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菀航
生育意愿走低、劳动率递增延缓，叠加老龄化隐忧，今日中国的人口图景正悄然发生着改变。
据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2016年公布的1786万减少63万，下降3.5 %。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2.43‰，略低于2016年。与此同时，60周岁以上人口和6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比上年增加0.6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上年减少0.7个百分点。
社会学之父孔德曾言，“人口即是命运”。人口，从来都是影响一国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变量。也因此，回应人口格局新变化，直面人口问题痛点，释放人口红利的潜在势能，更显紧迫和必要。
警惕“低生育率陷阱”
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而此前有关方面曾预测的生育高峰并未如期而至。并且事实上，2017年的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均较上年有小幅下降。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 “正常情况下，此前堆积的生育意愿会在短时期释放出来，释放期一般出现在第二年开始的3-5年中，因而，2017年应是政策效果能够完整显现的第一年。当前这一不增反降的结果，表面看确实不合逻辑，但具体分析后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无论从出生人口数量，还是出生率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已取得了一定效果。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86 万，2017年为1723万，均明显高于此前延续多年的年均出生人口1600 多万的水平。具体看，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160多万人，而一孩出生724万人， 比2016年减少240多万人。在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超过一孩， 达到51.2%，比2016年增加11个百分点。“由此看来，2017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的小幅下降，并没有否定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恰恰说明了政策实施是有效的，否则下降会更为明显。而导致‘双降’的真正原因，应是一孩出生人口的大幅下降。”冯文猛分析称。
他认为，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除近些年生育年龄妇女数量下降的影响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我国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发生了显著改变。这些现象的背后，既有诸如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育儿成本上升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高等教育普及、育儿环境支持不足等社会方面的影响，同时还有婚性观念转变、自我实现意愿增加等文化观念方面的作用。需指出的是，近些年不断攀升的住房价格和生活成本，也成为不少婚育期人群选择婚姻和生育的现实障碍。
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的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远同样强调，更需引起重视的是出生人口一孩率下降的问题。从2017年的数据看，全面二孩政策对于总体提高生育水平的作用其实并不显著，即使二孩数和二孩率均有提升，仍然不能填补一孩率下降的缺口。出生人口数仍然较低，预期的补偿性生育水平比估算得更少，说明生育率水平已经相当固化在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不同年龄组的妇女中不生育的人口比重可能在提升。这受到育龄妇女结婚年龄推迟的影响，进一步看，已婚妇女选择不生育的情况也可能有所增多，例如日益增加的丁克家庭。“这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家庭真正进入了‘计划着生育’的状态，这是家庭夫妇的内在理性。而这种内在理性， 正说明我国低生育率的核心问题，即低生育率的内在强化机制真正出现了，‘低生育率陷阱’的危险或许真的会到来。”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王朋岗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总的来看，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对近两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的保持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未来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一孩生育水平对总体生育水平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长期来看，我国将面临人口总体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规模下降的趋势。”
由于年度指标存在一定的波动性，王朋岗补充列举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数据情况。在人口分析和应用中，常常使用总和生育率指标来判断当期的人口生育水平。经推算， 2017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615， 2016年为1.674，下降0.059。另外一项测量生育水平更为核心的指标，即妇女终身生育率，是指平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子女数。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1982 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50岁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为5.86个、4.36个、2.60个、1.89 个、1.65个。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反映年度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与反映终身生育水平的终身生育率都在下降。现行生育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提升终身生育水平，其变化主要受经济社会发展、婚育观念等长期因素的影响。
“因此，促使年轻一代的婚育意愿和婚育行为发生积极的转变， 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将尤为重要。这是2017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下降所揭示的最大警示。”冯文猛强调说。
他进而提及2012年参与的一项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的预测研究，研究团队认为可通过“三步走”调整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前两步分别是部分放开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从政策的实际演进看，虽然实施路径与当时的设想方案并非完全一致，但整体已完成前两步。当时提出的第三步，是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的五年左右，根据对实际进展的观察，决定是否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允许居民生育三个孩子或更多。在此基础上，根据人口的实际演进轨迹，再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根据需要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冯文猛看来，“基于近两年的实际进展，第三步与后续的鼓励生育政策，极可能需要提前实施”。
任远认为，从微观个体来看， 全面二孩政策对部分希望三孩和三孩以上的家庭仍构成生育的限制。放开对于生育数量的行政管控，其时机已经日渐成熟。现在看来，在生育政策改革上，目前已经具备了条件实现“全面放开和自主生育”，不会出现显著的补偿性生育波动。
“老有所依”待机制完善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非常确定的人口变动趋势。特别是在近20年间，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会快速增长。”任远直言。
我国社会整体形成对人口老龄化的充分重视，源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发布之后。冯文猛继而列举了以下几组数据，自2012年以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每年增加0.6个百分点，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每年增加0.3或0.4个百分点。但2017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加的绝对数量首次超过1000 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比例从2016年的0.3个百分点激增至2017年的0.6个百分点，人数也增加到828 万人。“这一结果说明两点情况， 一是人口老龄化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二是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所占比重较之前增加得更快。”
他坦言，“虽然人口老龄化在欧洲、美国和东亚多国很早之前就出现了，但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阶段、老龄化发展速度以及老年人口规模，我国当前所遭遇的老龄化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曾经历过的。由于人口发展具有强大惯性，这一趋势很难在短期内扭转，人口老龄化将是中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为基础性的因素”。
冯文猛分析道，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对于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预测可采用向回看模式，即在每年出生人口的基础上加上60年（若将60岁定义为老年），依此判断未来老龄化的大体情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近70年的人口发展历程中，我国先后出现了三次大的婴儿潮，即通常所说的生育高峰。在此基础上推算，2018年是第一次婴儿潮出生人口进入老年阶段的结束期。第二次和第三次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进入老年阶段，分别是在2022年至2036年及2046年至2050 年。因此，从上述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的生育情况不难看出，到2050 年，我国将继续迎来两次老年人口激增的时期。
在任远看来，目前的老龄化对社会的压力还并不大，而随着高龄化问题进一步表现出来，人口老龄化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会更突出。“但我国对老龄化过程的应对能力是充分的，一方面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劳动生产率已达较高水平，此外，还可借鉴老龄化先期发展国家的有益经验，因而没必要‘谈老色变’。关键是要在老龄化过程中，积极做好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配套的准备。”
“老龄化其实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与之相适应。”王朋岗具体建议道，一是注重保持和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但近年来我国家庭的赡养功能出现弱化，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员居住分散，或由于工作繁忙导致子女照顾老人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必须加快完善随迁老年人有关户籍、医保、养老保险等制度的衔接和统筹，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时把流入老年人纳入考量范围。
二是以积极老龄化理念为指导，注重保持和发挥老年人的自理能力。由以往只将老年人看作被关怀、照顾的对象，转变为强调老年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老年看作积极参与工作、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时期。
三是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精准匹配机制，提高养老服务的使用效率。居家养老模式因具有符合老年人需求、节约养老资源等优势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认可。目前， 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应根据经济状况、生理心理、家庭结构等因素，对老年人进行多维度、交叉复合精细分类，在此基础上，对各类老年人的养老支持系统进行评价， 明确每类人群的优先顺序、主次需求、未来需求；对现有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进行分层分类，以满足不同群体服务需求，并对未来政府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先后顺序、主要服务内容提出预测，从而实现集中有限资源、精准分类老年人群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四是加快发展大健康产业。我国应加快推进健康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完善释放大健康产业生产力的政策设计，推动以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和养老为目的的新兴健康产业发展，使其能够加速释放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创造就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需要从全方位入手进行制度构建。这是因为，老龄化的影响，已波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冯文猛指出，在经济层面，产业发展、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和技术创新等，都需要考虑老龄化带来的潜在需求和影响；在社会层面，需要从各领域入手，构建一个老年友好型社会；在文化层面，既要弘扬崇老、敬老的观念，也要强调老年人的家庭和自我责任，建立一个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
此外，对于医养结合，目前国内试点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冯文猛继而指出，需要明确的是，一个完善的医养结合体系的构建，不能过于强调医疗机构建养老院或是养老机构建医院，而应该把重点放在社区。只有在社区层面推进既有医疗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的有效结合，不断拓展服务内容，才能切实解决社会中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对城市养老工作‘锦上添花’是需要的，与此同时，更要做好对农村人口、贫困人口老人的‘雪中送炭’工作。”任远提醒道。
传统人口红利“渐行渐远”
不可否认，在我国以劳动力数量支撑的人口红利效应，正逐渐弱化。
2012至2014年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保持逐年上涨的趋势，而从2015年开始出现下降。冯文猛认为，“这在一方面确实反映出，经过多年人口外流之后，人口流出地中能流动的人口存量已经不多，依靠农村无限供给低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终结”。
任远也同样指出，稳定的劳动力迁移发生了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劳动适龄人口下降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吸纳干净的影响。但流动人口和劳动力市场的动态性并非减弱了，而是方向发生了变化，例如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跨省导出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省内人口迁移出现了增长。
由此看来，流动人口的持续减少，也暗含了一定的积极因素。冯文猛分析道，近些年，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推进，就业机会增加；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有所提升。在这些背景下，劳动力出现了回流现象。从地区和城乡发展角度看，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将使得地区发展更为均衡，也避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人口过疏化的进一步深化。
相对于流动人口的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所引起的问题更应引起重视。冯文猛认为，事实上，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和绝对数量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进入了下降轨道。对供给方面来说， 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在长期必然会导致劳动力减少，进而影响经济生产活动。与此同时，也将可能导致需求的萎缩，这从根本上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
但近年来，一些新变化的出现在部分抵消着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冯文猛举例说道，如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尝试进行劳动环境适老化改造，同时退休年龄有所延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在逐年下降，但伴随劳动参与率的改善，我国就业人口数量近些年还在逐年上升。尽管出现了上述积极变化，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影响看，仍需对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减少予以充分重视，尽快构建应对措施。
新人口红利“有潜可挖”
“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对未来国家发展带来决定性的不利影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红利’，可能孕育出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任远强调说。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任远认为，面对人口格局呈现的新变化，应积极推进人口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相关政策体系的整体改革，从宏观到微观的人口政策需要适应性的改变，而在这一过程中，反而可开辟出适应未来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新机遇，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对此，冯文猛建议道，在短期，需要将重点放在改善劳动力素质，提升人力资本上，通过质量的提升对冲总量减少。同时，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提升劳动生产率，创造适宜老年劳动力工作的环境。
在长期，一方面，要通过生育政策调整和配套政策出台，使我国生育率能够逐步回归合理区间，促进新增出生人口的再度增加。从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入手构建措施， 消除居民生育一孩和二孩的后顾之忧，将现有政策框架下的生育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这涉及劳动力市场制度、教育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多方面内容的调整。与此同时，需密切关注政策放开后的实际进展， 根据实际演进情况调整预期，为政策的下一步调整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做准备。此外，要做好生育健康服务，确保当前和未来出生的所有孩子具备更高的人力资本，为中长期从人口大国向人口强国的转变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提升人群的有效经济活动时间，使当前定义为老年人的群体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变被抚养人群为提供抚养人群。
从数量型到质量型，当前我国正积极探索“人口红利”的转型路径。任远举例指出，比如可通过上述提到的对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力资本的存量开发，形成“老年人口红利”。此外，人口结构转变在带来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和社会抚养系数下降的同时，也相应带来了消费率和服务需求的提高，“消费和服务红利”便可发挥作用。
王朋岗表示，特别是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源配置”红利，就尚有潜力待挖掘。建议通过继续深化改革，破除影响人口和人才流动、创业的相关制度障碍，以优化资源配置，构成发展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