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敏
新时代，大梦想。关乎你我，不分城乡。
蓦然回首，城已跑出很远，乡却没有跟上。望着城的背影，迎着太阳追赶，辨明方向，看到了希望。
如何追上？先看距离再看速度。城乡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选取一个收入指标看，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71∶1，若把这个数字比作距离的话，要想追上城，静态地看，乡的速度必须是城的2.71倍，才能够并肩前行。
这个难度有多大？看看新世纪以来城乡“赛跑”的速度差就能有个清晰的认知：2002年以来，城乡收入比一直在3倍以上，2007年扩大到3.33∶1，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近几年，这个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值依然较大，2016年为2.72:1，比2012年下降了0.16个百分点，2017年继续缩小，但仅下降了0.01个百分点。还应看到，这只是一个综合指标的比较，若分项来看，教育、医疗、文化、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水平方面的差距就更大。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讨论乡追上城的问题是一种奢谈，能够摆脱绝对贫困就是实现眼前的一大梦想。由此可见，若仍按照惯性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何其难。
当然，这种差距是个平均值，在东部沿海等一些发达地区， 城乡差距较小，有的已经看不出差距。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东中西、南与北，板块之间和板块内部的差距都很大，发展不平衡。造成这种状况，与历史有关，也与政策取向有关。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乡村是一个封闭的单元，被人为割裂与城市的连接和互动，只是单向地为城市输送工业生产、生活等所需原料和必需品，乡村血液被抽走，落后成为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得到一定改变，但是要素的单向流动同样长期存在，农民在转移就业中增加了收入，乡村的面貌和文明程度却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相反，人口的大量外出带来乡村的空心化，贫困与衰落并存，还带来道德、价值观的震荡，一些地方宗族恶势力、黑恶势力把持基层选举，破坏村民自治制度，以及非法宗教活动、利用宗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等现象增多，乡村社会治理呈现复杂局面。
这种局面与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不协调、不相容，必须改变。在现代化的版图上，既有城也有乡，只有城乡共同发展，共同迈向现代化，才能最终建成现代化强国。落下谁，现代化都不完整，也难以真正实现。而目前看，乡村是短板，拖了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后腿。未来三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大的困难、最短的短板依然是乡村。脱贫攻坚则是首要任务。
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下半程，着眼乡村现代化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这与“三农”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基础地位紧密相连。无论如何发展，乡村仍将居住着至少五亿农民，他们永远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对象。一方面，要带领他们沿着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往前赶，另一方面，还要回头拉上那些失能、半失能等迈不动步的掉队者。贫困与反贫困总在拉锯，消除贫困永远没有止境。因此，实现乡村现代化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将是一场长期艰苦的行军，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与十九大报告相衔接，根据现代化建设分阶段安排，确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这一美好图景，让乡村的未来充满魅力和想象空间，令人向往。但是，要如期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相当艰巨，需要各方协同作战。从政府角度，要在制度供给和政策协调方面，引导资源要素向乡村有效有序流动，不仅强度要加大，密度也要提高，从而增强乡村发展动力，缩小城乡奔跑的速度差，使二者发展趋向平衡；从乡村建设的主体来说，农民的主体地位无法替代，必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通过培训提高存量农民的能力和素质的同时，还要做大增量，鼓励有志有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用美好前景吸引高知识群体投身乡村、扎根乡村，参与乡村振兴大业，这是未来乡村振兴的希望所在；从社会来说，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营造“新三农”发展的良好氛围，一方面动员社会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活化农村资源。当然，要防止资本代替农民，过分逐利而偏离农村发展的正确轨道。
乡村振兴战略是从国家现代化全局高度来谋划的大战略，新时代需要塑造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城和乡不仅要同步发展，而且要融合发展，应当统筹好二者之间各种要素的双向顺畅流动。对于过去转移到城市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劳动者，现在并不是要把他们都动员回到乡村去，农村劳动力仍然需要在双向流动中寻找自身定位。通过着力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在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中实现对城的追赶，进而并肩前行，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开启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共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