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从秦末至汉初，社会先后经历了两场剧变，先是秦朝灭亡，汉朝统治者汲取其亡国教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思想领域以黄老学说为主导； 其后西汉国力渐起，但新形势也带来了社会的新变革，又需要有新的思想和学说来引领社会实践。
黄老政治
有人把汉初政治的特点归纳为“黄老政治”，“黄”指的是黄帝， “老”指的是老子，相传他们创造了黄老学说，该学说是道家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奉《黄帝内经》《道德经》等为重要经典。
道家以道为核心，把合于道作为终极追求目标，主张大道无为、道法自然等，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对中国人精神文化以及性格的养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道家与道家思想》引言中说： “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是一棵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
同样是道家，黄老学说与庄子等其他学派还有所不同。比如庄子主张游世、出世，而黄老学说主张入世， 提出“道生法”，将法、术、势、利、力等应用于社会现实，具体政治主张包括因天循道、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成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学派和政治流派。
秦朝统一中国，以更激进的法家思想来统治天下。法家在政治上反对世袭、奖励军功，提出以郡县制实现中央集权，在经济上主张重农轻商、废除井田，在律法上主张严刑峻法。但秦朝的速亡使法家遭受重大挫折， 有人认为正是法家的许多做法加速了秦朝灭亡。
汉朝建立后，在反思秦朝灭亡教训基础上建立新的统治思想成为当务之急，刘邦让著名思想家陆贾总结秦亡教训，陆贾提出“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施而奸逾炽”，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这一思想被刘邦接受， 黄老学说主张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
刘邦之后的几位皇帝都以黄老思想治国，朝中重臣如曹参、陈平等也无不奉黄老之学为圭臬。汉惠帝及吕后执政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朝廷虽“刑罚罕用”， 但“罪人是希”，出现了“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局面；汉文帝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史书说他“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在他治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汉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形势再变
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复苏和发展。《史记》称赞“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汉书》也夸赞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 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些景象与秦朝刚灭亡时“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形成巨大反差。
但任何政治思想都必须与时俱进，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创新和发展，否则就会由先进变为落后。黄老学说虽然受到尊崇，也取得了公认的成效，但随着形势发展，其局限与不足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
从外部看，秦末以来匈奴在北方崛起，屡屡进犯河套以及山西、陕西北部一带，所到之处劫夺财产、掳掠人口，严重威胁汉朝统治。汉高祖刘邦也曾试图以武力解决边患，但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平城之战的失利动摇了刘邦的想法，建信侯刘敬献策“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刘邦采纳。汉初60多年里，朝廷都“以兄弟之盟为约”，每年“赠送”给匈奴大量财物，并将多位宗室之女远嫁匈奴，此举一定程度上使边患有所缓和，却也刺激了匈奴贵族的胃口，他们依靠汉朝提供的财物过起了豪华奢侈的生活，稍不满意仍纵兵叩边。单靠和亲无法保证边境安宁，但在休养生息思想指导下，军事不是国家的优先方向，贸然与匈奴决战并无获胜把握。
从内部看，汉朝建立后采取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办法，本意是避免秦朝因实行郡县制削弱了对天下实际控制能力的弊端，然而由此也使分封的诸侯王势力不断增强。吴、楚、齐三个封国相加就接近“天下之半”， 汉初人口总数约1300万，其中各诸侯国人口之和就有850多万。在处理与诸侯王的关系上朝廷遵循的也是黄老之术，主张“以柔克刚”，幻想“以静制动”，对诸侯王平日言行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吴王刘濞故意称病不朝，有违藩王之礼，汉文帝不加责怪反赐予几杖，允许其不与朝会。
汉文帝和汉景帝在位时被称为“文景之治”，其间国家经济实力确实大为增强，人民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但从总体形势看，国家仍面临着外有强敌、内有忧患的局面，所以只能称为“治世”而非“盛世”。匈奴力量如果继续壮大，对汉朝的统治将构成直接威胁，而随着诸侯王经济实力的一步步增强，他们的政治野心也会不断膨胀，中央集权不仅事实上已被削弱，而且正在积蓄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危机。
思想论争
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虽然只是短短几十年时间，但形势的变化却足以用一场新的翻天覆地来形容。对治政者来说，不认清形势、把握变化并因势而变就会被历史抛弃，汉朝就会成为另一个短命王朝。
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显然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用什么思想来代替它又成为一个问题。许多人把目光再一次投向法家，在治乱与治政方面法家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往往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所以，在黄老学说仍占主流的情况下，贾谊、晁错等著名思想家走上了历史前台，他们提出的许多见解都带有法家思想的特征。
针对诸侯王势力不断坐大的现实，贾谊向汉文帝提出“仁义恩厚， 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他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普通百姓而言，对势力强大并随时可能反叛朝廷的诸侯王必须依靠权势和法制，具体办法就是“割地定制”， 即在原有诸侯王封地之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分散他们的力量。
贾谊的许多思想又被晁错借用。汉景帝时晁错提出削藩的建议，他在《削藩策》中指出：“今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晁错还提出重农抑商、强化法令、加强集权等建议，其法家思想的特征更为明显。
但无论贾谊还是晁错，都没能成为时代剧变中力挽狂澜的人物。贾谊在朝中受排挤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 并在长沙抑郁而终，年仅33岁；晁错削藩的主张在汉景帝支持下倒是付诸了行动，但迅速引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七国诸侯王提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汉景帝无奈，竟然下令将晁错腰斩。
贾谊、晁错的失败是秦朝法家失败的继续，他们的主张并非一无是处，但一种思想要指导实践，除正确之外还必须符合当时的形势，汉初政治的总体形势是“干弱枝强”，朝廷没有树立起足够的权威，激进的改革只能带来夭折的命运，汉朝刚建立时法家未能成为统治思想，现在看来也一样难以成功。
此时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已相当激烈。淮南王刘安召集众多门客，大约于汉景帝晚年时期编撰出一部《淮南子》，它的横空出世引起天下瞩目， 因为它不是一部普通的学术著作，也不是一部可有可无的杂书，而是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思想主张。《四库全书》将《淮南子》归为杂家，这部书确实也很杂，但它所倡导的核心思想还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黄老常说，这大概正是刘安耗费巨资编撰它的目的。以刘向为代表的一些人仍然希望黄老学说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
儒学改造
然而只有最高权力才能去解释统治思想，刘安作为一名诸侯王，其所组织编撰的《淮南子》无法挽回黄老学说逐渐式微的大势，在法家不能成为新的统治思想的情况下，儒家脱颖而出。
儒家的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但在秦朝和汉初都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秦始皇重法家，丞相李斯趁机提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儒学因此受到打压，甚至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汉高祖刘邦同样不喜欢儒生，汉朝建立后继续执行秦朝制定的《挟书律》，禁止儒生以古非今，规定有私藏《诗》《书》及百家书籍者诛族，致使儒家学说几至断绝。
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朝廷下令将《挟书律》废除，百家学说得以复苏，其中尤以儒学复苏最快。但传统的儒学已无法直接用来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也无法满足治政者的期待，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对儒学开始了大幅度改造，其重点以从天命观点对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解释，提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为维护皇权和“大一统”，董仲舒还提出“尊王攘夷”， 这尤其契合当时的形势。不过，在强调“君权神授”的同时，董仲舒又提出上天以天象为示警，通过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从而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
汉武帝刘彻向董仲舒请教如何治国理政，董仲舒连上“天人三策”， 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全盘推出，与颇显消极的黄老学说和颇显激进的法家相比，被改造后的儒学既充满吸引力又显得更为切实可行，所以它被汉武帝接受。汉武帝下令设立太学，大量培养儒学之士，将儒学提出的治国理念逐一付诸实施，虽然当时有没有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今仍有争议，但儒学“一家独大”的局面确实就此形成。
从汉初的这场思想论争中可以看出，汉武帝接受儒学并进而将其作为指导统治的“儒术”，既非个人好恶，其过程也不是一场水到渠成的自然嬗变，其间有过较长的求索和激烈的论争过程。儒学最终胜出，除其本身所提出的主张更适应新形势以外， 还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一代儒家积极改造并主动作为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