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当地时间12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已就税改相关细节基本达成一致。由此，美国这场30余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变革，已计日可期。
而有关美国财政减税与美联储加息、缩表节奏安排间的互动，其外溢效应会否触动资本流向变化， 进而刺激全球经济与综合力量格局的再调整，引发不少争议和担忧。
全球或开启“减税模式”
有观点担心，美国减税或会掀起一轮全球性的税改竞争。由此， 国际税收秩序可能会陷入混乱，甚至使G20等框架下有关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的既得成果面临缩水。
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翔峰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指出，美国税改的直接影响之一，便是可能导致全球性减税。特朗普税改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决策程序，各方面预期已经形成。尽管目前最终方案未完全落地，但各国一直在密切关注并筹划对策。
她举例说道，当前已有国家即将开始减税计划或正在着手制订中。据日媒12月5日报道，日本政府讨论将积极加薪和投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且此次减税早有计划。
英国一系列减税政策已于2017 年4月新财年生效，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8%降至20%，还计划把企业税率从20%降至15%以下。法国计划在2020年前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目前的33.33%降至28%。德国财长同样表示，要通过税制改革，改善德国企业的竞争条件，确保德国经济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
印度也早已启动了以减税和简化纳税流程为主的大规模税改。2017年2月3日，印度宣布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受益人群占原纳税人的52.7%。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教授涂永红对本刊表示，目前由于美国经济好于欧洲和日本，实施减税后，美国对企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很可能引发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美国，其他国家为了防止资本流出，便要跟随美国减税，一场税率战或不可避免。
“实际上，从总体看，减税是发达国家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 经济低增长的主要手段，各国考虑并推动减税政策是基本趋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对《中国发展观察》表示。
他分析认为，雷曼冲击造成的金融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与以往有诸多不同。其中一项明显特征是，这场危机发生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进程中，意味着国际经济体系前所未有的开放， “开放型经济特征”表现得更加彻底。如此，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表现强烈的“泄漏效果”，很难在本国奏效，财政投入的产业关联效应严重外溢甚至全球化，使美国无法简单靠财政政策解决自身危机。为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发达国家都采用了“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手法，即以金融政策为主，政府的财政政策只起到“侧援”作用。比如，解决外部经济问题，疏解经济关系，调整汇率，维持竞争，甚至公开主张保护主义政策等。在此， 减税又是最有效的政策之一。今后发达国家仍可能积极跟随美国，实施减税措施，掀起减税大竞争，其本质是对资本的全球竞争。
“由此可预见，未来国际税收协调会日益严峻。”刘翔峰说道。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税收问题已非一国内政，各国间诸多双边和多边税收协定将可能被迫面临调整。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贸易与投资研究室主任王海峰在接受采访时则指出，对于会否出现竞争性减税的趋势，短期内不必过于担忧。他认为，美国税改的核心目的是提高美国市场和经济的竞争力， 主要还是出于对本国经济的考虑。尽管会对发达经济体产生较大影响，但短期内出现竞争性减税的可能性较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戴慧在采访中也同样分析称，考虑到目前多个发达国家均存在财政赤字，有削减公共债务的必要性，大幅减税并不太合乎财政需要。从经济周期看，也不处于适合大幅财政刺激的阶段。除非这些国家计划同时大幅削减财政支出，而这难免会影响福利支出。
王海峰认为，发达经济体的税率调整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还受议会的制约，难度大，周期长。大多数发达国家既不具备减税的条件，也没有减税的动力。且从另一个角度看， 如果美国税改能够促使更多国家加入减税的行列，其实对市场、对企业、对消费者的影响均会是正面的，从而也会对全球经济形成正面影响。“可以说，美国减税对全球经济的综合影响仍有待观察，这既有可能是挑战，更有可能是机会， 很难断言是危机。”
资本流动酝酿变局
北京时间12月14日凌晨，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区间调升25个基点，从1.0%-1.25%上调至1.25%- 1.5%，实现了年内的第3次加息。
美国税收政策的调整可能会与美联储加息这一货币政策调整形成叠加效应，一加一减的政策配合与共振，或将改变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刘翔峰认为，“美国税改和加息进程，实际上都是致力于美国经济加快复苏的表现。对全球的直接影响就是资本回流美国，投资趋向美国。”
刘军红也指出，“美国税改更主要的影响将发生在资本流动上， 即对全球资本支配力的强化。”从表面看，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但同时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毛资产国”，即美国对外投资毛值总额世界第一，而大量的资本、资金流入美国，漫过了其对外投资总额，才使美国表现为“净债务国”。迄今，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形式全球资金循环，构成了“美元体制”的基本环境。世界资金源源不断流向美国，又经过纽约金融市场投资到世界范围内更有利的地方和项目。这种资金到资本的循环，形成了美国对全球资本的控制力与支配力。美国减税无疑会强化其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的主导能力。
“伴随资本流，形成人才流、信息流，以及企业的生产交易价值链，包括现代物流与服务流。资本动向，决定全球竞争态势。而税制对资本动向有直接影响，不容忽视。”刘军红说。
对美国来说，税改难免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戴慧分析道，目前不管从参议院还是众议院方案来看， 本轮税改总体以减税为基调，因此预计将使联邦赤字进一步扩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期预测：按照众议院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未来10年联邦预算平均赤字率（赤字/GDP）将因税改从基准预测的4.3% 上升到5%，公共债务率（公共债务/GDP）将从基准预测的91.2%升至97.1%；按参议院方案会增加的赤字略低，约为1.4万亿美元。
“如何平衡赤字将考验特朗普政府的智慧。”刘翔峰指出，美国财政部先前曾表示，今年一些弹性预算和非国防项目方面的开支会有所缩减，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此外，税改的配套措施还可能包括发行债券，将风险向全球释放。
戴慧认为，考虑到美联储今年11月以来已开始缩表，预计明年仍会加息几次，且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一派观点认为税改实施后很可能会将美国经济推向过热，美联储将不得不加大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如此，面对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大可能主要靠增发国债来弥补。
涂永红同样表示，美国将会通过增加国债发行，并配合强美元的汇率政策，吸引国际资本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上是让他国来为其减税“买单”。部分国家很可能因为资本流出，投资下降及就业形势恶化，经济发展放缓。
对此，刘军红分析，任何改革总会伴随成本发生，如何转嫁成本关乎改革成败，美国减税也不例外。从减税的直接成本看，财赤扩大、债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国国债贬值，乃至美元贬值，都不容忽视。
他认为，就当前而言，美联储加紧退出量宽政策，对外卸载国债、倾销“住宅贷款担保证券”等资产，这既是美联储退出战略的必要环节，也是美政府对外转嫁减税成本的必由之路。因此，中长期看，美债打折、美元贬值，便成美国转嫁危机的必要手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鉴于金融市场不健全，缺乏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战略纵深，更容易购买美债，接受成本转嫁。如果日本也跟随减税，且跟进美国的退出战略，对亚洲转嫁日本国债也在所难免。特别是东亚各国，由于其高储蓄，以及资本资金市场的不成熟，很可能成为美日转嫁国债危机的最佳场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以及相关的能源、资源国，需特别注意今后的投资选择，健全自身资本市场，避免陷入被转嫁危机的怪圈。”
中国外部环境可能改善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难免会在美国税改逻辑下被动承压。而从积极角度分析，美国减税若取得良性的未来预期，可在救赎国内低迷经济的同时，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正向影响，从而亦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中美之间这场由减税推动升级的“要素流动”竞争。
“中美之间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改确实改善了美国的竞争力，会刺激更多中国企业投资美国，以获得更高的税后利润， 使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发生新的变化。”涂永红分析道，中美两国的国家管理模式不同，中国财政开支内容较多，减税空间有限，更多针对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新兴产业实行减税，普遍减税有一定难度，美国减税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此外，还需认识到，税改可能加速美国经济走向通胀、增加未来加息次数或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加大，会出现短期资本回流美国的情况。一方面，人民币汇率走弱在短期可能利于我国出口，但也可能对我国资本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尤其是对今年以来脆弱的债市，还有本已局部泡沫化的房市。这可能促使一些风险暴露，‘灰犀牛’到来。”戴慧提醒道。
涂永红同样表示，短期看，主要会对人民币汇率预期产生影响， 加大看空人民币的市场情绪。因此，需要我国央行采取相机决策， 管好流动性，增加汇率机制的公开透明和规范性，主动引导市场形成合理预期，预防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引发大规模投机性资本跨境流动。
“国内有必要继续调升货币市场及信贷利率予以对冲，缓解资本外流，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中国应与主要国家建立汇率协调机制，维护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刘翔峰建议。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硬币的另一面”。王海峰倾向于以更为积极的视角看待美国税改之于世界经济的影响，认为过分负面的解读没有实际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税改为美联储加息和继续缩表创造了条件，有助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尽快回归常态。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市场早已有预期，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与三年前相比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因而此次减税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有限，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更多是正面的。美国减税应该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涂永红认为，美国税改实际上也是增加供给、调整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革。由于美国的储蓄率较低，投资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减轻企业的税负，有利于提高资本家的投资回报、扩大投资的动机，能够带来数倍于新增投资额的产出额。从这一意义上讲，减税能够较大提振美国经济。美国减税带来的投资消费需求增加，也会增加美国的进口，使得一些国家出口增加， 获得正面的溢出效应。
“我国如果能够在减少各种行政费用、通过‘互联网+’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基础设施节约运费、金融改革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有所作为，就能够有效冲抵美国税改对企业竞争力的不利影响。”涂永红建议。
戴慧补充道，企业税负只是对外投资考量因素中的一项，劳动力和其他成本、产业集聚等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加上我国已经通过营改增等措施减税降费，及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等，企业实际税负有望下降，不至于影响大规模长期资本回流。
商务部12月1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大增161.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90.7%。
在当日召开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我国有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宏观经济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内需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且在大力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不断放宽市场准入。比如，今年新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限制性措施减少了30条。“可以相信，未来中国仍将是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看清全球力量结构变化的本质
“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 为借口，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和教科文组织，提出修改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非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全球主导权，更多则是基于在短期内逃避大国责任的意图。”王海峰直言。
刘翔峰表示，实际上，“美国优先”是美国二战后始终秉承的执政理念。过去是通过推动世界市场开放以获得其利益和领导地位，而特朗普则强调以美国经济增长为核心，通过“逆全球化”来改变全球贸易格局。从表面看，美国似乎想要退出或削弱这一亲手打造的国际体系，但其实是通过修正以使之更符合美国覆盖全球的利益，对其国际战略目标进行重新洗牌。
王海峰倾向于把“美国优先” 看作是特朗普“韬光养晦”或是“休养生息”的策略。他继而说道，现行国际安全、货币、金融、贸易、投资、环境体系及相关规则是在美国主导之下建立的，更多地反映了美国和发达经济体的利益， 美国仍将是这些体系的主导者。
“特朗普的目标非常明确， 即做强美国资本，强化美国的资本循环圈，进而强化资本和市场这两大全球治理工具。对此，我们需要看到新时代全球化所表现的全球大竞争的特征，看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力量重新分布’的本质。力量分布决定力量结构，也必然决定未来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和制度。这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世界力量的脉动，清醒认识世界力量结构的新变化，可预见性地选择‘所为与不为’。”刘军红提醒道。
刘翔峰看来，目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期望将美国利益上升为全球共识，而取代共同面对国际挑战。在这个所谓“去全球化” 的时代，发达国家不再选择到世界各地慷慨投资，而是纷纷提出“本国优先”的口号，强调本国的工人和就业比海外投资更重要。
而另一面，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始终坚守合作共赢的价值引领，在国际舞台上主动担当与作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缩水65%，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与日俱增。“中国无疑在用坚实的行动，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的方案和选择。”刘翔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