实一直在调整，但是完全推翻“美国第一”是不可能的，他是靠这个口号成功当选的，他要对支持他的选民负责。但是如何实现美国利益，他的内阁和幕僚们之间也存在分歧，有的人可能更鹰派， 有的人更现实主义。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通过不同的途径进来， 他们的观点不同，也会有一个磨合期。实际上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个遇到这个问题的总统，这是美国总统上任后都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所以说特朗普是否变了，这恐怕还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问题。
尽管特朗普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人，但是作为“生意人”，他总是首先考虑“不能吃亏”，在“利益”问题上不断变化。他骨子里有生意人的精于算计，很多问题他首先看到的是“赔”还是“赚”。如果能够得到他急需的东西，他就可能在其他问题上“让一步”。
特朗普的逻辑是巩固或者说恢复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觉得为了履行美国在全球的全方位霸主地位的义务和努力，美国花费太多资源，并不值得。
新开发银行的“新”
中国发展观察：今天我非常荣幸到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大厦， 特别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邀请，特别高兴能够在新开发银行的总部对您进行采访。我的问题想从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开始。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新开发银行的“新”体现在哪里，特别是新开发银行有哪些“新”的职责和“新”的挑战？
祝宪：新开发银行由五个金砖国家在两年前宣布成立，总部设立在上海。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我们的业务现在已经开始。你问到新开发银行究竟“新”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作为第一代的管理者，也在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名字是五个国家的政府在决定成立这个多边国际机构的时候赋予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它有一个具体的含义，究竟“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是新的模式、新的理念，是一个新的发展过程，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涵盖各方面的“新”的定义，我们还在摸索的过程中。
具体阐述，我认为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开发银行是由五个金砖国家，目前没有发达国家参与的一个新的多边机构，同时希望成为一个以南南合作为主线的平台，这个就和过去大家熟悉的那种已经建立起来的多边模式，特别是发展援助演变而来的多边援助模式有所不同。这五个国家，现在都是中等收入大国，他们已没有资格再接受官方优惠援助。他们接受多边资金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行为，并不带有很多的援助和优惠成分。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新型机构，新在我们并不向成员国提供官方援助，我们致力于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我们提供的是资金支持。如果这些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做，而不是我们给予、他们接受的这种关系。
第二，“ 新” 在我们的行动力，如何变得更有效率，而不是仅仅根据现有的国际开发的议程去执行。我们跟原有的国际组织，比如说世行、区域性开发银行，在发展的总体目标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比如联合国系统提出的新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减贫，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区别在于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机会，搭建一个新的平台，探讨新的方法，更好更快地达到这些目标，更贴近合作伙伴的需求。
就具体的业务操作模式来讲， “新”体现在我们的运作模式，特别是项目准备时间要比其他机构更快一点，六个月是我们所要求的准备时间，而在过去，很多的多边机构准备项目，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项目，都要一至两年的时间。
还有，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按照国别的标准来开展我们的业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的项目中， 在采购和安保政策等方面，我们基本遵循所在国的政策标准，而不另搞一套。这些方面也可能并不是战略性的“新”，而是一种业务操作模式的“新”。但这些方法还在探讨过程中。
总结起来就是，第一，“新” 在我们不是国际官方援助的一部分，而是跟成员国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成员国的一种平等伙伴关系；第二，“新”在怎么去做；第三， “新”就是提高效率，减少官僚主义，使“客户”感受到我们提供的优质服务。
由发展中国家发起意义重大
中国发展观察：谢谢您对于“新”的阐述。作为总部设立在中国的一个新的多边金融机构、一个国际组织，新开发银行的未来将会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大家也都非常关心。新开发银行未来会不会扩容，会不会有新的成员国加入？
祝宪：设立新开发银行，总部放在中国上海，开展国际开发金融的业务是一件历史性大事。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 简称亚投行，AIIB）也设在中国， 总部在北京。从整个治理结构、区域分布、成员国等方面，我们跟亚投行都有不少的不同点。新开发银行是最近二十年由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发起的新的机构，而不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机构。在冷战结束以后，在现有的多边机构里成立最晚的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但它也是由发达国家为主发起的。而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都是由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金砖国家，分别发起的，意义重大，它本身就是探索一种新的运作模式、一种新的战略方向。
我们现在只有五个成员国，但这五个成员国很有代表性，都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大国，又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发挥着在各自区域中领头羊的作用。
按照新开发银行的章程，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可以成为成员国。我们现在正在做技术准备工作， 在适当的时候，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考虑并批准银行扩容的计划，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吸收其他国家成为成员国，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中国发展观察：那扩容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呢？
祝宪：这还很难说，因为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这是一个“双行线”，要考虑各种因素，其他国家是不是愿意参加，什么时候参加， 因为加入进来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作为新成员国，按照我们的要求， 要交股本金，要受章程的约束。
中国发展观察：您作为新开发银行的副行长和首席运营官，我们对您的工作特别感兴趣，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或者项目，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开发银行的工作？
祝宪：我们作为新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已经开始了业务，先从贷款做起。第一年，也就是去年， 我们给五个成员国提供了七个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约为15亿美元。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完成大约25亿美元。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批项目，大多数是新能源，可持续发展领域所必不可少的一些像风电、太阳能等方面的项目。
今年我们根据成员国的需求， 也扩展到一些传统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跟扶贫密切相关的项目。以中国为例，我们提供的项目包括福建的海上风电项目，这是很有新意的。中国在最近几年间大规模开发陆上风电后，海上风电还是一个相对新的事情。我们找准这个切入点，将来不仅仅在中国进行海上风电开发，还可以扩展到其他有条件进行海上发电的发展中国家，积累比较好的经验。再比如我们在印度的一些跟扶贫有关的项目。印度政府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用中国的语言，叫“村村通水，村村通路”，就是说每一个村庄都应该能够接上管道通自来水，每个村庄都能通路。印度政府提出，希望我们支持这个庞大计划。
我们希望从事的项目不仅仅提供长期的资金，还能够提供新的理念和实践，可复制的经验，同时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明年我们还会进一步扩充贷款，目标是40亿美元，力争三年能迈上三个比较大的台阶。
中国发展观察：您一直强调一个“新”字，那么项目方面，你们会不会对科技金融这样新的领域有所关注，对软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领域有所关注？中国在这些领域发展得非常迅速。
祝宪：中国现在提倡创新， 创新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新的科技发展。我们也在探索如何给一些项目提供相应支持。比如刚才我提到的福建的风电项目，就使海上风电的风机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上了一个台阶。这种支持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使中国海上风电装备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又比如在轨道交通领域，我们现在支持印度和中国的一些地铁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支持一些有创意的技术，使项目变得更为成熟、更为可靠。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有很多科技金融方面的新的项目，如果有可能，我们也愿意介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从中国来看， 不说别的，仅从支付手段来讲，我们就跳过了发达国家从支票本到信用卡的过程，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支付，给人们的生活甚至是边远地区、乡村或是低收入阶层带来了一场金融革命。我觉得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大的潜力，如果有可能有机会，我们都愿意提供相应支持。
中国发展观察：我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从去年开始我也有机会调研了很多中国金融科技方面的领军企业，收获很大。印度的软件业在全世界领先，在科技领域也有很多优秀的国际化人才和企业。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开发银行五个国家中的印度在这方面的情况？
祝宪：印度在科技金融方面也很有特色，但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跟中国比还有一定距离。中国的阿里巴巴等公司已进入印度。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它有很大的需求。印度的市场和科技企业跟中国比，有它的强项，也有不足。比如说印度软件很发达，但是印度的人口构成，包括农村人口、低收入人口比中国更多，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大力开发适用技术，也需要提高执行力等。印度现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一些服务业也在迅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印两国完全可以把新的做法、新的技术进行互相交流。中国的相关经验也可以复制到印度去。
印度的人力资源很丰富，人口红利现在比中国还丰富。因为拥有众多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印度可以做到很多在发达国家不可能做到的服务。前不久，印度政府决定取消印度卢比的一些现钞，某种程度上倒逼印度的经济从现金经济演变成一个市场型的甚至是科技型的金融体系。
中国的“引领”作用
中国发展观察：就在大约两个月之前，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峰会上，您特别提到了“中国在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机制中的许多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中国怎样发挥“引领”作用？
祝宪：首先，在新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上，五个国家是平均的，也就是说，这五个国家平等地占据20%的股份。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占据的股份也是20%。这体现了成员国互相尊重的理念。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尊重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其他四国加在一起还要多，但是在成立的时候，中国具有大国风范，坚持平等互利，同意在银行股份中，和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一样只占20%。但是这不等于中国无所作为。在这个机构成立的过程中，中国非常积极，在很多方面起了引领作用。比如在初始阶段， 包括中央政府、财政部、上海市政府，都给新开发银行的成立提供了非常高效的、富有成效的支持。包括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办公，也是得益于上海市政府的支持。
同时在发展理念上、在业务方向上，中国作为我们五个成员国中最大、具有非常丰富和成功发展经验的大国，提供了很多宝贵建议， 发挥了引领作用。比如，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最成熟的；在资金方面，中国已不再处在一个资金短缺的阶段，而是处在一个资金输出的发展阶段，但是为了帮助新开发银行的业务发展，中国愿意推荐一些高质量、有新意的基础设施项目，让我们来提供资金。中国给新开发银行提供了各方面的强有力支持。
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既要很好地向那些已经成立多年的发展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学习，同时又要推陈出新。中国确实在新开发银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引领不等于突出自己，不尊重别人，引领是一个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从世界银行到新开发银行
中国发展观察：祝行长，我对您个人的经历也非常感兴趣，在担任新开发银行副行长之前，您在各大国际金融机构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您认为这些经验将如何助益于您现在的工作呢？在华盛顿（世界银行）的工作和在上海（新开发银行）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祝宪：我的个人工作经历，如果划一道线，大概可以概括为前一半是以国内为主，特别是在财政部工作；后一半基本是在国际组织， 包括三个机构，分别是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我的经历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巨变的一个折射，也参与了中国和国际机构的合作不断发展的过程，收获了难得的经历，能够帮助我在新开发银行的新岗位上发挥作用。
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对外界、对国际经济、对市场经济了解甚少。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在跟中国的互动过程中，提供了许多支持和援助，我也有幸参与了很多重大事件。今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很有影响力、发展方面最有成绩的一个大国，我们也可以把有效的经验有的放矢地复制到其他国家去。从这个角度来讲，根据我在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的一些经验和经历，我觉得新开发银行既要学习其他成熟的国际机构，也需要与时俱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能够探讨出新的路子，在新的领域创建新的平台，做出新的成绩，这可能是我个人到新开发银行任职的一个目标，希望能够把这家银行做成一个跟其他银行有所不同，有自己品牌和特色、有自己业绩的新的多边国际机构。
中国发展观察：是的，您亲历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历史性时刻。今年如果没说错的话应该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想必您有很多感触。能不能分享一些让您非常难忘的重大事件？
祝宪：我的工作经历，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国际机构，跟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连接非常紧密，中国既学习了国际上成熟的开放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些经验，又和具体的实际国情进行了结合。比如说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能够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政府的作用得到改善和加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好的实验。当然这个实验还没有完全完成。
而我个人的职业生涯，在这个过程中间，从相对比较青涩到相对比较高层的领导岗位。我记得的不仅仅是一些比较积极的事件，也有一些应对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应对的危机。比如，当初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些援助和建议，在有条件、有选择的情况下被我们中国政府采纳，对我们开放、对我们改革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意义。但是“八九风波”以后，西方七国集团给世行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世行暂停了对中国的贷款。我参与了世行从对中国暂停贷款、制裁到恢复的整个博弈过程。还有一件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外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达赖集团的唆使下， 利用中国西部扶贫项目向中国施加压力，我们当时也面临了挑战。这些挑战给我的启示就是，在国际机构，特别是在发展领域，既要有自己坚实的技术能力和基础，同时也要有敏锐的政治敏感性，以维护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是更健康的全球化战略
中国发展观察：现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出现了反全球化的事件和现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何意义？您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祝宪：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很多学者和有影响力的人物都作出了很多解读和评价， 我的解读可能并不具有太多有特色的东西，但是我想结合我的工作谈一谈。
第一，在今年五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六个多边金融机构与中国政府签订了MOU （谅解备忘录），这六个金融机构包括世行、亚行、新开发银行、亚投行、欧开行和欧投行，这表明我们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向。
第二，不要简单地把“一带一路”倡议看成一个只为沿线国家建设更多基础设施的倡议。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版的全球化战略， 是一个中国提倡的全球化战略，是一个更健康的全球化战略。如何通过这个战略的实施， 把那些欠发展的国家更深入地纳入全球化过程当中来，纳入全球供应链当中，使这些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的潜力和比较优势得到发挥，摆脱贫困，也使他们得以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 进而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使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起来，这应该是“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
第三，“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中国倡导的全球性倡议，可以有不同解读，也需要在国际上能够有一个被大家广泛认可的国际版。这样，大家才能够拧成一股绳。
中国发展观察：现在，在国际社会上对“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一些误解，您觉得如何能够更好地团结大家，拧成一股绳，真正做到共商、共建、共享，让人们都能够理解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祝宪：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不同的解读， 甚至有一些误解，这本身并不奇怪，这其实是一个常态。应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如果有负面的解读，那需要多做一些解释性工作。此外， 需要通过实践， 让事实说话。“ 一带一路” 倡议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好处，但是它更大的贡献是全球性的，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变化比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多得多。同时，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当中，应该记住很多沿线国家是不发达国家，他们的条件与今天的中国很不一样，所以不可能把中国的经验全部移植到他们国家去。要重视、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同时也要考虑当地的一些国别情况可能给中国的企业和投资方带来的一些不利条件甚至风险。要针对不同情况和条件，拿出不同的应对方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必须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有这样，广大老百姓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当然，这也涉及如何将战略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中国发展观察：新开发银行的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大国，在各自的区域内发挥着引领作用。所以我想结合新开发银行的特点，问一下， 新开发银行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祝宪： 目前条件下， 短期看，新开发银行可以给予支持的第一步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互联互通。中俄两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可以支持两个国家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相关地区共同发展。
从中期和远期来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巴西和南非，他们希望银行支持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和中国有关联的。由于在他们的经济中，初级产品占比相当重要，初级产品出口数量较大，所以希望通过新开发银行的支持，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通过这些基础设施能够更有效地、更快地把他们的初级产品出口到中国。待新开发银行扩员后，在沿线国家吸收新成员国，那给“一带一路”作出贡献的机会会更多。
促进新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有效合作
中国发展观察：提到新开发银行，大家就会想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在资金和发展项目资助方面，几个机构有没有一些协调合作的机制？
祝宪：我们和亚投行、丝路基金都有合作机制，并签订了MOU （谅解备忘录）。具体合作事项正在积极探讨之中。比如在印度，我们可以和亚投行进行联合融资。又如在俄罗斯，银行可提供长期贷款资金，丝路基金参与股本投资，投资一些超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非常愿意并且积极地和亚投行、丝路基金进行有效合作。
智库应积极应对发展中的挑战性问题
中国发展观察：我们的主管单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中国比较权威的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您觉得智库在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方面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祝宪：智库在全球发展方面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软件”上，在知识信息分享上迸发出火花。智库能够促进在新理念、新实践方面的交流。智库起到的作用不低于任何开发金融机构。
不久前，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国内智库的讨论会，讨论中国智库走向国际化的问题，如何对很多发展议程作出自己的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很有声望，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有诸多联合研究。
我认为中国的智库应该再往前走一步，对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挑战性问题或者新问题，进行跟踪分析、研究、解读并提出积极应对的建议，和国际智库进行交流，达成有新意的共识。
中国发展观察：祝行长，我现在要提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 中国经历了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现在我们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开始向世界阐述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中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祝宪：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中国从经济总量、发展势头和规模上看，远超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国给自己的定位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各方面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国的经验既可以承上启下，又可以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合作的平台。
二战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自己加快发展，普遍把发达国家的今天看成自己的明天，希望借助发达国家的经验让自己发展起来。但是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盲目地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使自己成功发展起来的例子并不多。而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中国的路，就是对中国有用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我们予以借鉴，但同时根据我们发展阶段和发展特点，总结经验，实事求是，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现在，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流， 他们可以学习借鉴我们的经验， 但是我们也不要像教科书那样， 原封不动地将我们的经验教给发展中国家。
“国际化”的交流方式
中国发展观察：祝行长，在采访的最后，请问您是否还有其他想要和我分享的话题？
祝宪：你的问题很好，激发我不断思考。中国发展到今天，在进行国际交流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除了需要交流一些实质性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外， 我们交流的方式也很重要。如果交流的方式非常生硬，可能会出现用意好但结果不一定好的情况。这是一个学习过程。
国际化过程既有“里”，又有“面”，这个面就是使用何种方式能够让对方接受，让别人听懂，使别人感觉舒服，让别人感觉到能够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智库，作为媒体，这是你们特别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中国发展观察：您刚才的话也让我想起曾经最喜欢上的一节课叫做“交流的艺术”，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地传达你的信息。在西方， 如何能够让听众更好接受你的信息而不会产生误解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祝宪：原则上你要坚持你的初衷，但是传递的方法涉及一个怎么能够让别人接受的问题。我想起一句话，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讲的， Carry big stick，speak softly。换成中国话大概就是，有理不在言高， 有威慑力，声音不一定高。尊重别人，倾听别人，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于别人的地位。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美德的一部分。我们也应该将这个美德传承到我们的国际交往中。
真正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理念，但是不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求别人百分之百都接受。求同存异， 大家才可以共同工作。我们应该在国际交往中记住这点。
我们是大国，不经意中也很容易让有些小国、弱国、低收入国家误以为我们也有发达国家的霸气和盛气凌人，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
作者系《中国发展观察》编委， “一带一路”大使访谈栏目总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