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与“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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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诸葛亮曾为蜀汉太子刘禅亲笔抄写了4部书籍供他学习,排在第一位的是《申子》,这部书在刘备后来留给刘禅的遗嘱中再次被提及。《三国志》在评价曹操时也说他“揽申、商之法术”,这里的“申”指的是《申子》一书的作者申子。申子和他的《申子》究竟有何高妙,以至于曾经受到过如此高的推崇呢?

传奇小吏

申子名叫申不害,出生于公元前385年,战国时期的郑国人,曾担任郑国小吏,《史记》说他是“郑之贱臣”。郑国后来被韩国所灭,申不害于是成了韩国人,仍是一名基层官吏。

如果在太平世界,申不害也许永远只是一名小吏,但处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时局的跌宕起伏成为一些人改变命运的契机。韩昭侯四年(前354年),一向与韩国有矛盾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了距韩国国都新郑不远的宅阳,面对大兵压境,韩昭侯和大臣们都感到束手无策。

这时,身为下层官吏的申不害挺身而出,他向韩昭侯献策说:“我执圭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人一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圭”是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申不害建议韩昭侯执圭拜见魏惠王,其目的在于示弱,申不害认为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由此更加骄傲自大,这样就会引起其他诸侯国的不满,他们会转而同情韩国。

申不害提出“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这当然有些冒险,但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韩昭侯还是采纳了申不害的建议,亲自执圭去拜见魏惠王。魏惠王果然很高兴,下令撤兵,还跟韩国约为友邦。31岁的申不害初露锋芒,就让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于是视申不害为重要谋臣,在做出重要决策前都要听取他的意见。

第二年,魏国又去伐赵,起因是赵国进攻了魏国的盟友卫国,魏惠王十分恼怒,派庞涓率大军讨伐赵国。庞涓率兵将赵国国都邯郸包围起来,赵成侯派人向齐国、韩国求援, 韩昭侯对此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介入魏国与赵国的纷争,于是问申不害该怎么办。申不害不了解韩昭侯的态度,担心贸然提出自己的看法惹来麻烦,就对韩昭侯说:“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

之后,申不害找到韩国能言善辩的两位臣子,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提出救赵和不救赵两个方案。通过试探,申不害发现韩昭侯本人倾向于救赵,于是正式提出自己的谏言,认为应当联合齐国伐魏以救赵国。韩昭侯果然采纳了申不害的谏言,与齐国一起出兵讨伐魏国,从而解除了赵国的危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几件事下来,韩昭侯发现了申不害身上具有的不凡才干,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治国之才,于是在公元前351年,拜申不害为相,使申不害这位“郑之贱臣”一跃成为韩国最有权势的臣子。

以“术”治国

申不害生活的时代与李悝、吴起、商鞅大体相当,他们处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时期。为适应新的形势,各诸侯国纷纷推行改革变法,韩昭侯看到李悝在魏国变法取得显著成效,十分向往,他任用申不害为相,主要目的就是利用他的才干在韩国也推行一场变法。

这一时期的改革家多属法家, 申不害也常被归为法家人物,但与李悝、商鞅等人强调“法治”不同,申不害的改革思想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归结起来就是“术治”。申不害认为,国家最大的威胁不是百姓而是乱臣,这些乱臣能“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所以为政之要不在于如何去治理百姓,而首先在于有效地治理和驾驭官吏队伍,“术”就是针对臣子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申不害所著的《申子》一书已失传,关于他主张的“术”,《韩非子》的解释可能最接近本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也就是说,“术”既包括根据臣子的能力授予他们官职、使他们做到名实相符,也包括君主对臣子实施考察和考核,通过这些方式和手段,使官吏队伍保持高素质和高效率。

申不害强调“行术修道”,突出“术”在治国中的作用,但他并不像韩非所说的那样排斥“法”,从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实践看,他也强调“法”的作用,只是在“术”与“法”二者中他的侧重点在前者。所以,申不害虽然也强调“法”,但没有像商鞅变法那样建立起较为完善和全面的法治体系,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中, 而更多地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和权力的统一,把“法”作为施行“术” 的前提条件。

对于申不害的这些想法,韩昭侯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当时韩国有段氏、公厘氏、侠氏等三大强族,他们挟封地以自重,申不害担任相国后首先整顿他们,取消了他们的一些特权, 没收了他们的部分财富,消除了国家的隐患。这件事完成后,申不害按照“术治”的思想大力整顿官吏队伍,重点加大了对他们的考核、奖惩和监督,使国家的行政效率迅速提升。

“术治”说起来并不复杂,但行使起来却必须做到“精细化”才能奏效。一次,韩昭侯派人出城巡视,回来后详细询问了他们在城外看到的情况,包括每一个细节,就连“南门外面有小黄牛在大路左边吃禾苗”这样的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韩昭侯之前曾下令在禾苗生长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他认为有关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下令给他们去查实并处理,官吏们赶紧去察看,赶走了那里的牛和羊,回来后向韩昭侯汇报了情况,韩昭侯发现他们没有提到南门外的那头小黄牛,于是让他们再去查, 这时官吏们才发现还有一头小黄牛,都大为惊叹,认为韩昭侯明察秋毫。

如此煞费苦心,其实也是“术” 的体现。“术”有“阳术”“阴术” 之分,“阳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之术,“阴术”指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两种“术”相结合,目的是更好地驾驭官吏,让每一名官吏都时刻小心谨慎,不敢玩忽职守。

弃本逐末

“术”与“法”有许多区别: “法”针对的是百姓,而“术”只针对官吏;“法”是公开的,唯有公开才能发挥效力,而“术”是隐秘的, 有一些只能通过揣摩去体悟。

申不害推行“术治”,确实使官吏队伍的执行效率大为提高,他趁机提出了整顿军备、加强国防等政策,比如将原先一些王亲贵族的私家兵也纳入国家整体武装力量中,加强对他们的训练,在管理中一视同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韩国军队的士气。申不害还鼓励农耕,强调“普天之下, 以食为本,以土为根”,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多打粮食,这些措施使韩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得到很大增强,《史记》总结说:“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 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从战国中期的形势看,韩国无论规模还是实力在群雄中都不具备明显优势,又处在列强环伺的中心地带, 在地缘战略方面处于四面受攻的劣势地位,但韩国最终也跻身于“战国七雄”的行列,这与申不害担任国相的15年中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但韩国兴盛的时间并不长,公元前337年,韩昭侯和申不害都逝世了,韩国随即出现了衰落,同是韩国人、也同样出于法家的韩非认为申不害其实也应负很大责任,因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 也就是过于强调“术治”而忽视了“法治”,韩非还认为“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也就是说在管理官吏时用“术”而不用“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吏队伍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其实申不害对这些问题也有过思考,当初有人劝申不害去秦国与商鞅一起辅佐秦国国君,但申不害认为秦国与韩国的国情不同,秦国是“穷弱之邦”,所以首要任务是变法和富民强兵,变法立制则是其最重要的任务,自己所擅长的“术”到了秦国就没什么作用了。但韩国的情况是民富国弱,贵族势力太大、官吏队伍过于散乱,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整肃官吏、强化集权,这就用到“术治”了,商鞅的“法治”如果来到韩国也会力不从心。

申不害的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 但他从根本上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夸大了“术治”的作用。“术”说到底只能算一种“领导艺术”,在战国那样的年代里,作为君主治国理政的辅助手段未必不可,这也是后世许多帝王青睐《申子》一书的原因,但将“术”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就会弃本逐末,短时间内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它无法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尤其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时间一长,“术治”所取得的成果就会递减或消亡,最终还得重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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