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杨，环境科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主要专注于人口、资源、环境政策的研究。
上篇“辟谣”了旅游与国家公园的关系，但国家公园的旅游到底有什么内容、按什么方式来开展、经济支持是什么、地方参与的积极性在哪里？只有明晰这些问题，才能让国家公园的旅游参与各方或不误入歧途，或迷途知返，走上国家公园的旅游正道。
如何通过国家公园的旅游实现地方政府的发展诉求？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将国家公园作为最重要自然保护地的同时作为国民游憩地的惯例一样，《总体方案》也明确国家公园可以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开展自然观光、旅游。推敲起来，国家公园的旅游才是一种大旅游，这个“大”包括大综合、大学科、大投入。
大旅游不是大规模地搞景区旅游，而指涵盖六要素、带动一大片、重点在转化（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并增值）的特色农牧渔业及其加工品制造业和与生态资源相关的高端服务业，而非靠简单的门票、索道收入就坐享其成的“词义弱化的旅游”。大学科是普通的旅游从业者从未考虑也难以企及的。仅就一般人心目中的旅游业态而言，国家公园的旅游应与国家公园的使命相对应，其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使得科技维度、人文历史维度的环境教育必然是多学科交叉且具有创新性。例如，国家公园的旅游业态和发展机制与普通的大众旅游存在显著差别，内容方面不仅包括了观鸟、观星及其他科普活动，也包括了经过生态化改造的远足、滑雪、骑行、垂钓等传统旅游活动。不仅如此，国家公园的旅游还涉及相关产业，是以旅游为龙头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的产业集成。如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的面积主体——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以茶产业为核心连带发展了观光、茶产业体验和民宿等，最终呈现了旅游是龙头、茶产业是基础的局面。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这么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产业，不仅需要资金上的大力投入（要求高、见效慢），也需要建立与非政府组织、学校、志愿者等的合作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其通过多方参与保证专业水平、体现全民公益性。
当然，大旅游的“大”也包括了能直接与小集团（相对全民公益而言的“小”）经济利益挂钩的小旅游产业，这样的产业能直接给基层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带来经济收益。不过，其收益渠道相对直接从市场挣钱的景区旅游来源也有区别，包括了两个来源：合理要钱、升级挣钱。
合理要钱，是在《总体方案》已经明确“建立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中央和省级政府按照事权划分给予基层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而基层地方政府要改变过去“遍洒芝麻、点缀烧饼”的方式，根据生态保护绩效对国家公园各利益相关方“论功行赏、奖惩分明”，获得了转移支付的地方政府对按照规划和相关管理规定履行生态保护的旅游经营者，同样给予生态补偿资金。
合理要钱只是基础，既“给不够”也难以形成“共抓大保护” 的内生机制。这方面，许多“精明”的地方政府早就算过账，也早就表态“给的钱只是饿不死，一定吃不胖”，所以，在国家公园试点的过程中，就出现过被省里列入试点的地方又主动退出的情况。但这种“给不够”的情况，本来就是中央的本意，因为“加大政府投入， 推动国家公园回归公益属性”， 即要来的钱是用于加强保护、体现公益性的，要钱只是提供了公益基础，挣钱还得靠基层地方政府和社区构建以国家公园大旅游为主体的绿色发展方式，其技术路线是：国家公园作为顶级保护地，其在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主的景区“区内游、区外住”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 对一产（如农牧业）、二产（如农牧产品的加工）、三产（如生态体验和民宿）的产品，将资源环境的优势（绿水青山）转化为产品品质的优势，并通过品牌平台固化推广体现为价格优势和销量优势（金山银山），最终在环境友好和社区参与的情况下，实现单位产品的价值明显提升，这才是保护为前提的升级挣钱。承担了保护和发展双重使命的这个体系当然也很复杂，参考法国大区公园和国家公园的经验，应该包括产品和产业发展指导体系、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产品认证体系、品牌管理和推广体系等， 产品可包括农副产品、民宿、工艺品等，跨越一、二、三次产业，且可以在综合的旅游产业中整合三次产业。而且，要从普通的旅游转型升级到这样强调保护和体现公益性的大旅游，本身就是内容再造和产业升级，这需要资金扶持和技术扶持。即国家公园的旅游，很可能需要财政资金在前期支持，以形成绿色的、全面的旅游业态。其中的产业部分，如果某处国家公园的市场环境较好，有可能自我维持；如果条件一般，仍然需要财政支持，即其并非一种真实市场条件下的产业。从美国国家公园的情况看，其小旅游就是并非完全市场化，真正游客如织、收益较好的国家公园只是少数，其收入的20%会放入NPS 的资金池中由国家公园体系成员单位共享。中国由于人口密度大，再借鉴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经验（可参看《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动因、经验及启示》，载于《环境保护》2017年第19期），有可能将国家公园的旅游发展成业态更丰富、带动能力较强、经济效益好于美国的大旅游，即中国的国家公园大旅游有可能更好地满足地方政府的发展诉求，这在明年中法正式启动保护地领域以国家公园为重点的合作后， 有望形成更明晰的发展路径。
当然，必须看到，能带动起这样覆盖广泛却又“保护为主”的旅游，基础是国家公园体制和国家公园品牌。国家公园体制在权、钱方面的制度保障使国家公园能实现生态保护、全民公益方面的目标（参见“事权统一、责权相当，中央出钱、指导有方——解读《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之一”，《中国发展观察》19-20期），而国家公园品牌则可能真正成为大旅游的顶级品牌。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形成绿色产业体系，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这样的愿景有案例吗？实话实说，没有，但有雏形。还以前面提到的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参见图1），其总结经验时是这样说的：结合社区现有产业发展状况，从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旅游产业发展壮大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制定了相应的扶持政策、标准，探索了社区发展机制的三种模式……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武夷岩茶和小种红茶的核心产区，区内的3 个乡镇20个行政村均有茶叶种植， 茶山面积大、分布广，茶产业已是区内村的民主要产业。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增加区内农民收入，福建创建了茶产业发展引导模式，着力推动茶产业由单一茶叶产品加工向多元产品深加工转变， 提高附加值；鼓励支持茶企、茶农建设高标准生态茶园；做好武夷岩茶、正山小种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逐步确立“武夷山大红袍”“金骏眉”的品牌形象，促进分散的农户与市场紧密连接并发挥正山堂、香江、武夷星等茶业龙头企业的优势，推进茶产业向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形式，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促使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加大对乡镇、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扶持力度， 并优先解决区内村民劳动就业。据不完全统计，在景区内直接从事导游、竹筏工、环卫工、绿地管护员等村民有1600多人。通过共享旅游发展收益，有效解决了景区的发展瓶颈和生态资源管控难点，也有效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增收问题……根据南源岭新村紧邻武夷山风景区和度假区的区位优势，积极引导搬迁户发展“民宿”和“餐饮业”。2016年，南源岭新村接待游客18.7万人，创造经济收入2400多万元，户均年收入10万元以上，村财收入90余万元。
大旅游产业如何在最严格保护的国家公园发展起来？
这样搞大旅游的产业基地，如何在“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的国家公园立足，答案是基于空间功能分区的特色小镇。这个答案也是《总体方案》点到的：“周边社区建设要与国家公园整体保护目标相协调，鼓励通过签订合作保护协议等方式，共同保护国家公园周边自然资源。引导当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周边合理规划建设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
为何要提特色小镇？因为这也体现了新的发展方式。2015年12 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抓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大有可为， 对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大有重要意义。浙江着眼供给侧培育小镇经济的思路，对做好新常态下的经济工作也有启发。” 但与这些特色小镇不同，国家公园的特色在小镇上如何体现？按照已有的《国家特色小镇认定标准》： 小城镇的特色可简单概括为产业特色、风貌特色、文化特色、体制活力等；按照住建部《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特色小镇要有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和谐宜居的美丽环境、彰显特色的传统文化、便捷完善的设施服务和灵活的体制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五大核心特色指标。显然，只从发展角度泛泛而提的特色小镇，还是一种有产业和风貌特色的建成区的概念，与国家公园特色小镇应该承担的保护前提下的大旅游产业基地的功能相比，大相径庭。
明晰国家公园特色小镇的特色，需要先梳理国家公园特色小镇与国家公园旅游的关系：许多人往往只想到后勤基地与旅游目的地，但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绿色发展来看，二者关系远不止“区内游、区外住”的升级版， 更是生态文明制度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的基地：经过筛选的第一产业产品按照品牌体系的要求被生产出来，在第二产业被深加工，部分产品被当地第三产业消纳、其他在外部市场销售，产品可包括农副产品、民宿、工艺品等，跨越一、二、三次产业，且可以在综合的旅游产业中整合，即三次产业通过旅游串联起来。这个过程中，资源环境的优势转化为产品品质的优势，并通过品牌平台固化推广体现为价格优势和销量优势的增值得以实现。当然，这个增值本身是复杂的，过程是漫长的， 模式也并非普适的。而且，从市场规律来看，为保证增值的可持续性、避免恶性市场竞争，还需要依托产业联动、会员定制等手段，进行供给侧改革。举例来说，钱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的齐溪镇是开化龙顶茶的源头产地（参见图2），但目前效益不佳， 城镇发展也与保护需求存在龃龉。如果按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来规范茶树种植、采摘和茶叶加工，并以会员制将茶山产品（包括茶叶、相关生态体验和旅游度假）销售出去， 就可以完成资源—产品—商品的组合升级，其中包含了茶山产品的会员认购、茶加工中的私人口味定制和用户生产过程体验、茶山边的以独特风景和茶文化体验为特色的民宿分时度假产品（参见图3）等， 最终呈现“此山此水才合我心”的独家消费体验。然后，通过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平台对这些相关产业进行整体管理和销售，将与茶相关产业打造为齐溪镇特色产业，并在这个小镇上发展培训、生态旅游等产业，就会使国家公园特色小镇产业形态特色鲜明并使这种产业造福周边利益相关者。一旦周边居民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用这样的大旅游形式持续地变现，就会意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他们的“传家宝”“金饭碗”。当年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内世界顶级滑雪场的集体产权所有者坚决反对作为冬奥会场地，就是认识到：已经形成了可持续赢利模式后，为了冬奥会进行的大规模基建必然破坏当地环境，使冬季滑雪、其他季节观光的优质资源被破坏，不能为两周的冬奥会毁了可世代相传的“饭碗”（具体可参见《加拿大国家公园体制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启示》，载于《环境保护》2017年20期）。
钱江源的特色小镇才刚开始起步，作为这样的大旅游产业基地的目标能否实现呢？不好说。但武夷山的实践为这种大旅游提供了一个预期：2016年，武夷山市涉茶总产值年均增长6%以上（产值16.28多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万元，增长8.9%；并计划到2020年全市涉茶总产值将达40亿元。同年旅游接待总人数1077.2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71.41亿元。
总结起来，这样广义的旅游才真正能使绿水青山可持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才能在国家公园内外形成共抓大保护的合力。也因此，目前各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在规划中， 常常将人口密度较高、土地权属较杂的区域划为传统利用区，但传统利用方式是不可能真正实现这种转化的，这样的区域要依赖三次产业贯通、技术路线更新的大旅游才可能共抓大保护，命名为绿色发展区更确切。而且，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发展思路，我们会发现， 在这种发展方式下，乡村自然也获得了振兴：保护前提下的绿色有序发展，实际上是在日益空心化的保护地所在乡村真正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基础。如果操作得当， 国家公园的旅游同时具有振兴乡村的功能。这并非臆想，因为法国大区公园就是这样的目的和模式：与其国家公园不同，法国大区公园将实现乡村区域的特色发展作为首要目标，保护是手段，通过基于保护的特色发展，使得各个乡镇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链（如樱桃酒相关产业、乳制品相关产业及以此为基础的旅游业），这样不仅乡村留住了原住民，延续了自身的文化，还多了保护的动力（具体可参见《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动因、经验及启示》，载于《环境保护》2017年第19期）。换言之，搞好国家公园的大旅游，也是在直接落实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解读到这儿，仍有许多习惯于将旅游狭义理解为大众观光旅游产业的人会问：划入国家公园了，原来的旅游景区何去何从？这对全国的试点区来说都是现实问题，对云南普达措这样将国家公园试点区中的部分范围，直接以旅游景区经营权形式出让给企业的地方更是大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论证，我们后文专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