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路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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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从秦末至汉初,社会先后经历了两场剧变,先是秦朝灭亡,汉朝统治者汲取其亡国教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思想领域以黄老学说为主导; 其后西汉国力渐起,但新形势也带来了社会的新变革,又需要有新的思想和学说来引领社会实践。

黄老政治

有人把汉初政治的特点归纳为“黄老政治”,“黄”指的是黄帝, “老”指的是老子,相传他们创造了黄老学说,该学说是道家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奉《黄帝内经》《道德经》等为重要经典。

道家以道为核心,把合于道作为终极追求目标,主张大道无为、道法自然等,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对中国人精神文化以及性格的养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道家与道家思想》引言中说: “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是一棵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

同样是道家,黄老学说与庄子等其他学派还有所不同。比如庄子主张游世、出世,而黄老学说主张入世, 提出“道生法”,将法、术、势、利、力等应用于社会现实,具体政治主张包括因天循道、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成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学派和政治流派。

秦朝统一中国,以更激进的法家思想来统治天下。法家在政治上反对世袭、奖励军功,提出以郡县制实现中央集权,在经济上主张重农轻商、废除井田,在律法上主张严刑峻法。但秦朝的速亡使法家遭受重大挫折, 有人认为正是法家的许多做法加速了秦朝灭亡。

汉朝建立后,在反思秦朝灭亡教训基础上建立新的统治思想成为当务之急,刘邦让著名思想家陆贾总结秦亡教训,陆贾提出“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施而奸逾炽”,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这一思想被刘邦接受, 黄老学说主张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

刘邦之后的几位皇帝都以黄老思想治国,朝中重臣如曹参、陈平等也无不奉黄老之学为圭臬。汉惠帝及吕后执政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朝廷虽“刑罚罕用”, 但“罪人是希”,出现了“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局面;汉文帝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史书说他“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在他治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汉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形势再变

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复苏和发展。《史记》称赞“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汉书》也夸赞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 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些景象与秦朝刚灭亡时“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形成巨大反差。

但任何政治思想都必须与时俱进,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创新和发展,否则就会由先进变为落后。黄老学说虽然受到尊崇,也取得了公认的成效,但随着形势发展,其局限与不足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

从外部看,秦末以来匈奴在北方崛起,屡屡进犯河套以及山西、陕西北部一带,所到之处劫夺财产、掳掠人口,严重威胁汉朝统治。汉高祖刘邦也曾试图以武力解决边患,但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平城之战的失利动摇了刘邦的想法,建信侯刘敬献策“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刘邦采纳。汉初60多年里,朝廷都“以兄弟之盟为约”,每年“赠送”给匈奴大量财物,并将多位宗室之女远嫁匈奴,此举一定程度上使边患有所缓和,却也刺激了匈奴贵族的胃口,他们依靠汉朝提供的财物过起了豪华奢侈的生活,稍不满意仍纵兵叩边。单靠和亲无法保证边境安宁,但在休养生息思想指导下,军事不是国家的优先方向,贸然与匈奴决战并无获胜把握。

从内部看,汉朝建立后采取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办法,本意是避免秦朝因实行郡县制削弱了对天下实际控制能力的弊端,然而由此也使分封的诸侯王势力不断增强。吴、楚、齐三个封国相加就接近“天下之半”, 汉初人口总数约1300万,其中各诸侯国人口之和就有850多万。在处理与诸侯王的关系上朝廷遵循的也是黄老之术,主张“以柔克刚”,幻想“以静制动”,对诸侯王平日言行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吴王刘濞故意称病不朝,有违藩王之礼,汉文帝不加责怪反赐予几杖,允许其不与朝会。

汉文帝和汉景帝在位时被称为“文景之治”,其间国家经济实力确实大为增强,人民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但从总体形势看,国家仍面临着外有强敌、内有忧患的局面,所以只能称为“治世”而非“盛世”。匈奴力量如果继续壮大,对汉朝的统治将构成直接威胁,而随着诸侯王经济实力的一步步增强,他们的政治野心也会不断膨胀,中央集权不仅事实上已被削弱,而且正在积蓄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危机。

思想论争

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虽然只是短短几十年时间,但形势的变化却足以用一场新的翻天覆地来形容。对治政者来说,不认清形势、把握变化并因势而变就会被历史抛弃,汉朝就会成为另一个短命王朝。

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显然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用什么思想来代替它又成为一个问题。许多人把目光再一次投向法家,在治乱与治政方面法家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往往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所以,在黄老学说仍占主流的情况下,贾谊、晁错等著名思想家走上了历史前台,他们提出的许多见解都带有法家思想的特征。

针对诸侯王势力不断坐大的现实,贾谊向汉文帝提出“仁义恩厚, 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他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普通百姓而言,对势力强大并随时可能反叛朝廷的诸侯王必须依靠权势和法制,具体办法就是“割地定制”, 即在原有诸侯王封地之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分散他们的力量。

贾谊的许多思想又被晁错借用。汉景帝时晁错提出削藩的建议,他在《削藩策》中指出:“今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晁错还提出重农抑商、强化法令、加强集权等建议,其法家思想的特征更为明显。

但无论贾谊还是晁错,都没能成为时代剧变中力挽狂澜的人物。贾谊在朝中受排挤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 并在长沙抑郁而终,年仅33岁;晁错削藩的主张在汉景帝支持下倒是付诸了行动,但迅速引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七国诸侯王提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汉景帝无奈,竟然下令将晁错腰斩。

贾谊、晁错的失败是秦朝法家失败的继续,他们的主张并非一无是处,但一种思想要指导实践,除正确之外还必须符合当时的形势,汉初政治的总体形势是“干弱枝强”,朝廷没有树立起足够的权威,激进的改革只能带来夭折的命运,汉朝刚建立时法家未能成为统治思想,现在看来也一样难以成功。

此时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已相当激烈。淮南王刘安召集众多门客,大约于汉景帝晚年时期编撰出一部《淮南子》,它的横空出世引起天下瞩目, 因为它不是一部普通的学术著作,也不是一部可有可无的杂书,而是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思想主张。《四库全书》将《淮南子》归为杂家,这部书确实也很杂,但它所倡导的核心思想还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黄老常说,这大概正是刘安耗费巨资编撰它的目的。以刘向为代表的一些人仍然希望黄老学说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

儒学改造

然而只有最高权力才能去解释统治思想,刘安作为一名诸侯王,其所组织编撰的《淮南子》无法挽回黄老学说逐渐式微的大势,在法家不能成为新的统治思想的情况下,儒家脱颖而出。

儒家的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但在秦朝和汉初都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秦始皇重法家,丞相李斯趁机提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儒学因此受到打压,甚至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汉高祖刘邦同样不喜欢儒生,汉朝建立后继续执行秦朝制定的《挟书律》,禁止儒生以古非今,规定有私藏《诗》《书》及百家书籍者诛族,致使儒家学说几至断绝。

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朝廷下令将《挟书律》废除,百家学说得以复苏,其中尤以儒学复苏最快。但传统的儒学已无法直接用来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也无法满足治政者的期待,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对儒学开始了大幅度改造,其重点以从天命观点对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解释,提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为维护皇权和“大一统”,董仲舒还提出“尊王攘夷”, 这尤其契合当时的形势。不过,在强调“君权神授”的同时,董仲舒又提出上天以天象为示警,通过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从而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

汉武帝刘彻向董仲舒请教如何治国理政,董仲舒连上“天人三策”, 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全盘推出,与颇显消极的黄老学说和颇显激进的法家相比,被改造后的儒学既充满吸引力又显得更为切实可行,所以它被汉武帝接受。汉武帝下令设立太学,大量培养儒学之士,将儒学提出的治国理念逐一付诸实施,虽然当时有没有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今仍有争议,但儒学“一家独大”的局面确实就此形成。

从汉初的这场思想论争中可以看出,汉武帝接受儒学并进而将其作为指导统治的“儒术”,既非个人好恶,其过程也不是一场水到渠成的自然嬗变,其间有过较长的求索和激烈的论争过程。儒学最终胜出,除其本身所提出的主张更适应新形势以外, 还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一代儒家积极改造并主动作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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